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的商戰中，與王石相關的寶萬之爭、與董明珠相關的收購事件都一度轟轟烈烈，有關管理層和股東之間的糾紛被熱烈討論；年底，90后美女創始人——“空空狐”的創始人兼CEO余小丹又“控訴”投資人周亞輝在其生病期間將其“踢出局”，掀起投資圈和創業圈的一陣波瀾……

對于許多創業公司來說，公司規模在不斷擴大的同時，創始人團隊的股份也在不斷被稀釋，如何保證創始團隊對公司的控制權就成為了擺在創始團隊面前的一個問題，1號店、真功夫等創始團隊就曾折戟于此。

但國外科技公司創始團隊對公司的控制權可謂稱的上典范。

例如扎克伯格只持有 Facebook 不到 30% 的股份，但是卻絕對控制這家公司，這主要得益于扎克伯格設立的雙重股權結構。按照Facebook當前的雙層股權結構，普通股分為A級普通股和B級普通股，其中一個B級普通股對應十個投票權，而一個A級普通股對應一個投票權，就是將普通股設計為不同的系列，以實現公司管理層股東對公司重大決策的控制權。其中，B級普通股就是復數表決權普通股，扎克伯格等Facebook的高管通過持有B級普通股來放大其對公司重大決策的控制權。

根據《經濟學人》早前一篇雜志，在2000年時美國總共有482家公司采用雙重股權結構，互聯網泡沫破裂后，2002年下降到362家，2010年有12家公司在IPO時采用該結構。也就是說，只有在公司業績出色時，股東才會接受這種獨裁的架構。

實際上Facebook采用這一架構正是受到谷歌的啟發，谷歌在上市時也是采用這種雙層結構——對外部投資者發行的A股有一票投票權，管理層持有的B股則有十票，佩奇和布林在2010年售股前擁有5770萬Google B股——約等于18%的Google流通股本和59%的投票權。

事實上，這種設置在科技公司里并不罕見。Alphabet 也是雙層股權結構。公司創始人佩奇和布林持有大約 13% 的股票，但是擁有超過 54% 的投票權，中國公司百度、京東也與之類似，這種設置的好處就是創始人團隊能夠始終對公司的發展方向掌握定奪權。

例如美國科技公司Zynga 自從 2011 年上市以來業績不佳，創始人兼首任 CEO 馬克·平卡斯(Mark Pincus)曾三進三出，雖然他只持有約 15% 的公司股份，但投票權超過 60%，始終牢牢控制著公司。

相對于這些科技公司，Snap的做法要更為大膽。通過引入三級股權結構，他們要去投資人更對公司充滿信心。招股說明書顯示，Snap股權結構分為三類：A級、B級和C級。除表決權、轉換權和轉讓權外，各級普通股是相同的。任何參與Snap首次公開招股并買入A級普通股的投資人都不被授予投票權。每股B級普通股享有1股投票權，有資格轉換為1股A級流通股。每股C級流通股享有10股投票權，可以有資格轉換為1股B級普通股。Snap的C級普通股持有人為公司創始人、高管以及董事。Snap指出，這種股權結構可能會拒絕其他股東支持的收購或并購提議，并讓公司創始人制定可能無法產生正面結果的長期戰略決策。

在中國公司中，百度和京東都是采用的這種架構，而京東創始人劉強東更是強勢，所擁有的B類股一票相當于二十票A類股票——劉強東持股只有18.8%（不含代持的4.3%激勵股權），卻據此掌控了京東過半數（51.2%）的投票權。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中國公司上市地都是在納斯達克，因為被認為可能會傷害公眾投資者利益，這種架構在包括內地和香港證交所等諸多納斯達克之外的交易所禁止。

相比通過雙層結構在股東大會中需求絕對控制權，阿里于2013年在香港尋求上市時，提出的合伙人制，也是希望通過協議的方式，保證創始人在董事會中的席位，從而保障他們在公司的控制權，但最終被港交所否決。

發行AB雙股的股權架構，往往被認為與公司法倡導的保護股東權益原則相違背。這成為投資者擔憂的因素，也是雙層股權制度和合伙人制度不能被廣泛接受的理由，在倫敦、香港等證券交易所已對此下達禁令，才使得阿里巴巴當初與港交所談判失敗，轉而赴美上市。

有爭議是好事，每種制度都有其存在的道理。某種程度上講，正是由于人們不斷地質疑、修正、更改、創新，市場才會更加完善，才能最大程度上保護投資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