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聚合了政府、企業、組織、機構和個人等多元主體，技術、財富和權力等多種資源，網絡空間已經成為人類生存的新空間、發展的新驅動和安全的新領域以及大國拓展國家利益、輸出意識形態和建立戰略優勢的新載體，因此也成為大國競爭的新高地。大國網絡競爭體現了新時代的新特點，中國作為重要的競爭方，既介于競爭之中，又深受競爭影響。作為網絡大國，中國需要直面大國網絡競爭現實，審慎選擇維護網絡安全的戰略路徑，實現網絡強國目標。
一 大國網絡競爭的特點
大國網絡競爭本質上是一場綜合性的戰略較量，是大國戰略競爭最新、最集中的體現，其關乎國家的安全、發展以及大國權力升降和國際格局演變。大國網絡競爭的主角有中國、美國、俄羅斯、日本、印度、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大國，其中以中國、美國和俄羅斯為主線。大國網絡競爭在多領域、多層面和多維度展開，主要圍繞網絡話語權和治理權展開，話語權是外在表現，核心是治理權以及由此延伸的主導權。大國網絡競爭主要呈現出以下特點。
(一)網絡競爭手段靈活多樣
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發明者，是網絡技術、產品、服務和政策的領跑者和輸出者，也是大國競爭的挑起者和主導者。美國延續冷戰思維慣性，通過輿論抹黑、行政阻遏、立法設障和優勢壓制等手段，限制其他大國獲得新的戰略優勢。美國將中國視為威脅美國網絡安全的“敵人”以及竊取商業秘密和技術、侵犯知識產權的“小偷”，在國際輿論上抹黑中國。2013年3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托馬斯·多尼倫(Thomas Donilon)發表演講，指責“中國針對美國的黑客行為規模空前”，認為中美網絡安全問題已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優先議題”。①奧巴馬總統也簽署開支法案，禁止司法部、商務部、航空航天局和聯邦調查局等采購中國所有的運營或資助的企業制造或組裝的信息系統。與此同時，美國依據國內法，以國家安全為名對中國的華為、中興等公司進入美國市場層層設障、步步審查，采取歧視性政策。“國家安全”看守下的美國市場，出現了與貿易自由化相悖的貿易保護主義。②美國憑借先進技術和以占有市場為要挾，通過知識產權訴訟、反壟斷等手段，阻攔、遏制中國信息技術和產業發展，并對中國實施大范圍、多領域、不間斷的偵測，竊取政治、經濟、技術和軍事等重要情報。2007年年初，美國國家安全局啟動代號為“攻擊巨人”的項目，入侵中國華為公司總部主服務器，此后多年監控，并獲得了大量內部信息。2014年5月，美國司法部對5名中國軍官提起網絡間諜罪的刑事指控，開創以網絡間諜罪名公開指控外國政府公務人員的先例。2014年6月，美國又以網絡欺詐和洗錢為由，起訴俄羅斯黑客。中國針對美國的強勢壓制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措施，2014年5月，中國外交部先宣布中止中美網絡安全工作組活動，隨之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發布消息，“中國即將推出網絡安全審查制度，規定對進入我國市場的重要信息技術產品及其提供者進行網絡安全審查，對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產品和服務，將不得在中國境內使用”，③爾后，中國互聯網新聞研究中心發布《美國全球監聽行動紀錄》報告，列舉了美國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監聽的事實。④中美網絡信息技術企業及其產品在前臺、明面上按照市場規則競爭，美國政府居于幕后、暗地里設置壁壘出手干預，使得中美網絡競爭從非政治化、市場化轉向政治化、公開化。此外，歐盟多次展開對中國計算機、手機等信息產品的反壟斷調查，遭遇檢查或禁止參與競標的中國企業覆蓋電信、光驅和存儲等多個領域。美國對包括歐洲盟國在內的大國進行監聽以及各大國對相關網絡空間活動立法的沖突，表明大國網絡競爭手段各異，方式靈活多樣。
(二)國家戰略和政策影響大國網絡競爭程度
美國很早就出臺網絡安全戰略，政策指向明確。2000年，美國先后出臺的《保護美國的網絡空間：保護信息系統的國家計劃》⑤和《全球時代的國家安全戰略》，⑥是首次提出維護網絡安全的戰略性指導文件。2003年，小布什政府出臺《網絡空間安全國家戰略》，正式將網絡安全上升到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奠定了美國網絡安全戰略理念和行動的基礎。號稱“網絡總統”的奧巴馬上臺后新設網絡安全官，專門負責協調網絡安全政策。2011年，美國連續發布《網絡空間國際戰略》和《網絡空間行動戰略》，宣稱“不允許任何國家和組織及其個人在網絡空間挑釁美國，否則美國有權實施報復，必要時將訴諸武力”，確定了發動網絡攻擊的界線，加劇了大國網絡競爭的強度。中國維護網絡安全的政策方向明確、行動有力。2014年2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并召開第一次會議，習近平在會上提出了“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的重要判斷，表明了維護網絡安全的決心。如果說2013年是中國網絡空間戰略覺醒與啟蒙之年，那么2014年堪稱中國網絡空間戰略的開啟之年。⑦此后，作為對美國持續施壓和污化的回擊，中國采取了一系列強硬的行動，導致兩國關系出現緊張。2015年2月，美國出臺《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提出要綜合運用法律、經濟、外交和軍事手段預防和反擊網絡攻擊，激化了大國網絡競爭。2015年4月，奧巴馬簽署命令，規定對網絡攻擊實行經濟制裁。俄羅斯自2000年出臺《國家信息安全學說》后，2013年公布了《2020年前俄羅斯聯邦國際信息安全領域國家政策框架》，2014年公布了《俄羅斯聯邦網絡安全戰略構想》，逐步明確維護國家網絡安全的重點、原則和措施，政策指向清晰。2015年，美俄因烏克蘭危機關系緊張，兩國網絡政策針鋒相對，網絡較量不斷升級。2016年12月，普京總統簽署新版《國家信息安全學說》，明確保護重要的個人、社會和國家利益，重點應對來自國內外的信息技術威脅。2016年，連續出現國際奧運會網站被黑和美國總統候選人希拉里“郵件門”事件，當年底美國國土安全部和國家情報局發布聯合聲明，指責俄羅斯長期竊取美國重要機構信息，并對其實施破壞性網絡攻擊。奧巴馬也在不足一月離任之際，宣布對俄羅斯的制裁方案。雖然俄羅斯并沒有對等報復，但也為兩國未來網絡競爭留下了不確定的懸念。2016年11月，中國通過了《網絡安全法》；2016年12月，中國出臺了首部《網絡空間安全戰略》，為維護網絡安全、應對大國網絡競爭提供綱領性文件。英、法、德、日等國也積極跟進，發布各自的網絡安全戰略，⑧爭取網絡空間的優勢地位，增強各自的競爭能力，強化了大國網絡競爭的態勢。
