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距離蘋果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因數據保密性而引起的交鋒已然過去一年，而關于這個問題，雙方基本都未再向我們透露過任何信息。所以你可能會覺得一切都還好，是嗎?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一年前，聯邦調查局試圖強迫蘋果解鎖一款恐怖分子曾使用過的iPhone，引發了一場安全與隱私之間的大戰紛爭。一方面是蘋果這個巨型科技公司對未來的展望，憧憬類似于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所著《1984》中的環境(巧的是，在唐納德·特朗普總統的就職典禮之后，這本書再次成為了暢銷書)。另一方面是美國政府如果不能從手機中獲得重要信息，將有可能再次遭遇恐怖襲擊的威脅。

這一事件對未來的影響極大。據網絡安全專家表示，這一爭端將產生深遠的影響，從公民私人照片的隱私性如何，到各大科技公司在其他國家如何運營，都將意義深遠。

雖然雙方都信誓旦旦地準備上法院，但接著便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聯邦調查局突然表示，它不需要蘋果的幫助了，然后整個事件就逐漸在人們的關注中淡化。

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切都好。

而由于這次交鋒從未蔓延到法庭上，對于安全和隱私是否有優先次序的問題，我們也從未獲得過一個準確的答案。一年后，對于蘋果與FBI之間的這場公然對抗，唯一可以明確的是，一切都跟以前一樣模糊。而這一沖突近期也不會很快消失，特別是如果再發生一次恐怖襲擊的話。

錫拉丘茲大學法律學院的客座助理教授威廉·斯奈德(William Snyder)表示：“過去這一年算是錯過了解決這個問題的良機。這個問題依然存在，并未消失。目前的問題在于，當一切塵埃落定或再次面臨利益攸關的時刻時，我們是否會處理這個事件。”

去年4月，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梅(James Comey)曾談到一直以來美國是如何在隱私與公共安全之間的保持平衡，以及加密技術是如何打破這種平衡的。他表示：“強大的加密技術意味著，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執法生活，很快就將受到強加密技術的影響。鑒于我們的歷史和價值觀，那種認為應該有絕對隱私的想法，或是政府決不能干涉用戶手機的想法，對我而言是毫無意義的。”

與此同時，蘋果公司首席執行官蒂姆 庫克(Tim Cook)仍在繼續為支持強加密技術和保護蘋果客戶的數據努力。他上周在蘇格蘭格拉斯哥大學表示：“這并不代表我們正在成為一名激進分子，只是他們要求我們做的這件事，我們明確知曉它是不對的。因此我們只有兩個選擇，要么就一味聽從FBI的話，按他們的要求去做，要么就奮起反抗。而我們選擇了反抗。”

可之后又發生了什么呢?

我們先對整個事件做一個快速回顧：2016年初，美國聯邦調查局希望蘋果能為其開發一個可以解鎖賽義德·法魯克(Syed Farook)iPhone 5C手機的軟件，而法魯克正是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圣貝納迪諾市造成14人遇難的恐怖襲擊事件的嫌犯。

雖然蘋果幫助警方從法魯克是iCloud賬戶中提取了數據，但有些數據不見了。由于不知道手機解鎖密碼，聯邦調查局無法進入查看該手機。

2016年2月16日，美國地方法官謝瑞·皮姆(Sheri Pym)下令要求蘋果為聯邦調查局開發這一軟件。蘋果庫克以“這個要求太過分，會威脅到所有iPhone用戶的安全”為由拒絕了這一命令。他表示，如果繞過iPhone的密碼解鎖手機，將意味著為其iOS移動系統開設了一個“后門”，它將可以用來訪問所有的其他iPhone設備。

在接下來的幾周里，雙方在法律文件和公眾言論方面激烈開戰。直到庭審聽證會前一天，即3月21日，這場戰斗才嗚咽著結束了，因為聯邦調查局找到了一個可以解鎖這部手機的第三方。最終結果是，政府不需要蘋果的幫助了。

在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另案中，在涉及解鎖認罪毒販的手機時，最終警方也采用了類似的方式，即美國聯邦調查局找到進入iPhone的其他方式后，放棄對蘋果尋求幫助。

在這兩個案例中，聯邦調查局最初都曾表示，蘋果是唯一一家能夠進入iPhone的組織。但兩個案件中，聯邦調查局在最后時刻都在第三方的幫助下成功訪問手機。雖然政府當局并未指明是誰助其破解了iPhone手機，但之后有報道稱，在圣貝納迪諾案件中，是一家名為Cellebrite的以色列安全公司幫助了FBI。今年早些時候，Cellebrite遭到了黑客的攻擊，而這正是蘋果一直以來所擔心的事情。

前國土安全部官員兼網絡安全公司Redbranch法律和咨詢的創始人保羅·羅森茨維格(Paul Rosenzweig)表示：“我認為這個問題將成為一個長期爭議話題，而這次事件只是大戰開幕的第一槍。”

關于數據加密的爭論

歸根結底，蘋果和FBI這場交鋒的根結在于法魯克iPhone 5C中的加密技術。基于該技術，用戶訪問手機之前必須輸入一個密碼。即使調查人員復制了其硬盤，數據也仍是加密的。而如果調查人員輸入了10次錯誤密碼，iPhone手機內的數據將被摧毀。

