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快速發展,給人類生產生活帶來深刻變化,也給人類社會帶來一系列新機遇新挑戰?；ヂ摼W發展是無國界、無邊界的,利用好、發展好、治理好互聯網必須深化網絡空間國際合作。”在前不久閉幕的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過視頻發表重要講話指出。

實踐中,正是為了應對網絡空間的威脅和挑戰,有關國家和國際組織積極開展合作,其中包括就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進行對話。

可以佐證的是,第五屆聯合國信息安全政府專家組會議聚焦網絡空間國家行為規范及國際法在信息通信技術領域的適用、信任措施等問題。上合組織元首理事會會議發表《塔什干宣言》,支持在聯合國框架內制定網絡空間負責任國家行為的普遍規范、原則和準則等。

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下一步,要積極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化進程,增強國內國際網絡空間法律和制度供給,加快網絡空間建章立制,讓網絡空間成為安心交流、交往、交易的凈土。

全球面臨嚴峻網絡安全威脅

互聯網在給每個人帶來便利的同時,也正帶給世界以威脅與創傷。

今年10月,美國東海岸網絡遭遇攻擊,導致大范圍網絡癱瘓。

今年6月,俄羅斯最大社交網站被黑,1.7億個用戶信息外泄。

今年4月,土耳其近5000萬公民姓名、身份證號、父母名字、住址等一系列敏感信息泄露。

2015年12月,烏克蘭電力部門遭到網絡攻擊,造成全國超過一半地區大面積停電。

還有震驚中外的“要塞”僵尸網絡,入侵全球500萬個人電腦及數十家國際金融機構,半年內盜竊5億美元。

據美國華盛頓戰略與經濟研究中心2014年統計,網絡犯罪每年在全球范圍內造成的經濟損失高達4450億美元,僅個人信息被盜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就達1600億美元,并且呈逐年上升趨勢,美、中、日、德等國家遭受的損失最為嚴重。

中國互聯網協會發布的《2016中國網民權益保護調查報告》顯示,從2015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的一年間,我國網民因垃圾信息、詐騙信息、個人信息泄露等遭受的經濟損失高達915億元。

“中國的網絡安全狀況整體不是特別樂觀。網絡安全不僅是單純的國防安全或者數據安全的問題,而是和經濟、社會、政治等都有所關系。”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支振鋒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在互聯網技術創新、社會應用及產業發展高歌猛進的同時,國際互聯網發展不平衡、規則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的基本態勢沒有變；個人信息泄露、侵害個人隱私、侵犯知識產權、網絡犯罪猖獗等威脅仍然嚴峻的基本現狀沒有變；網絡監聽、網絡攻擊、網絡恐怖主義等全球公害依然有待解決的基本格局沒有變。

“當前網絡空間的無序狀態如同眾多車輛在四通八達的道路上快速行駛,卻沒有統一的交通規則,任何一起交通事故都可能引發嚴重的后果。”有研究者表示。

支振鋒認為,現在的國際網絡空間,有規則,但是缺少法治；有治理,但是不夠公正。由此,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顯得非常必要且迫切,以建立平等參與互聯網規則制定的機制,增強全球互聯網治理的制度供給,最終實現全球互聯網共享共治。

積極參與制定全球網絡規則

2003年,全球信息社會峰會突尼斯會議舉行。

在此次會議上,國際社會首次就互聯網是否要治理以及如何治理等問題展開了激烈討論,這一討論的結果推動了聯合國秘書長設置互聯網治理工作組。

這被認為是世界尋求網絡空間國際治理的開端。

2013年10月,首爾網絡空間會議通過了《首爾原則》,認為包括《聯合國憲章》在內的國際法準則也應適用于國際網絡空間。

朱巍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在同一個互聯網時代,各國面臨同樣的威脅,比如網絡犯罪,比如網絡恐怖主義,針對這些共同威脅,各國有必要在尊重主權的基礎上相互協助,尋求解決方案,“可以在一些特殊領域優先考慮合作,比如共同打擊網絡犯罪”。

支振鋒表示,國際網絡空間要走向國際法治,制定公平合理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就要發揮聯合國及各主權國家的作用。

支振鋒研究發現,中國接入國際互聯網以來,不僅以驚人的速度發展成為互聯網大國,而且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積極參與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塑造與規則制定。