(三)大國網絡競爭以集團的方式呈現
美國除了獨立發展自己的網絡攻防力量，還加強與盟國的網絡合作關系，建立網絡集體防御體系，阻止中國等新興大國通過網絡技術發展，挑戰支撐其霸權地位的高技術優勢以及由此帶來的戰略優勢。2010年11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首腦會議(北約峰會)在葡萄牙里斯本舉行，主要討論網絡空間安全對策。2012年，美國開始在北約框架下啟動“鎖定盾牌”網絡演習，重點演練應對全球網絡突發事件中的協調能力，促進聯盟網絡合作。2013年3月，美國領導北約發布《塔林手冊：適用于網絡戰的國際法》，界定了網絡空間國家主權和侵權行為準則，確立了有利于美國等西方國家的網絡運行規則，為發動網絡攻擊提供了合法依據。中國等新興大國和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國際網絡空間邊緣，聯合起來與西方發達國家競爭，力爭擺脫被動不利的處境。2011年9月，中國、俄羅斯、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等國向聯合國提交“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2015年1月，又提交了準則的更新草案，推動建立聯合國框架下的互聯網管理。2012年12月，國際電信世界大會首次修訂1988年制定的《國際電信規則》，該規則得到中國、俄羅斯等89個國家的簽署，卻遭到美國、英國等55國的抵制和拒絕簽署，雙方圍繞網絡管理權和主導權激烈交鋒。2014年，美國加強與歐盟在網絡安全領域的雙多邊協調與合作，同時強化與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盟國的網絡合作。美日外長和防長“2+2”會晤，確定合作應對網絡攻擊，新修訂的《美日防衛合作指針》也加入網絡合作的內容。美澳和美韓簽署的新軍事合作協議，均突出網絡合作的事項。2015年9月召開的第70屆聯合國大會，延續了此前不同國家集團對全球網絡治理立場對立的特點。中俄等國認為，網絡安全屬于全球事務，需要國際社會共同解決，希望在聯合國框架內盡早就網絡空間國際行為準則達成共識；美國則堅決反對在聯合國框架內行使互聯網管理權。2016年6月，美國和歐盟正式簽署了數據保護總協定；同年12月，該協定獲得歐盟議會通過。
(四)網絡競爭加入軍備競賽成分
美國對網絡的軍事價值認知最早、行動最早，且將網絡競爭引向網絡軍備競賽。美國最早提出網絡戰概念，最早建立網絡部隊，最早制定網絡聯合作戰規則。1989年，美軍就提出計算機病毒戰概念，之后陸續提出計算機戰、計算機網絡戰、網絡空間作戰等延伸概念。2005年《美國國防戰略》報告首次將網絡空間與陸海空天并列為第五大作戰空間。2006年、2008年和2010年，美國舉行“網絡風暴”系列演習，重點演練應對黑客對美國境內供電、供水和銀行系統展開的“閃電戰”，提高應對網絡攻擊的反應速度和能力。2016年舉行的“網絡衛士”演習，重點演練防止重要基礎設施遭遇毀滅性攻擊以及更好支援民間機構。2010年，美國成立網絡司令部，標志美軍啟動新的戰爭樣式推動實施戰略轉型。2013年初，五角大樓大幅擴編網絡司令部編制規模，人數從900人增加到4 900人，新成立40支網絡戰部隊。2014年3月，美國國防部《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提出將網軍從40支擴至133支，將網軍作戰能力列為七大軍事能力之首。⑨同時，美國加緊研發和列裝基于密碼破譯、漏洞利用、后門設置、無線注入、網絡阻癱和欺騙擾亂等網絡空間作戰武器，大幅提升網絡攻防能力。美國網軍已成為世界上規模最大、武器最多、技戰術最強的網絡戰力量。2015年4月，美國國防部公布《網絡空間戰略》，首次把網絡空間作戰作為今后軍事沖突的戰術選項之一，將網絡攻擊列為核心任務，突出威懾、進攻和同盟手段。2016年4月，美國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Ashton Carter)第一次正式賦予網絡司令部作戰任務，下令網上打擊“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名為反恐，實為練兵和威懾。卡特還透露要將網絡司令部升格為一級聯合作戰司令部，與六大戰區司令部和三大職能司令部同列，⑩釋放出一個值得關注的重要信號。美軍已將網絡戰作為混合戰爭的一種新類型，加強演練以適應未來集成網絡作戰。美國前駐阿富汗戰爭聯合司令部最高司令官戴維·巴諾(Dave Barno)認為，未來的戰爭由“硅戰爭”(即以網絡技術為核心，同時包括高度復雜的武器和新形式的犯罪)、“鐵戰爭”(即以傳統和非傳統的力量相結合的“混合”戰爭)和“影子戰爭”(即主要應對非傳統極端威脅的戰爭)等三種相互疊加的戰爭形態主導，應加大對“硅戰爭”的投入。(11)
英國、日本、俄羅斯、法國和印度等國也組建網絡部隊，加緊網絡武器裝備研發和網絡空間作戰理論研究，制定和完善網絡空間作戰計劃，舉行網絡戰演練，加強網絡攻防能力建設，網軍建設成為各大國軍隊建設發展的一個新亮點。2013年，英國成立隸屬于聯合作戰司令部的聯合作戰網絡小組，統一整合與網絡作戰相關的力量。2016年，又投入21億歐元啟動新的國家互聯網安全戰略，打造世界級的網絡安全力量。2014年3月，日本成立網絡空間防衛隊，負責網絡空間的情報收集、攻擊檢測、病毒分析和應對演練；7月，組建了網絡救援隊，將應對網絡攻擊納入自衛隊主要作戰任務。2014年10月，俄羅斯成立反黑客部隊，(12)旨在保護核武庫安全，加緊推進網絡實戰力量建設。2016年，法國成立首支網絡作戰部隊，計劃在2019年建立起2 600名的專業人員隊伍。印度也斥巨資加強網軍建設，組建了1.5萬人的網絡部隊。大國加快網絡軍備發展速度，擴大網軍規模，導致網絡軍備競賽加劇，大國戰略互疑加重。
(五)大國網絡競爭焦點突出
大國網絡競爭主要體現為兩大焦點。
