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正在快速部署與建設低頻段的5G網絡。此時，觀察研究美國發布的3個5G高頻段頻譜規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美國急于在5G高頻段規劃
與配置領域扭轉頹勢
美國在3個5G高頻段頻譜規劃文件中，最先公布了相關的頻譜規劃;第二個文件則給出了推進5G頻譜劃分、優化5G高頻段頻譜使用的規定;第三個文件確定了頻段的使用規定，包括對單個運營商在規定頻段可以拍賣的總量限制、帶寬要求與衛星等業務的共存要求等。
美國FCC在發布的3個系列文件中，對5G寬帶服務、衛星和聯邦政府的頻譜使用，以及不同頻譜接入方式進行了平衡，以滿足多種使用需求。
這3個文件層層推進，步步細化，各項工作逐步落到實處。從中不難看出美國政府在強力推進5G發展中的焦慮感和環環相扣的緊迫感。
同時，3個文件也顯示，美國力圖再現其在5G高頻段頻譜國際話語權的迫切渴望。
頻譜規劃與配置將走上
分工合作、協商一致之路
斗轉星移，世事變遷，在今日的全球頻譜規劃領域，美國已經基本失去了一呼百應的號召力和在全球推進的強大動力。以國際電信聯盟(ITU)為主導、以協商一致為目標、以分工合作為手段的全球5G頻譜規劃配置方式，正在成為大多數國家所接受的優化選擇。
回顧歷史，我國頻譜規劃、配置與管理領域經歷了十分嚴峻的挑戰。
從TD-SCDMA為我國以自主創新的姿態爭得了進入國際標準“俱樂部”的地位和平臺，到TD-LTE在國際化大背景下有了更廣闊的舞臺，進而在5G領域實現從跟隨向引領的轉型，這正是我國在全球移動通信領域取得成功的生動寫照。
因此，在5G時代的競爭中，取得與國家戰略利益相符合的話語權，并在充分溝通與協商的前提下形成全球統一的頻譜規劃與配置至關重要。
在2016年5月召開的第一屆全球5G大會上，我國提出了“強化頻率統籌，依托國際電信聯盟，加強溝通協調，力爭形成更多5G統一頻段”的倡議，也是我國5G頻譜戰略的指導方針。因此，在5G高頻段的規劃戰略中，既要有緊迫感，更要有讓中國5G高頻段規劃融入全球體系，并努力實現從跟隨向引領地位轉型的舉措。
從全球對5G高頻段的研究和規劃情況來看，多個國家和地區均緊鑼密鼓地展開了深入研究。在各國加快研究與出臺5G高頻段規劃的大潮中，我國秉持協商交流、求同存異的原則，為5G高頻段的研究和規劃做出重大貢獻。
今年5月，在國際電聯5G毫米波特設工作組第五次協調會議上，中國根據參會預案，在多個重點研究案例中發揮了引領作用，共向大會輸入13篇文稿，均被會議采納并寫入主席報告。
目前，中國累計輸入文稿43篇，在多個案例中均率先給出研究結果。同時，我國先后向ITU-R TG5/1工作組提交5G高頻段兼容共存研究報告近30余份，其研究廣度、深度全球領先，持續發揮著引領作用，也顯示了我國在ITU中影響力的顯著提升。
同時，我國在5G高頻段的研究和規劃中貫徹協商一致、求同存異的原則。在今年4月亞太電信組織(APT)召開的2019年世界無線電通信大會(WRC-19)第三次準備會上，經過與相關國家的共同努力，亞太地區26GHz用于5G系統達成了初步共識，這是5G毫米波國際協調邁出的堅實一步。
管理體制與能力建設亟需提升
美國在頻譜資源規劃與配置領域雄踞全球之首多年，形成了完備且運行順暢的法律法規與規則體系，成為美國針對全球頻譜“熱點”及時發布頻譜規劃的有力保障。
而我國至今在移動通信領域沒有正式發布國家級頻譜戰略規劃，重大的頻譜規劃與配置，多以國家職能部門的通知形式，將頻譜直接配置給相關業務或單位與部門。
關于因頻譜規劃與配置而產生的戰略作用、布局與意義，皆散見于相關會議、總結、相關部門文件或領導講話中。
正是我國至今忽視國家頻譜戰略規劃的研究、制定、公布與推廣貫徹，才導致在頻譜規劃領域從跟隨向引領的轉型中難以形成全球引領者的能力與地位。
筆者認為，以國際上統籌5G頻譜規劃為契機，加快提升我國頻譜資源規劃管理體制與能力建設迫在眉睫。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