這一輪人工智能發展的熱潮是全球性的，自2016年谷歌公司的阿爾法狗在圍棋領域戰勝人類以來，各國政府均認識到人工智能技術在推動經濟和社會進步方面的巨大潛力，紛紛從國家層面制訂相關發展規劃并大力投入，繼美國2016年10月發布《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以來，日本、韓國、歐盟等紛紛跟進，從產業、學術研究、人才培養等方面進行中長期布局，微軟、IBM、谷歌、Facebook等大型技術企業均大力投資人工智能技術，而風險投資領域2017年在人工智能賽道上有1000多筆投資，累計近400億美元，其中中國占比約70%，同時人工智能技術人才奇缺，博士畢業在美國即可獲得數十萬甚至百萬美元的年薪，大學紛紛開設人工智能專業甚至人工智能學院，我國還積極籌劃將智能科學升級為一級學科，與人工智能相關的會議、學術活動和書籍數量呈現爆發性增長。而中國不僅在人工智能創業領域獨樹一幟，同時在學術上也邁進了世界第一陣營，2015年以來在人工智能領域各種權威國際會議論文數量、人工智能專利方面，中國已超過日本和歐盟等傳統發達國家和地區，僅次于美國，成為全球人工智能發展的重要領導者之一。
但是這一輪人工智能熱潮似乎與20世紀80年代初人工智能的復興有著驚人的類似之處，當時在經歷了長達十年的寒冬之后，由于專家系統在商業應用上的巨大經濟前景，以及技術上重新發現以神經網絡為代表的聯結主義研究綱領的重要價值，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初興起了人工智能在學術和產業化的熱潮，包括通用電氣、數字設備公司等在內的150家大公司1985年在內部人工智能應用上投入了10億美元，大學教授在風險投資的支持下紛紛創業，技術人才奇缺且薪酬不菲，每年出版的技術書籍種類達到20世紀70年代的10倍以上，而這一切又在日本發布第五代計算機計劃后更加繁榮，英國、歐共體也紛紛加入了這場國家之間的高科技競賽，但最終由于商業需求和技術上的困難，導致了20世紀80年代末這場人工智能熱潮的衰退，日本五代機計劃也已在20世紀90年代初宣布未達成目標而終止，大多數在風投支持下的創業企業紛紛倒閉。這次人工智能的冬天因為擴散到了社會和經濟的各個領域，影響極為深遠，以致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工智能”幾乎是一個貶義詞，一直到阿爾法狗的橫空出世，人們才重新發現它的神奇之處。
阿爾法狗的出現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其必然之處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數據資源、算法、計算能力和信息技術基礎設施方面的豐富積累，偶然性則是在圍棋這個傳統東方游戲中的成功竟然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由此帶來了人們在技術和社會效果上的樂觀主義情緒，一方面期待人工智能會在較短時間內取代人類的大部分勞動，另一方面也認為人工智能可以極大地提高社會生產效率，推動經濟進一步發展。
從當前的繁榮跡象來判斷人工智能是否會在不久的將來重復再一次的“冬天”，雖然不容易得出明確的結論，但也值得高度警惕。最近IBM的醫療人工智能部門沃森健康進行了大規模裁員，而且2018年以來風險投資領域對人工智能創業企業的投資大幅度下降，而2016年以來的創業企業絕大多數盈利遙遙無期，行業人士分析認為未來幾年人工智能創業企業將出現倒閉潮，這些都與20世紀80年代的情景極其相似，雖然不能說“冬天”會很快來臨，但泡沫的逐漸消散已經初現端倪。
對當前的人工智能熱潮可能發生下一個“冬天”的警惕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對人工智能內涵的理解并未達成完全一致，人工智能學科發展早期的“類人人工智能”與當前語境下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或人工智能2.0存在著重大差別，在大眾傳媒和科幻作品中，類人人工智能大行其道，并給社會帶來很多倫理和法律問題，而當前各國政府、產業和學術界發展的人工智能，由于信息環境、社會需求、理論基礎的變化，已經與類人人工智能相去甚遠，新一代人工智能并不以實現人類自身的自然智能為目標，而是基于社會需求導向，通過理論和工程實踐開發和升級傳統人工智能技術，使其在新的技術環境下，提高人類經濟活動效率，改善社會治理。如果仍然用類人人工智能的目標來看待當前發展，必然會產生實際效果與期望的差距，導致公眾失望并喪失對人工智能的熱情。其次，在于人工智能的產業化道路將會是曲折的，技術應用從來都不僅僅只是技術本身的問題，政府、企業、公眾、研究機構和資本之間的復雜博弈，將導致產業化過程中的種種不確定，何況人工智能當前在技術上還存在著很多困難，人工智能在過去主要集中在低水平模式識別、運動控制、統計學等方面，將其大規模地用于人類微觀和宏觀經濟、社會活動，技術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最后，這輪人工智能熱潮爆發具有偶然性，使得社會在倫理、法律、價值觀、制度等各個方面的準備尚不夠充分，例如技術導致的勞動力需求變化，以及社會治理中算法霸權對人文價值的漠視，都可能導致公眾對人工智能的反對情緒，從而使得人們對其喪失熱情。
那么如何未雨綢繆，為人工智能可能到來的下一個“冬天”做好準備呢?在筆者看來至少需要做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努力：首先，需要對新一代人工智能作出相對統一、準確的解讀，建立一個達成共識的技術愿景，這個需要媒體、政府和產學研各界的共同努力，從而設定出一個比較理性的期望值。其次，雖然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往往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介入，但從技術史的角度來看，在社會對技術的選擇和應用中，市場的自發出清機制更為重要，尤其是應用型技術更是如此，政府需要將注意力轉移到重大基礎研究和中長期的人才培養和教育體制方面，塑造開放、創新的科技環境。而不是過多介入產業鏈上下游的布局，技術產業化的道路是充滿風險的崎嶇之路，國家之間經濟競爭的決心和意志固然是保障，但技術創新的規律卻難以用計劃來把握，偶然性在技術革命中往往發揮著更大的作用。最后，需要建立一個人類與人工智能技術共生的友好環境，在大力保持技術開發和應用與相關的法律、倫理、教育、制度建設同步的時候，需要高度重視技術革命在社會治理方面給人們帶來的沖擊，力求讓技術的應用尊重包括傳統人文價值在內的整個人文文化體系，避免技術傲慢對人類基本價值觀的侵蝕，這樣才能使人類社會不僅在經濟上愿意開發和大規模應用技術，而且也能從自身的目的性上找到技術發展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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