一是網絡主權還是網絡自由，核心是話語權。網絡主權即在網絡空間的獨立自主權，網絡自由即網絡空間信息的自由流動。中俄等國認為網絡有邊疆、有主權，倡導推動尊重各國網絡主權、文化傳統和社會習慣，反對侵犯他國網絡主權、干涉他國內政以及煽動民族之間、教派之間和政治派別之間敵對情緒的行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認為網絡是全球公域，主張網絡自由，強調信息通暢和人權。網絡主權和網絡自由之爭，其實是現實世界不同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之爭的投射，網上網下一致，顯示美國以自由之名行強權之實，意在掌控網絡話語權。谷歌退出中國事件后，(13)美國反應激烈，希拉里一個月內兩次發表關于《互聯網自由》的演講，(14)指責中國、緬甸、伊朗、古巴等國是“實行網絡內容檢查、過濾的非民主國家”。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會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也隨即表示支持谷歌的行為，美國國會還專門召開聽證會，明確支持谷歌的做法。事實上，互聯網作為全球公眾信息平臺，早已成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傳播意識形態和輸出價值觀的新載體。美國等西方國家利用網絡對中俄實施西化、分化戰略，持續進行網絡顛覆活動，挑戰中俄網絡管理權和政治合法性，觸到了兩國的政治底線。俄羅斯將“意識形態攻擊”定性為非法，強力反擊美國的網絡滲透活動。最新、最突出的案例是，俄羅斯黑客介入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某種程度上是對美國長期進行網絡滲透和政治顛覆活動的大反彈。與此同時，美國于2016年12月通過了《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意在反制中俄和非國家團體對美國的宣傳和影響。
二是網絡治理一超獨大還是分享共治，核心是治理權。作為網絡技術的引領者、網絡行業規范的制定者，美國長期獨霸網域，目前依然一超獨大，與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立場、利益對立，矛盾尖銳。網絡空間全球治理中存在“政府主導型”和“多利益攸關方”兩種治理模式之爭。(15)中俄等國強調政府在網絡管理中的作用，主張網絡治理最好依托聯合國和國際電信聯盟。美國既反對政府控制互聯網，也反對聯合國等政府間組織獲得治理主導權，堅持多利益攸關方模式，實際上欲主導網絡國際規則的制定。2013年，斯諾登事件不僅削弱了美國在網絡空間的信譽和權威，更重要的是震驚了美國以外所有大國，因此也成為激發網絡空間治理討論的一個分水嶺。此前，美國和歐洲大國在國際網絡治理上屬于同道；此后，各大國包括歐洲大國提高了對美國的戒備，提出打破美國壟斷國際互聯網的主張。歐盟呼吁改變“以美國為中心”的互聯網管理現狀。2014年3月，美國宣布放棄對國際互聯網名稱和編號分配公司(ICANN)的管理權；2016年10月，美國商務部最終將管理權移交給“全球多利益相關方社群”，促進了ICANN的國際化進程，某種程度上也是大國網絡競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
(六)網絡競爭形態與大國網絡發展共進退同起伏
2010年之前，大國網絡競爭強度相對較低，基本維持在產業和技術等專業層面，一個重要原因是新興大國在網絡發展方面處于落后狀態，扮演著學習者、跟進者和參與者的角色。2007年，中國互聯網企業騰訊、百度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先后超過100億美元，(16)進入全球最大互聯網企業行列。2008年初，中國網民人數首次超過美國，位居全球第一，網民數量的增加及其對互聯網商業的巨大影響，尤其是互聯網企業的快速發展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正向促進作用讓美國產生了危機感，刺激大國網絡競爭向戰略層面轉進。此后，中美網絡競爭逐步升級，到2014年兩國網絡競爭達到峰值。據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CNCERT)抽樣檢測，2014年60天內源自美國的2 077臺木馬或者僵尸網絡控制服務器控制了中國境內1.18多萬臺主機。(17)同年，中國成為全球網絡數據資源主要的生產國和最大的消費國，網絡經濟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占比超過美國。(18)2015年后，中美網絡競爭轉向溫和多變，但美俄競爭趨向激烈。隨著中國網民突破7億以及中國網絡產業和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美國持續阻止中國互聯網和通訊技術企業的發展，中美網絡較量的力度和方式將出現新的波動。
綜上可見，大國網絡競爭激烈，但尚未出現失控的情形，保持了斗而不破、以競爭促合作的基本態勢。隨著大國綜合實力的變化以及網絡技術和網絡產業發展，大國網絡競爭的廣度和深度將會進一步加大，有可能趨向激化和復雜化。
二 大國網絡競爭對中國網絡安全的影響
大國網絡競爭從戰術層面上升到戰略層面，對中國網絡安全以及整體國家安全的重要性急劇上升，影響面也越來越廣。大國網絡競爭對中國網絡安全的影響是全方位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網絡意識形態角力 國內政治和社會穩定壓力加大
美國等西方大國雖然承認和贊賞中國的經濟發展成就，卻從未聲明過尊重和認同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發展道路。對中國來說，政治制度安全和政權安全是首要安全和不可觸碰的底線。鑒于總體上對中國崛起的戒備以及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批判，美國至今未放棄對中國實施“顏色革命”的企圖，持續進行網上滲透和顛覆活動。互聯網作為一種強大的宣傳工具，被美國等西方國家成功運用輿情快速集聚和裂變，順利實現了多國政權更迭。網絡已成為西方敵對勢力向中國滲透的主要渠道，防范難度加大。(19)美國不僅將中國作為意識形態對手，也視為網絡空間對手，在調動西方盟國對中國進行網上意識形態滲透的同時，通過網絡社交媒體推銷西方價值觀念，消解中國傳統文化，動搖中國現政權執政的根基。美國積極支持“法輪功”“臺獨”“藏獨”“疆獨”“港獨”等敵對勢力，組織專門的網絡滲透技術研究機構，幫助研發“翻墻”“破網”軟件，突破網絡監管，確保“人權”和“民主”活動人士進行不受限制的網絡顛覆活動。美國訓練“網絡活躍分子”，一直關注并通過網絡社交媒體煽動一些敏感和重要事件。目前，中國網絡上各種思想混雜，網民立場對立，民粹主義聲浪高、影響大，一些重大事件首先在網絡上曝光，受外部刺激、蠱惑，一些個體事件可能演化為群體事件，社會經濟事體可能演化為政治事件，對中國政府維護政治安全和社會穩定帶來雙重的壓力和挑戰。
