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社交網絡成為人們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共享平臺。國內外普遍使用的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社交軟件已成為人們在線社交的主要交流工具。有研究調查了全球互聯網、社交網絡的使用情況，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全球網民達到34.2億人，而其中社交媒體用戶有23.1億人，相當于全球人口的31%。這表明社交網絡逐漸成為人們日常交往的主流途徑。

社交網絡中，交往對象的不確定性以及發布信息的隱私性，給用戶帶來了潛在的風險。與面對面交流中信息流失快的特點不同，社交網絡中用戶發表的信息是永久的、可復制的、可供搜索的。如果發表的信息被不法分子用于非法途徑，后果將不堪設想。因此，在社交網絡中發表信息有著特定的風險，這就對用戶的數字隱私管理能力有著更高的要求。斯蒂芬妮將社交網絡中的風險線索分為兩種：一種是關注者數量，分為大量關注者和小量關注者；另一種是信息類型，分為個人信息和非個人信息。根據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社交網絡的體驗，風險似乎隨著關注者數量的增加而增加，因為大量關注者存在不信任群體的可能。同樣，當用戶發表個人信息時，會有身份失竊的情況出現，潛在風險也隨之增加。

社交網絡用戶在進行數字隱私管理過程中，如何準確感知風險線索呢？莫爾指出，風險線索感知與個體高級的認知加工過程有著密切聯系。用戶在使用社交網絡過程中若能意識并準確認知風險線索，就會采取措施來提高社交網絡安全。生活中，社交網絡用戶會對關注者發布多種信息。但在社交網絡中潛在的交流對象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用戶可以通過隱私設置來選擇接收信息的對象。莫爾等人的研究發現，Facebook用戶對發布信息內容的記憶效果較好，但對潛在交流對象的記憶效果較差。比如，我們在微信朋友圈發布信息時，有時會設置可見對象，此時用戶對發布內容的記憶效果要好于可見對象。若社交網絡用戶能夠準確意識到該方面的記憶缺陷，就會采取相應的措施彌補該方面的不足，從而提高用戶的社交安全。這種意識過程實質上是由尼爾森提出的元認知監測過程。元認知監測作為更高級別的認知過程，能夠監測用戶在使用社交網絡時的行為以及認知。在社交網絡中，這種監測的過程實質上是指用戶能夠意識并認知風險線索的過程。

在斯蒂芬妮等人進行的實證研究中，研究者讓大學生參與一個虛擬的社交網絡交流情景。這個情景由20個虛擬的社交網絡頁面組成，頁面內容由關注者數量以及需要發布的信息類型組成。信息類型分為個人信息和非個人信息。個人信息是指自我描述性的或者自傳式的信息，比如你最喜歡哪種音樂類型？而在非個人信息條件下，只需描述德國小鎮明斯特的有關信息，比如明斯特這座城市的人口數量是多少？這些信息通過公開的途徑可以獲得。頁面中關注者數量以頭像圖片的方式呈現，有多少個關注者就呈現多少張頭像圖片。交流過程中，一組被試需要對大量關注者表達不同類型的信息，另一組被試則需要對小量關注者表達不同類型的信息。交流結束后在記憶測試中要求被試正確回答出對大量或者小量關注者發表了哪種類型的信息。結果顯示，當關注者數量增加的時候，被試的回憶成績顯著提高，且表達個人信息比表達非個人信息的記憶效果更好。這就說明風險線索感知能夠促進個體進行更加深入的加工，從而提高回憶成績。然而，上述實驗中關注者是以圖片方式呈現，研究者考慮到兩方面的缺陷：這與我們真實社交網絡中只顯示具體數字的情境不符；圖片本身會吸引個體更多的注意，這會對實驗結果產生額外的影響。針對該問題，研究者改進了實驗，將關注者的呈現方式由圖片改成數字，其他方面保持不變，但結果仍顯示被試對大量關注者發布信息的記憶效果更好，進一步說明被試的回憶成績確實是受到關注者數量的影響，而不是受呈現方式的影響。

研究表明，用戶在數字隱私管理過程中的風險線索感知與個體高級認知過程密切相關。當個體在社交媒體上發表信息時，如果能同時考慮關注者數量的大小以及發布信息內容的隱私性，在潛在風險增加的條件下，用戶則能對發布的內容印象更為深刻。這種風險感知的過程實質上會引發用戶采取更深入的信息加工模式。具體來講，在風險線索條件下，用戶會采取慢性的、分析性的、意識性的信息加工模式，從而提高用戶對信息內容的記憶水平以及元認知監測的執行力。此外，風險線索感知也能提高用戶的大腦覺醒水平，從而增強對風險線索的意識。

現實情境中，為提高社交網絡中用戶的數字隱私管理能力，一方面，我們可以考慮改進相應技術，比如技術人員開發相應程序使隱私界面設置更加明顯，便于用戶發表信息時考慮潛在的交流對象，從而使用戶更加謹慎地發表信息；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考慮采取有效手段來提高用戶的意識和認知水平，通過元認知監測的過程來幫助用戶減少潛在的記憶負擔。這種元認知監測過程并不復雜，用戶動動手指即可實現。比如，用戶可以在社交媒體端口以及百度中搜索自己，或者定期檢查有多少個新增的關注者等。基于這些元認知監測活動，社交網絡用戶會更安全地參與社交媒體交流。當然，用戶的隱私管理和表露信息需求會受到文化、年齡等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對于數字隱私管理規范“正確”與否的衡量，并沒有絕對的標準，只要在使用社交網絡過程中，用戶個人交流的需要與隱私保護需求相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