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自動化中獲益匪淺
第一次工業革命(1760-1840年)從英國的紡織業開始，利用水和蒸汽動力實現機械化生產。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利用電力實現大規模生產，產生了許多現代化工具，包括內燃機和現代通訊技術。第三次工業革命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電子和信息技術被引入生產。今天，第四次工業革命融合了物理、數字和生物技術、機器人、物聯網、人工智能、3D打印和機器人軟件自動化。
自動化、人工智能和第四次工業革命帶來的創新正在滲透一切，無論是汽車、服裝、電子制造，還是商業流程、物流和醫療健康。創新給效率、生產力、速度和靈活性帶來的幫助是毋庸置疑的。這些創新可以使產品更安全，提高工業生產力，縮短全球供應鏈，使公共服務趨于個性化，更具預見性和參與性。
東亞的發展“奇跡”，從日本到“東亞四小龍”(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與中國內地，再到今天的馬來西亞、越南、孟加拉國和泰國，都建立在制造業技術之上。自動化與人工智能的出現大大提高了這些經濟體在制造業方面的效率。
效率的提高也意味著生產力的增加。在制造業中，亞洲公司花了幾十年時間才能趕上西方并與之展開競爭。而在數字經濟中，時間軸正在縮短，本土公司很快就可以主導自己的市場了。2016 年，亞洲的電子商務交易占全球B2C市場的 25%，中國和印度領先。東盟國家的數字商務規模較小，但2016年仍創造了1500億美元的收入。電子商務領域的頂尖公司包括阿里巴巴(中國)、騰訊(中國)和Flipkart(印度)，以及交通領域的滴滴出行(中國)、Ola(印度)和Grab(東南亞)。
自動化和人工智能還可以支持亞太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利益相關者可以合作探索對社會有利的應用場景。例如，無人機和衛星正在幫助亞洲農村地區運送醫療用品和人道主義物品，數據分析為救災工作提供了指導，精細化農業提高了農業產量，減少了有害物質的使用，而人工智能正在幫助科學家跟蹤和預測氣候變化的影響。
人工智能沖擊中低端工作
到目前為止，關于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的文獻主要關注對就業的潛在影響，但也提出了更廣泛的擔憂，例如發展中經濟“過早的去工業化”的前景，普通經濟增長模式(以勞動密集型、出口導向制造業等形式)的喪失，甚至人工智能等強大的新技術被濫用導致間諜和監視活動，或是利用算法驅動的社交媒體平臺傳播虛假信息等。處于行業核心的企業家甚至表達了對新技術力量的擔憂，包括特斯拉創始人埃隆·馬斯克(Elon Musk)、Facebook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
勞工組織、政府和經濟學家擔心，人類工人很可能會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被機器所替代，從而加劇不平等并加重貧困狀況。尤其是一些中低端的工作，是最易被取代的對象，而這些工作正是某些國家社會流動的引擎。紡織業為印度創造了 4500 萬個就業機會，占出口收入的 13%，自動化會威脅到其中69% 的工作崗位。孟加拉國是東盟中最大的紡織品、服裝和鞋類出口國，一旦原有的勞動力被機器所取代，失業情況可想而知。
目前，耐克公司正與制造商Flex合作，實現制鞋自動化，其在越南、印度尼西亞和中國的生產基地都可能受此影響。耐克的競爭對手阿迪達斯也在使用電腦針織、切割和增材制造等方式進行生產。這樣做不僅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在產品開發上還能具備更高靈活性，比如進行產品定制和實現高端市場的增長。
不僅是在制造業領域，亞洲各國在服務業領域的優勢也可能不復存在。通過機器學習、快速優化的語音和人臉識別準確度，在法律助理服務、行政管理、IT支持和客服等領域，客服自動化正在取代人工。尤其是印度和菲律賓。他們的優勢——英語技能和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可能都將無關緊要。主要的印度 IT 公司，如Cognizant、Infosys 和 Wipro，都宣布了自動化計劃;菲律賓貿易部相信，人工智能可以取代在業務流程外包(BPO)行業工作的 120 萬菲律賓人中的 50%。這意味著亞洲以出口為主導的制造業模式將結束，亞洲大量人口或將回歸貧困。
自動化和人工智能既能帶來福祉，又不可避免地產生負面效用——算法可以幫助預測疾病的爆發，也可能推動仇恨言論的傳播;自動化技術可以給學生作文評分，讓老師們專注于課程規劃和指導，但也可能意味著更少人情味和更多模式化。很顯然，各國需要對此加以監管，在數字經濟中明確禁止某些類型的活動或行為。但在亞洲各國，這樣的監管卻幾乎是缺失的，只有約30%的東盟國家在電商領域制定了隱私立法。
如何有效實現可持續發展
亞太地區要加速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應對挑戰刻不容緩。知識驅動的經濟需要數字基礎設施使企業可以高效地進行交易，并需要適當的約束來應對數據隱私或在線欺詐等挑戰。然而，數字并不永遠是國家和地區發展項目的核心。對東盟經濟共同體2015年藍圖進行的評估分析發現，在鼓勵地區數字數據流動方面亞太地區還需要更多的進展。
首先，需要通過投資來確保其隨時隨地都能接入高速互聯網，尤其是4G和5G網絡。《經濟學人》智庫的2018年互聯網包容性指數顯示，印度尼西亞(658.8%)、泰國(366.7%)和中國(244.0%)等地的4G覆蓋率快速提升。但同時也顯示出該地區其他地方的互聯網接入面臨很大局限，包括當地采取的公共措施非常有限，而互聯網接入方面的兩性差距也很顯著。其中，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印度、馬爾代夫和尼泊爾都處于全球排名墊底的位置。
此外，還需要考慮采取更嚴格的監管干預措施，在數字經濟中明確禁止某些類型的活動或行為。歐盟新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列出了數據隱私規范，并將根據這些規范處罰那些數據保護不力的公司，甚至可以禁止那些沒有表現出誠意且沒有適當協調運營風險的公司。政府確實很難將全部的行為加以考量，但可以與領頭的公司組成咨詢小組或以公私聯盟形式，根據實踐制定基本的行為準則，并為即將步入數字經濟領域的人們開展教育活動。
性別也是設計和落實經濟增長政策的過程中應該考慮的一項因素。經濟政策可以對性別差異產生積極影響;相反，未能在制定增長政策時考慮性別因素會加劇兩性之間的不平等狀況。一項針對31個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男女工人進行的研究發現，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技能與勞動力市場回報呈現正相關性，特別是對在數字密集型行業工作的員工更是如此。兩性工資差距之所以持續存在，也可以部分解釋為男性往往獲得了更多的STEM教育。
教育政策還需要關注21世紀所需的技能。教育是少數經過時間考驗的發展戰略之一，并且在人力資本文獻中被正確地列為優先事項。面向未來的經濟體會從早期的兒童教育和基礎教育開始，并一直延伸到對終身學習的促進。除了技術技能之外，還要重視對社會技能和創造技能的培養。許多亞洲低收入經濟體的教育改革都面臨資金短缺、教師培訓力度不足或實施過程不均衡等障礙。在這些情況下，教育會加劇不平等現狀，而不是消除這種不平等。政府應加大投資，給孩子帶來越來越好的教育，努力消除不平等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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