(二)核心技術競爭加劇 面臨失去安全控制權的挑戰
大國網絡競爭，爭的是技術尤其是核心技術優勢。網絡安全主要取決于網絡核心技術技高一籌、謀高一等。美國網絡核心技術遙遙領先，中國至今在核心技術、標準和產品上尚未擺脫依賴國外的被動局面。新美國安全中心先后推出了兩份引人關注的研究報告：一份是2013年9月出版的《改變游戲規則：顛覆性技術和美國國防戰略》，一份是2014年1月出版的《20YY年：為機器人時代的戰爭做好準備》，強調下一代技術對美國維持軍事和戰略優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大國網絡競爭加劇帶來的技術競爭以及對知識產權的侵害，使得中國未來面臨極大的知識產權威脅和安全挑戰。美國公司是云計算的領導者，導致越來越多的網絡數據被托管在美國服務器上，使中國的數據安全受到直接威脅。微軟公司正式停止對Windows XP的服務支持，推出Windows 10，使得中國接連處于被動境地，有可能因技術上受制于人而喪失安全上的控制權。
(三)網絡安全產業競爭狼煙四起 網絡經濟安全面臨威脅
中國在網絡規模方面擁有優勢，支撐電子商務超常發展，但受大國資金、技術和市場等綜合壓力以及社會信息化發展水平限制，網絡經濟發展的阻力同時也觸目可見。美國“八大金剛”順利進入中國市場，深度滲透至電信、金融、石油等關鍵網絡基礎設施。其中，思科公司占據了中國聯通169骨干網約81%、金融業70%以及電視傳媒行業80%以上的份額，使中國經濟命脈被掌握，系統運行被控制，甚至存在被依令破壞的巨大隱憂。(20)中國企業“走出去”阻力重重，美國、印度等國以國家安全為名，對中國互聯網企業進入國際市場設限、置障，中國與網絡強國產業不對稱、不對等、不平等競爭的局面短期內難以改變，網絡經濟安全面臨挑戰。
(四)大國加快網軍建設 存在落入網絡軍備競賽陷阱的風險
網絡軍事化由美國引導和主導，大國網絡競爭又助推了這一趨勢，且激起網絡軍備競賽。網絡已成為戰爭的新平臺和軍備建設發展的新領域。據聯合國裁軍研究所報告統計，世界上已有近五十個國家先后建立了網軍。(21)中國反對網絡軍事化，但網絡軍事化現實已將中國推到了不得不應對、不得不軍備的境地。客觀上，中國面臨著來自國家、恐怖主義和犯罪團伙、個人等源頭不明且性質復雜的各類網絡攻擊，需要軍事上有所準備，但是作為網絡大國到底如何應對來自網絡強國的遏制和壓制，在軍事政策和行動上把握好分寸和尺度殊為不易。
(五)大國奉行雙重多重標準 網絡恐怖主義的威脅持續存在
大國因戰略利益和政策的雙重多重標準，導致在反恐問題上面合心不合、言合行不合，為恐怖主義滋生發展提供了空間。大國網絡競爭，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東突”之外許多未被認定卻對中國安全帶來現實和潛在威脅的恐怖主義組織提供政治、經濟和技術上的幫助，使得國際恐怖組織包括“東突”恐怖組織有機可乘，持續利用網絡串通聯動，有可能對中國實施各種形式的網絡攻擊和破壞活動。在打擊網絡恐怖主義進行網絡情報合作方面，大國有共識，但是缺乏行動，美國等西方大國合作相對緊密，卻對中國有保留、有防范，為恐怖主義網開多路、繼續發展留足了活動余地。
(六)大國網絡競爭持續 網絡安全治理生態復雜
大國網絡競爭主體多元，加之附著在其中的企業、機構和個人，使得網絡安全治理生態環境變得異常復雜。客觀上，網絡化帶來了權力的重塑和重構，網絡強國力爭保住霸權，而一些網絡大國則要求分享這一新空間的權力和利益。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發源地，長期以來壟斷互聯網核心技術、關鍵資源、硬件產品及其服務，阻止其他大國參與制定網絡空間游戲規則。中美在網絡空間基礎設施管理、網絡空間信息治理、網絡間諜活動規則、網絡恐怖主義應對與防護、網絡知識產權保護及信息技術產業合作發展等領域合作仍存在問題。(22)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仍然是網絡強國，奉行強權政策，限制包括中國在內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美國主導的網絡安全規則制定首先有利于美國網絡安全利益，滿足美國網絡安全需求，在議程設置上凡美國關注的可強行納入議程，其他大國關注的則被排除在議程之外，比如美國關注經濟竊密，遂將其設置為優先議程。所有大國都在積極開發和利用網絡空間，政策和行動跟進迅速，中國在其中的位置和利益主要面臨網絡強國的威脅，同時也面臨其他網絡大國的挑戰。
三 中國網絡安全戰略選擇
對中國來說，在網絡領域機遇與挑戰并存，如何利用好機遇、應對好挑戰是籌劃網絡安全戰略的重中之重。移動互聯網開啟的今天，中國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于近代以來第一次擁有了與世界同時展開科技和產業的趕超機遇，(23)存在著彎道超車的可能。中國網絡安全戰略目標已經確定，(24)未來網絡安全戰略選擇主要聚焦于破解以下四個問題。
(一)樹立什么樣的網絡安全理念
網絡空間安全理念植根于如何看待大國網絡競爭這一基本背景和如何應對中國日益復雜嚴峻的網絡安全威脅這一基本現實。從字面理解，“網絡”本身是一個錯綜復雜的存在，縱橫交織、維度多元，維護網絡安全首先需要先進的理念引領。網絡安全作為一個新的安全領域，始終是一個重要的且不時進入國家安全優先層級的戰略性議題。中國網絡安全戰略需要樹立全新的、先進的安全理念。先進的理念既是強大的外交工具，也是有效的安全工具。作為發展中大國、網絡大國，中國需清晰自己的角色和定位，正視競爭，正解競爭，習慣競爭并善用競爭，力爭在競爭中勝出。人性+國家性+網絡屬性，使得大國網絡競爭勢在必行，今天存在，未來更是常態。目前，中國基本上擺脫了學習者、跟進者甚至模仿者的角色，已成為參與者、建設者、管理者和制定者，需要改變慣性思維，主動參與治理權，限制霸權，建構并確立清晰的網絡安全理念。與其他大國相比，中國的歷史傳統、發展路徑、安全經驗和心理體驗等均不同，思想結晶和安全理念也相異。網絡安全理念事實上代表了中國的網絡世界觀和價值觀。中國提出的網絡安全理念必須在世界上具有代表性、影響力和示范作用，在國際網絡治理中能夠起到思想和價值引領的作用。