科技公司和隱私倡導者認為，加密技術對于保護個人信息和通信而言至關重要。而政府和執法官員反駁道，加密技術有損他們調查犯罪和恐怖活動的能力。

蘋果與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對抗引發了普通消費者和國會對于數據加密這一話題的思考。而這也促使其他公司做出了行動。Facebook旗下是消息傳遞應用程序WhatsApp在去年4月初推出了端對端加密技術，這意味著該公司將無權訪問這些信息，政府當局也不能強迫他們屈服。

在蘋果與美國聯邦調查局對抗的同一時間，一份關于合理的加密法案的立法草案從兩個美國參議員那里泄露，兩人分別是來自北卡羅萊納的共和黨人理查德 伯爾(Richard Burr)和來自加州的民主黨人丹妮·費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該法案如果通過，聯邦法官將有權命令蘋果這樣的科技公司幫助執法人員訪問加密數據。屆時，要求科技公司為其產品開設后門將從本質上變得合法，而這正是蘋果所極力反對的。

喬治敦大學麥克多諾商學院商業和公共政策中心項目主任拉里·唐斯(Larry Downes)表示：“安全、隱私和法律專家達成一致是一個可怕的想法。這將意味著一切實際隱私保護的終結。”

5月下旬，這份實際并未提交到參議院的加密法案宣告死亡。自此，沒人再提出過其他加密法案。據Firefox瀏覽器制造商Mozilla表示，自今年1月起，一半以上的網絡流量現已被加密 。

然后呢?

雖然在這一事件中，蘋果或許并未重返法庭，但其他公司則不一定幸免。

在執法機關要求訪問存儲在云服務中的數據時，微軟和谷歌曾面臨過法律糾紛，而且在阿肯色州一個與謀殺有關的案件中，執法機關還要求亞馬遜為其發送Echo智能音響的錄音。微軟在法庭上獲勝，論據是在愛爾蘭批準前，它不應該交出保管在愛爾蘭數據中心的數據。不過，谷歌就沒有那么幸運了。本月早些時候，一位美國法官裁定，谷歌必須向聯邦調查局交出所需的存儲在海外的郵件。

西東大學法學院的法律教授David Opderbeck表示：“對于存儲在云端的非加密信息確實有一定的爭議，但政府想要通過《存儲信息通訊法案》(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這可能會引發更多問題。”

與此同時，蘋果將繼續加強其設備的安全性。去年8月，該公司推出了其首個“漏洞賞金(Bug Bounty)”項目，為發現其軟件漏洞的外部人員提供賞金。對其他科技公司而言，這是其長期以來的慣例，而蘋果此前僅由其內部人員執行檢查。如今該公司將為發現并向蘋果報告任何漏洞的人提供高達20萬美元的賞金。

川普這張“王牌”

特朗普總統是這一切的“萬能牌”。在加強執法機關的權利方面，預計他將比奧巴馬總統采取一個更為強硬的立場。

在線法律技術公司Rocket Lawyer的首席執行官查理·摩爾(Charley Moore)表示：“就數據收集方面而言，我只能預計新政府將比奧巴馬政府采取進一步的措施，預計將來甚至連私人企業也將不得不向政府分享用戶的保密信息。”

白宮方面并未就此予以置評。

在美國總統的競選中，特朗普反復抨擊蘋果沒能幫助政府破解iPhone這一做法。他表示：“他們以為他們是老幾?”還有一次，特朗普則呼吁，在蘋果幫助解鎖其設備之前，要抵制蘋果的產品。這真是前所未有。

2016年2月中旬特朗普表示：“他們必須解開那部手機。我認為安全……總而言之，我們必須解開它，我們必須運用我們的大腦。我們必須用一些常識。”

特朗普早期的一些舉措已經沖擊到了科技行業。他對七個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宣布的移民禁令引起了蘋果、微軟和許多其他公司的強烈抗議。他選擇的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的負責人阿吉特·帕伊(Ajit Pai)，很可能會取消大部分科技產業都支持的網絡中立原則。

特朗普也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該協定有一項條款規定，成員國中沒有哪家公司必須以提供其軟件源代碼為條件才能進入另一成員國的市場。McDonnell Boehnen Hulbert & Berghoff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約書亞·里奇(Joshua Rich)表示：“該條款將對于避免可怕的國外游行大有幫助，例如蘋果為反對聯邦調查局的搜查令而搞出來的游行。但由于美國退出了TPP，其他的TPP成員國將不需要對美國公司提供這些保護。”

競選時，特朗普使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使用過一個私人服務器這件事成為了一個關鍵的辯論焦點。而在1月下旬，他原計劃簽署一項網絡安全方面的總統令，但又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取消了這些計劃。

在白宮有特朗普、國會由共和黨控制的局勢下，十有八九將支持執行立法的法律。網絡安全專家們普遍希望，任何有關加密或隱私的事情最好快點發生，千萬不要像《愛國者法案》(Patriot Act)的例子那樣在被抨擊后發生。《愛國者法案》是在9·11事件發生后通過的法案，增強了政府的監督權力，造成了重大的隱私問題。

目前擔任調查和風險咨詢公司Kroll副總經理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前反恐官員丹尼爾·羅森塔爾(Daniel Rosenthal)表示：“由于我們已經經歷過一次災難性的恐怖襲擊，所以兩者間的天枰重重偏向了國家安全。而如果我們再遭受另一次(恐怖襲擊)，天枰很可能會再次遠離隱私和數據安全這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