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革命中，人類的科技化正在變成一幅不同的圖景。不同于以往三次科技革命，在這場革命中人類不可避免地“涉入”以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主導的“新世界”。過去歷次科技革命的影響主要處于“人”這一“主體”之外，我們可以相對清晰地劃出“主體”與“對象”的界限。但此次革命及與之相伴的人類深度科技化不同于以往歷次革命，是一場人類“自身的革命”。
人的身體被“智能體”替代。如生化電子人(Cybernetic Organism，Cyborg)將智能感應器植入人體內，取代人的某些器官，甚至與人的神經系統進行連接;微型膀胱感應器可以讓脊椎創傷患者的膀胱“恢復”感知能力從而實現自主排便;有些智能眼鏡通過全息影像、擴增實境、語音與手勢識別成為“人工智能眼”，能夠替代人類眼睛的某些基本功能;“智能假肢”等也隨著生物材料的發展被更廣泛地應用。人的“機器化”“電子化”不可避免且前景廣闊。
人的認知和判斷被“智能”替代。人工智能根據現有有限信息對人類進行大量重復而同類型的“個性化推薦”，導致人們陷入“喜歡的—推薦的—喜歡的”自反陷阱無法逃離，切斷了人類對新鮮、陌生與異質世界的接口，對人類思想、認知與行為都將產生重大影響。人工智能將決定向人類(向某一個或每一個特定個人)“投喂”何種“精神飼料”;由于在具體智能(如計算最佳路線)上存在巨大“人—機”差異，我們幾乎找不到理由拒絕這種“推薦”，人工智能將以“最佳推薦”等方式深刻影響乃至基本替代人類的認知和判斷。這易于導致人類主體性、獨立性的削弱乃至喪失。
人的思想和意識本身被“智能”替代。由于人類的意識尚屬于“待解之謎”，“機器意識”一度被視為科學幻想。然而從功能上考察，機器完全可以以一種人類所不能理解的方式進行有效交流并且創造出相應的語言和其他交流方式(深層神經網絡學習已經出現了某種廣義的、人類所不能理解的“機器意識”)，這種或這類更適合人工智能的機器間的語言或“機器思想”，可能將以更廣的應用、更高的效率等優勢實現對人類意識的逐步替代。
人工智能革命及“人類深度科技化”的結果將模糊“人”與“物”的界限，將革新“人的智能”、帶來“智能的人”，并將革新“物的智能”、帶來“智能的物”。“智能革命”將引發倫理與社會秩序的重構，帶來全新的社會秩序。它具有“三個不”的特征：不可逆、不可測和不可分。
“趨勢不可逆”與“后果不可逆”：由于人類對發展、進步和效率的需求，智能革命的發生存在必然性，而且一旦發生就無法停止，能做的只是決定如何發展。智能革命是一種多維度、不可逆的革命，它將帶來政治—經濟—社會等復合維度的后果。由于智能革命對“人”本身的深度介入，智能革命過后的“人”甚至將不同于革命之前的“人”。智能革命具有突出的“后果不可逆”特征，“人類深度科技化”即是其“不可逆”的結果。
“技術不可測”與“未來不可測”：當前革命中，智能技術進入了新的集成階段：人工智能、機器人技術、移動通信技術、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相互融合，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技術集成不是多種技術的簡單相加，而是會產生“突變”“涌現”的智能體，從而改變智能演化的路徑。“技術不可測”以及技術的價值敏感、涉身性和放大效應帶來了未來的不確定性，從而導致“未來不可測”。人們對未來的判斷存在分歧：技術專家忙于解決具體的技術問題，此次革命的風險尚未在技術研究領域彰顯;而哲學家則由于缺乏實證的證據和對此類技術本身的認知隔閡而無法切入技術體系內部——這體現了在人工智能問題上，哲學家、科學家與工程師之間缺乏有效的交流。未來之所以“不可測”，主要原因在于“革命”的意義尚未充分彰顯，我們還不清楚應如何應對。
“主客不可分”與“人機不可分”：智能革命及人類深度科技化的直接后果是倫理與社會秩序的重構，應對前三次科技革命的經驗如“主客二分”“身心二元”“人機分離”等在“現代性”框架里的“歷史經驗”紛紛失效——無論是作為現象的描述，還是作為對規則的制定，都要求著某種“不可分”：“智能的人”和“智能的物”的界限將更加模糊，我們并非外在于智能革命，而是內在于其中。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超前地提出了適用于今天這場革命的命題“把主體看成實體，把實體看成主體”，智能革命的未來里，“主體”與“實體”可能并不可分。
由于人工智能革命和人類深度科技化的前述特征，我們需要一種全新的觀念主動迎接“深度科技化”。作為“智能革命”的最初動力和結果承擔者，我們不僅是觀眾，還是表演者，與新智能體共舞——改變世界的同時，也為其所改變。我們需要擁抱，而不是打砸人工智能這一強有力的工具，在這一新工具的幫助下我們可以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既然“未來不可測”，那么無需預測——我們只需把它創造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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