2015年12月，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提出由“四項原則”和“五大主張”構建的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理念，(25)獲得了世界許多國家的共鳴。網絡命運共同體理念是一種基于網絡安全競爭現狀、對未來網絡安全預期的目標引領以及吸引大國合作共濟的價值引領，意在建構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該理念既是一個價值理念，也是一個行動理念。在價值層面，該理念主要表現為：一是秉持自由與秩序、自主與平等、開放與包容的精神。自由是網絡世界的通則，但條件是秩序，沒有秩序自由便是空談；網絡世界不是一言堂，不同國家需要平等相待；網絡世界需秉持開放的立場，不同文化和價值要相互包容借鑒。二是貫穿合作、分享和互利共贏的思想。網絡由科技革命引發，競爭是應有之義、應在之意，同時網絡本身的開放性和網絡安全的脆弱性、復雜性要求合作；網絡滲透到國家各個社會層面，需要貫穿分享主義的思想，并借助網絡的拓展性促進世界各國互利共贏，使網絡成為共商、共建、共用、共贏的新空間。在行動層面，該理念主要體現為：網絡安全領域出現群雄并起、大國競爭的活躍局面，需要遵循新出臺的《網絡空間安全戰略》，制定配套清晰的網絡安全策略和技術發展路徑，統一部署國內各種資源力量，協調國際安全競爭合作，通過頂層設計，促進大國網絡競爭保持在良性軌道，防止激化為對抗和沖突。
(二)選擇什么樣的網絡安全應對手段
在大國網絡競爭中，美國主導著競爭的方向和議程，中國總體上處于守勢，需要持續開拓、擴大作為的空間。大國網絡競爭手段可以從不同視角理解：從類別看，有技術手段、法律手段等；從領域看，有政治、外交、經濟和軍事手段等；從性質看，有競爭手段和合作手段。維護網絡安全須以性質為主，選擇競合相濟的手段，將硬性手段與柔性手段疊加融合。
硬性手段主要指競爭和斗爭。網絡競爭和斗爭的主要對象是網絡強國，除了核心技術、市場份額、網絡資源和網絡規則制定等方面的競爭，還有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政策上，需積極布局，做好力量和資源的優化配置。要利用好自己的優勢，打造與網絡強國抗衡的網絡能力。利用好優勢主要是通過資源優勢、市場規模優勢和后發戰略優勢，牽制、反制美國在網絡領域的強勢和強權。行動上，要有堅定而明確的舉措，及時預警、評估網絡安全威脅，嚴密監控各種來源的網上顛覆、破壞活動，有效應對網絡滲透、攻擊行為，爭取網絡競爭和斗爭的主動權。在國際輿論空間，作為網絡大國，堅持網絡主權原則，在國際網絡制度安排、規則制定和標準制定上體現中國的聲音、立場和利益，通過對國際網絡安全規則施加影響，爭取中國的話語權。
軟性手段主要指對話和合作。信息時代世界各國融于一網，網絡的脆弱性、技術的融合性、威脅的全球性等，使得大國網絡競爭不同于其他領域的競爭，決定了競合相濟，在競爭、斗爭中求合作、促發展。大國對網絡的依賴度高，潛在風險和現實威脅大，加之網絡邊界的模糊性以及打擊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等迫切需要跨國合作尤其大國合作。對大國來說，網絡安全的困局在許多方面是共有的、共通的。2013年4月，中美同意設立網絡安全工作小組，并于2013年7月舉行了首次會議，協調了雙方的立場和分歧。2013年6月，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在安納伯格莊園會晤，同意在網絡守則和法規等層面展開緊密合作，確立了兩國網絡關系的大方向。2015年9月，兩國元首達成共識，繼續加強中美在網絡領域的合作。2016年9月，兩國元首會晤再次肯定和確認了合作的大趨勢，高度評價了2016年6月舉行的第二次中美打擊網絡犯罪及相關事項高級別聯合對話成果。未來，中國可在現行安全框架下，持續加強對話和合作，牽制和消解美國的壓制和遏制。(26)中國與其他大國在網絡安全領域有更多的利益交集，存在著更大的合作空間。2014年4月和6月，中國、巴西建立了網絡空間多利益攸關方會議和世界互聯網大會機制，強調發展中國家的主張和立場。2015年5月，中俄簽署了《國際信息安全保障領域政府間合作協議》，強調關注通過網絡破壞國家主權和安全、干涉內政的威脅以及合作應對的趨向。此外，中國與歐洲大國的網絡安全對話合作也已經啟動。2016年6月，中英首次舉行高級別安全對話，就網絡安全和恐怖主義等重要議題交流了看法。中國還可以聯合俄羅斯、印度和歐洲大國，利用“一帶一路”戰略機遇，暢通信息絲綢之路，推動沿線國家網絡互聯互通和互利共贏，并商議簽署數據保護協定，拓展網絡安全合作的范圍和幅度。
合作的手段在國內只有一途，即軍民、政企、政民融合，實現軍警民一體協調，消除現有掣肘，合力應對網絡安全威脅和挑戰。軍民融合的方向已經明確，未來具體的行動措施需進一步明晰，擬可通過打造軍民融合示范區，增強先進技術、產業產品、基礎設施等協調發展。政企合作重在利益和權力的平衡分配，核心是挖掘、激發和保護私營大型網絡企業的積極性、創造性，建立起相互支持、配合的伙伴關系。政民融合主要體現為政府組織、調動和聯合民間力量，支持和引導各種民間網絡力量與政府網絡力量共同成長，建立相關技術組織和交流平臺，充分發揮廣大網民尤其是沉潛在民間的高手的作用，使他們成為維護網絡安全領域的生力軍。以上三個層面的力量，可依據威脅種類、不同議題和類型，發揮各自功能，凝心聚力，實現跨界融合創新，開拓新的領域，生成新的能力，建構國內網絡安全關系，共同應對復雜的網絡安全挑戰。
(三)鑄就什么樣的網絡安全能力
大國網絡安全競爭的核心是能力。網絡安全能力是軟、硬實力的相加，是中國綜合實力新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維護網絡安全的核心支撐。中國在政策法規、安全產業、技術發展和安全監管等方面取得了重要進展，但是基于日益復雜的國際網絡安全形勢，仍然面臨網絡安全能力不足的短板。(27)綜合來看，網絡技術創新能力、關鍵基礎設施支撐能力、網絡經濟發展能力、網絡治理能力、網絡攻防和威懾能力對維護網絡安全至關重要。如何打造以上五種能力，需要聚焦體制、技術、產業和人才四個層面。
一是加強體制機制建設。良好的體制機制可以確保各主體有效協同，各要素有機聯動，為提升能力提供制度保障。完善國家網絡安全體制，有效協調政府網絡信息主管部門、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電信企業、互聯網企業和網民的資源和力量，實現跨部門、跨行業、跨領域合作應對的局面。建立維護網絡安全的系列配套制度，比如關鍵基礎設施安全保護制度、重要數據境內留存制度、網絡產品和服務安全審查制度等。建立權威統一的國家和軍隊網絡空間領導指揮機制，統籌軍地資源人力。建立健全情報信息工作機制，軍政商三位一體、相互協作聯動的應急響應機制，協調各骨干網絡運營商和網絡應急響應機構開展網絡安全事件的預防、發現、預警和協調處置等工作，有效應急、應變。建立專家咨詢機制，關鍵基礎設施和信息服務的災難恢復機制，同時完善聯合打擊網絡犯罪和網絡恐怖主義的國內部門協調機制和國際協調機制，為維護網絡安全提供穩定的保障。