早在2011年的聯合國大會上,中國就與俄羅斯等國共同起草并提交網絡空間國際規則倡議——《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據悉,這是中國在聯合國層面推進全球網絡空間安全框架的有益嘗試。

2014年6月,在互聯網名稱與數字地址分配機構大會上,中國提出了互聯網邁向全球共治時代的“七點共識”,倡議通過建立彼此互信,達成全球統一的行為準則。3個月后,在首屆中國—東盟網絡空間安全論壇上,我國提出了中國網絡空間理念。

2015年1月,全球互聯網治理聯盟選舉新一屆聯盟委員會成員,在20名新委員中,中國有兩人當選。

支振鋒認為,習近平主席今年提出的網絡空間“四項目標”,更明確堅持以人類共同福祉為根本的理念,是構建網絡空間命運共同體的基本遵循,標志著國際網絡空間治理新格局正在加速形成。

支振鋒對《法制日報》記者說,當前網絡安全問題日益凸顯,盡快推動網絡空間規則的制定已經成為各國共識。上述解決問題的思路,切中了互聯網全球治理問題背后所存在的制度困境,為互聯網全球治理指明了法治化方向,為互聯網全球治理的法治建構提出了中國方案。

努力完善國內網絡安全法律

那么,國際社會應該建立怎樣的網絡空間國際規則?

朱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互聯網的國際規則應當有幾個基礎:第一個基礎是尊重國家主權,互聯網空間是國家主權在網絡上的合法延伸,所以尊重主權應該是互聯網國際規則的基本規則。第二個基礎是以平等為基礎進行合作,國家不分大小強弱,在主權上都是平等的,在制定互聯網國際規則時,各主權國家應該是平等的,個別國家不應該濫用互聯網技術優勢阻礙國際規則的制定。第三個基礎是可以在聯合國框架內通過多個平臺協商制定國際規則,在尊重國家主權和尊重各國政治、文化差異等的前提下,求同存異,通過聯合國等眾多平臺協商制定規則。

支振鋒勾勒的大致輪廓和原則是:

——堅持尊重網絡主權原則。這是互聯網全球治理的法治構建的邏輯前提,只有在尊重主權的前提下所實現的規則之治才是公平正義的法治化治理。

——增強全球互聯網治理的制度供給。為解決當前的互聯網亂象,需要在各方平等參與的全球互聯網交流平臺的基礎上,增強全球互聯網治理的制度供給,制定各種相關的網絡空間國際標準,包括網絡安全標準和網絡技術標準；制定國際規則,包括利益攸關主體的行為規范。

支振鋒的依據是,當今世界,中國網民數量大,中國理應肩負起網絡大國的責任和擔當。而且,近年來,中國在國內加強了依法治網、依法管網,大力推進網絡空間法治化。

就在今年11月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

4天后,中央網信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根據網絡安全法的規定,中央網信辦正制定個人信息收集規范標準,將更好地保護個人信息。

在支振鋒看來,這正是我國為推動制定網絡空間國際規則所做的準備,“打鐵先要自身硬”,只有建立和完善國內網絡安全立法、推動網絡技術發展,才能適應未來的國際規則。

支振鋒建議,首先我們要發展核心技術,改變“命門”被別人掌握的現狀,這是我們能夠改變網絡空間國際規則的根本。“比如電腦的CPU、操作系統等,關鍵技術都是由他國壟斷,不改變受制于人的局面,其他一切都免談”。

朱巍也認為要從技術方面做好準備,主要是信息安全、數據安全、敏感信息的保護,擁有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網絡技術,才能形成強大的物質基礎,“才能支撐得起很高的上層建筑”。

支振鋒說,網絡安全法已經通過,下一步,我們要對這部法律的相關規定進行細化,比如說,網絡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系統保護規則亟需出臺,但到底哪些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名錄則一定是保密的。

朱巍表示,網絡安全法的出臺,解決了我國規制互聯網領域缺少基礎立法的問題,下一步的任務則是確保法律的落實,為互聯網“大樓”保駕護航。

在朱巍看來,在互聯網領域,國內規則和國際規則有一個趨同發展方向,因此,國內互聯網立法形成的一系列制度,既是我國互聯網法律發展狀況的展示,也可以為制定國際網絡空間規則提供借鑒。

“我們國家正處于互聯網立法高峰期,關于互聯網新規的立法速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也填補了諸多世界性立法空白,比如網絡實名制、網約車制度等,為世界所關注。”朱巍說,“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開端,是形成國際規則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