二是推動網絡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是能力生成的核心元件。技術關系國家核心競爭力，尤其核心技術內可富國強軍惠民，外可御敵制敵勝敵。網絡技術的發展，不僅改變了信息時代的社會形態，而且改變了國家的安全面貌。中國信息網絡技術經過多年發展，取得了明顯進步，但主要體現在應用軟件、用戶終端等下游領域，而處于上游的基礎信息技術研發和產品生產能力有限，尚未形成自主信息技術完整鏈。2016年10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體學習時提出，“要緊緊抓住核心技術、自主創新這個‘牛鼻子’，抓緊突破網絡發展的前沿技術和具有國際影響力的關鍵核心技術”。(28)核心技術如果不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很難改變整個攻防體系的落后狀態以及政策和戰略上受制于人的態勢。“網絡安全核心技術絕不能受制于人，否則就像在沙灘上蓋大樓，一旦遭攻擊就土崩瓦解。”(29)首先，應盡快制定網絡核心技術設備發展戰略并明確時間表。未來信息社會發展的深度和廣度不可想象，對網絡安全的影響也難以測度。中國需密切跟蹤研究大國網絡安全戰略新動向和網絡技術發展新趨勢，圍繞網絡核心技術，建立國家主導、軍隊核心、企業主體的技術創新體系，為網絡安全提供有力的技術支撐和保障，徹底擺脫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不安全局面。其次，推動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安全可控。真正的核心技術不是金錢能夠買來的，也不是市場能夠換來的，只能是自主創新得來的。從網絡安全技術方面，力爭做到“能預防，進不來，能預警，拿不走，打不開，讀不懂，自銷毀，會追蹤，保證據”。(30)技術創新的核心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研發出安全、可用、可信的網絡安全產品，形成網絡安全自主知識產權系統成果，提高國產設備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尤其在技術前沿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在標準制定和發展導向上擁有絕對的發言權以及由此衍生的規則制定權和網絡治理權。最后，推動已成熟的技術盡快轉入應用。沈昌祥院士認為，中國可信計算已經成為保衛國家網絡空間主權的戰略核心技術，也是世界網絡空間斗爭的焦點。可信計算技術目前已經成熟，而且在國際領域處于領先地位，需要加快推廣應用，確保既能實施網絡攻擊，又能有效監測和防護、抵御有組織、大規模、高強度的網絡攻擊。(31)
三是推動網絡安全產業持續快速發展。網絡安全產業是生成網絡安全能力的基礎。“互聯網+行動”已成為政府推動經濟發展的新政策導向和新支柱，網絡安全產業也因此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契機。中國網絡市場活力充沛，發展潛力巨大，從國防、交通、能源、金融等關鍵行業領域，到零售、電子商務等消費服務領域，在政府引導的前提下，以網絡安全需求為引領，利用市場運行機理，健全網絡安全產業鏈，構建領先的、強大的信息產業，推進網絡產業發展，增強網絡安全實力，有力支撐國家網絡安全。同時，政府應聯合在信息安全和網絡領域有技術影響力、產業號召力、發展競爭力的產學研用等公司、個人、團體和機構，壯大網絡聯盟力量，確保中國信息安全產業持續發展。
四是加快人才隊伍建設。優秀人才與經濟繁榮、安全穩定形成良性循環，而人才危機與市場危機、安全危機則形成惡性循環。中國擁有豐厚的人力資源以及網絡技術研發和應用的巨大潛力，但高科技人才短缺，尤其網絡專業人才缺口很大，(32)未來需要分領域、分層次、分類型，通過多種途徑和手段加快人才隊伍建設。宏觀上，人才隊伍建設要面向全球、全社會，在一些重難點問題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微觀上，人才建設需重點培養頂級網絡安全人才和創業家兩類。網絡安全人才屬于專業人才，需特殊技能，要在一些關鍵技術上獨辟蹊徑，形成支撐網絡安全的專業力量和團體。人才隊伍建設一要靠自建，二要靠引進。自建主要有賴于教育和投入，引進則需要建構良好的環境。引進主要是吸引留學生回國創業，(33)集聚外國人才加入中國研發和創業隊伍。
(四)如何進行網絡安全治理
信息革命正在強化21世紀的權力擴散，更大的能力和互聯性也造成了更大的漏洞。(34)與此同時，全球互聯網發展不平衡、規則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問題依然存在，互聯網發展與治理仍然面臨復雜問題和嚴峻挑戰，(35)對個人安全、企業安全和國家安全帶來了重大影響。美國等西方國家將網絡視為無主之地，屬“公域”；中國認為網絡有邊界，有“私性”。如何規范、管理國際網絡空間？國際上，缺乏普遍認可且統一的認知和行為準則，大國間圍繞網絡安全治理矛盾突出；在國內，中國網絡安全治理尚處于探索階段。對中國來說，網絡安全威脅具有相當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未來網絡安全治理可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展開探索。
1.國際層面
重點回答由誰治理、如何治理、如何利用網絡等核心問題。21世紀掌握制網權與19世紀掌握制海權、20世紀掌握制空權一樣具有決定意義。(36)制網權已成為制陸權、制海權和制空權的先決條件，爭奪制網權是大國網絡競爭的焦點。互聯網的基本屬性是互聯互通，萬物一網，從邏輯上講網絡安全治理應共商、共治、共享。美國通過傳統盟友強化聯盟治理，維持以美國為首、為中心的治理模式，至少確保其影響力和權力的比重大于其他大國。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要求各國共商共議，分享網絡治理權。2016年6月，中俄首腦在北京簽署《關于協作推進信息網絡空間發展的聯合聲明》，指出各國平等參與互聯網治理，支持聯合國在建立互聯網治理機制方面發揮重要作用，推動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聯合國互聯網治理論壇(JDF)已開啟第二個十年進程；聯合國信息安全政府專家組(UNGGE)也確認，包括國家主權原則在內的《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法準則適用于網絡空間，推動各國共同應對網絡空間安全威脅和挑戰，合作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
事實上，網絡的互通性、擴散性和無限性要求國際社會遵循一個相同的規則，既要遵守國際法律規范，又要遵守網絡技術標準，需要利益相關方共同參與，采取協商的方式共同治理網絡，維護網絡安全。美國強權控制網絡空間的客觀條件已經變化，中國需要通過與其他大國合作爭得治理權，積極參與國際網絡規則制定，限制和牽制美國的網絡霸權，推動形成廣泛認可、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互聯網規則。中國推動網絡空間治理的聯合國模式有一定的影響力，也代表了世界多數國家的立場，未來中國應進一步拉緊與其他大國的協調，強化和發展中國家的合作，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擴大網絡務實合作，由一些現實的、緊迫的網絡安全議題入手，逐漸擴大合作成果，促進國際網絡合作治理。國際規則發展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維護網絡安全的早期國際合作，最有希望解決由犯罪分子和恐怖分子等第三方造成的問題。(37)
2.國內層面
國內網絡安全治理可通過制度建設和立法兩條路徑達成。制度建設的核心是建立網絡安全審查制度，指向不僅對外，而且對內。網絡安全審查制度是國家應對網絡安全風險的必須手段以及參與全球網絡治理體系建設的現實需要。(38)近兩年，中國網絡安全領導機構采取了一系列舉措，用力大、見效快。但是，網絡的匿名性、開放性和泛在性技術特征以及網絡本身的去中心化、弱權威性和強個體化等屬性，使得網絡安全治理和網絡秩序維護的難度加大，對制度建設要求增高。網絡安全審查的對象既有一些國家政府和重要企業的網絡系統，也有個別組織和個人的網絡系統。相對而言，對個人數據和商業數據的管控需要慎重，對個別重點國家和機構的政治軍事數據需要深入和不間斷審查。按照國際通行做法，對信息網絡產品要有實行準入、安全審查、風險評估和使用追蹤等制度，重點審查產品的安全性和可控性，防止產品提供者非法控制、干擾、中斷用戶系統，非法收集、存儲、處理和利用用戶有關信息，對不符合安全要求的產品和服務，將不得在中國境內使用。對內，一個重要的前提是確保個人的信息和隱私得到充分保護，對企業和政府的大數據進行有效、可靠的保護，同時需要關照數據保護法律、安全標準、隱私政策以及用戶協議等多個層面的問題，重點解決“堵”與“疏”的關系，建立良好的網絡安全生態環境。國家網絡安全審查制度的實踐與展開是一個復雜的體系，需要構建包含政府部門、企業、智庫、非政府組織在內的“航母特混編隊”，或提供法律依據，或提供能力支撐，或提供技術保障，或提供輿論氛圍，分進合擊、協同配合。(39)
互聯網立法，究竟應該立什么法，應該在哪個范疇解決問題，存在很多不同認識。(40)中國已出臺涉及網絡問題的法律法規和規章超過800部，但與網絡直接相關的法律目前僅有4部，(41)仍存在頂層設計缺漏、覆蓋范圍不全、法規內容滯后甚至空白等問題。未來，中國需要建立并完善一系列配套的法律法規，重點關注和解決三個層面的矛盾和問題。第一，原有法律體系和網絡立法的關系。第二，現有法律法規完善的問題。第三，網絡法與國際法的關系。對維護國家網絡安全而言，傳統的法律框架已經陳舊、過時，難以滿足網絡形態下國家安全問題的需求，需要與時俱進對原有法律體系及其架構進行調整完善，比如未來可能需要對2015年頒布的《國家安全法》進行修訂，明確軍地相關部門的職責、任務；2016年1月1日實施的《反恐怖主義法》和2017年1月1日實施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也要有相應的修訂和增補。同時，鑒于網絡的分層性和網絡安全威脅的多樣性，網絡立法還需要從結構的層面去認識，進一步完善包括部門法和相關行業法規、標準在內的網絡安全法律法規體系。比如，大數據、云計算已經普及，許多云服務提供商自身安全檢測和風險預警能力弱，而且還直接依托國外云服務商或采用其核心架構，導致重大數據安全事件頻發，迫切需要數據安全立法。參照歐洲國家的先進經驗，(42)還應根據現實需求增補一些法律，比如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立法、軍民融合立法、網絡安全信息共享立法、軍隊參與網絡安全實踐立法以及網民行為立法等，明確維護網絡安全的邊界和范疇，賦予相關主體清晰的責任和義務，確保網絡安全戰略實施的制度化、規范化。2016年頒布的《網絡安全法》作為新生的法律條文，還需要與國際法體系中的一些重要法律條款對接，同時與一些大國建立起網絡法治共識。
四 結論
網絡作為一個新的競爭領域，具有高度且寬廣的聚合性、擴散性和輻射性，使得大國網絡競爭成為觀察大國戰略關系和國際安全局勢變化的一個新視角。大國網絡競爭基于對網絡認知、立場、利益和目標不同，導致戰略、競爭政策、手段和途徑也出現差異。大國網絡競爭既有技術競爭，也有經濟角力、軍事較量和附著在其中的政治較量，新興大國爭的是主權和發展權，發達大國爭的是霸權和控制權，主要爭的是權力、財富、資源和聲望。相對于現實世界的安全困境，網絡世界的安全困局剛剛顯示出來，需要進一步認真研究，尋找并提出一系列措施。目前，許多措施屬于探索性質，還需要經過實踐檢驗。中國作為新興大國、網絡大國，在理念、手段、能力等重要方面需要有持續的建樹和作為，而且依據信息社會的快速變化，保持相應的敏銳度、反應力和決斷力，在有效維護本國網絡安全的同時，為國際網絡安全治理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和行動參照。
感謝《國際安全研究》匿名評審專家和編輯部提出的中肯意見和建議，文中錯漏由作者承擔。
①“Remarks By Tom Donilon,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sia-Pacific in 2013’,” March 2013,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3/03/11/remarks-tom-donilon-national-security-advisory-president-united-states-a.
②張笑容：《第五空間戰略——大國間的網絡博弈》，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第139頁。
③《我國將出臺網絡安全審查制度》，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5/22/c_1110810914.htm。
④《美國全球監聽行動記錄》，新華網，http://www.xinhuanet.com/world/mgqqjt/index.htm。
⑤The White House,"Defending America's Cyberspace:National Pla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Protection," Version 1.0,January 2000,http://clinton4.nara.gov/media/pdf/npisp-fullreport-000112.pdf.
⑥The White House,"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for A Global Age," December 2000,http://www.bits.de/NRANEU/others/strategy/nss-0012.pdf.
⑦方興東、胡懷亮：《網絡強國——中美網絡空間大博弈》，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第8頁。
⑧2009年，英國首次出臺《英國網絡安全戰略》，2011年對該戰略進行了修訂完善。2011年，德國和法國也公布了各自的《網絡安全戰略》。日本于2006年出臺第一份《國家信息安全戰略》，2009年出臺第二份《國家信息安全戰略》，2013年發布《網絡安全戰略》和《網絡安全合作國際戰略》。此外，據統計，目前已有七十多個國家發布了網絡安全戰略。轉引自魯傳穎：《從全球網絡安全視角來看〈制定網絡安全法〉的意義》，光明網，http://www.gmw.cn/media/2016-11/01/content_22760145.htm。
⑨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of America,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March 2014,http://www.defense.gov/pubs/2014_Quadrennial_Defense_Review.pdf.
⑩六大戰區司令部是：太平洋司令部、中央司令部、南方司令部、北方司令部、歐洲司令部和“最年輕的”非洲司令部。三大職能司令部是：特種作戰司令部、戰略空軍司令部和航天司令部。
(11)[美]戴維·巴諾(Dave Barno)等：《硅、鐵和影子：三種戰爭將定義美國的未來》，載[美]《外交政策》2013年3月，轉引自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2013-03/25/c_124497576.htm。
(12)《俄羅斯戰略導彈部隊成立反黑客部隊保護核武庫》，人民網，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4/1016/c1011-25850702.html。
(13)2010年1月13日，谷歌公司宣稱因中國政府對其“強化政治審查”“發動網絡攻擊”“竊取知識產權”等，決定退出中國市場，引發了中美關于網絡主權和網絡自由的爭議。谷歌公司的網絡搜索引擎占全球搜索引擎70%的份額，基本控制了用戶的信息流向和內容。
(14)Hillary Clinton,"Remarks on Internet Freedom," U.S.Department of State Diplomacy in Action,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0/01/135519.htm.
(15)魯傳穎：《試析當前網絡空間全球治理困境》，載《現代國際關系》2013年第11期，第49頁。
(16)2007年11月，阿里巴巴公司在香港上市，市值超過250億美元，成為全球排名前五名的世界級互聯網企業。2014年，阿里巴巴公司在美國上市，成為全球市值第二大互聯網企業。
(17)轉引自傅瑩：《中國人與美國人之間的理解與誤解》，人民論壇網，http://www.rmlt.com.cn/2015/0925/403591_2.shtml。
(18)《去年中國互聯網經濟在GDP中占比達7%》，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10/29/c_1116979293.htm。
(19)方興東、胡懷亮：《網絡強國——中美網絡空間大博弈》，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2014年版，第157頁。
(20)葉征：《我國網絡空間的主要威脅和基本對策》，載《中國信息安全》2015年第11期，第32頁。
(21)《網絡安全：2016年呈現十大趨勢》，環球網，http://tech.huanqiu.com/news/2016-02/8547827.html。
(22)郭金石：《中外學者齊聚天津大學，研討網絡安全前沿問題》，天津大學法學院網，http://www.tju.edu.cn/law/xyxw/xyxw/201610/t20161018_286712.htm。
(23)周虎城：《讓法治成為互聯網創新與奔跑的壓艙石》，中國網，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6-10/17/content_39504733.htm。
(24)2014年2月27日，習近平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提出了建設網絡強國的戰略目標，描述了建設網絡強國的基本構想。
(25)四項原則，即尊重網絡主權、維護和平安全、促進開放合作、構建良好秩序。五項主張，即促進互聯互通、文化交流互鑒、經濟共同發展、保障網絡安全、互聯網治理促進公平正義。
(26)2016年6月召開的第八輪中美戰略和經濟對話達成的四項成果中，第一項“中美雙邊合作”，開頭就指出兩國重申不得從事或者在知情情況下支持網絡竊取知識產權，包括貿易秘密以及其他機密商業信息，以使其企業或商業行業在競爭中處于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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