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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移動互聯網大背景下，我國目前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對移動應用市場進行規范，同時，對上線的應用程序的安全審核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技術保障，諸多移動應用程序存在安全問題，充斥著各種病毒。”
“網絡安全工作在推進過程中，速度趕不上變化。對于網絡安全問題，往往是還沒有研究清楚的時候，隨著新技術的誕生，新的問題又產生了。”
“飛機掉了，火車撞了，電網淪陷全城沒電了，人們生活在黑暗之中，我們的社會還存在嗎？”2016年9月19日，在2016年國家網絡安全宣傳周上，剛剛榮獲“2016年國家網絡先進典型”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沈昌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網絡安全陷阱除了臭名昭著的電信詐騙外，更嚴峻的將是威脅到國家基礎設施，甚至國家安全。
這并不是危言聳聽。2015年12月23日，烏克蘭電網發生世界首例因遭受黑客攻擊而造成的大規模停電事故，烏克蘭首都基輔部分地區和烏克蘭西部140萬名居民家中突然停電。
據媒體報道，根據聯合國寬帶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發布的2016年版《寬帶狀況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底，全球將有35億人口用上互聯網，高于2015年的32億人，相當于全球人口總數的47%。而中國網民人數將達到7.21億人，為全球第一大互聯網市場。
但是，如此之大的市場其實也暗藏巨大的危機。2016年4月21日，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發布的《2015年我國互聯網網絡安全態勢綜述》顯示，2015年，互聯網應急中心發現的移動互聯網惡意程序數量近148萬個，且我國移動互聯網惡意程序數量連續三年呈現大幅增長態勢。
對此，杭州安恒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范淵解釋，在移動互聯網大背景下，我國目前缺乏相應的法律法規對移動應用市場進行規范，同時，對上線的應用程序的安全審核缺乏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技術保障，部分渠道甚至完全通過聚合方式推廣應用，導致諸多移動應用程序存在安全問題，充斥著著各種病毒。
“中國網絡安全還處于起步階段，可以說很不安全。”《中國信息安全》雜志社副社長秦安認為，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說網絡安全已成為重大的民生問題，直接影響日常生活和社會穩定。“推動依法治國和依法治網力度，就像防范洪水猛獸一樣，利用網絡報警、多方聯動等方式，為普通百姓搭起國家治理現代化和法制化的安全屏障。”
漏洞和攻擊
“實際上，政府網站才是遭遇攻擊的重災區。”
1994年4月20日，中國實現與國際互聯網全功能鏈接，正式成為互聯網大家庭中一員。22年來，網絡安全事件如影隨形，伴隨一次次觸目驚心的事故，逐步上升到了國家治理層面。
2014年上半年爆發的兩次網絡安全事故讓秦安記憶猶新。
第一次是“1·21全國DNS大劫難”。2014年1月21日下午3時10分許，國內通用頂級域的根服務器忽然出現異常，導致眾多知名網站出現故障，用戶無法正常訪問，部分地區用戶“斷網”現象持續數個小時，至少有2/3的國內網站受到影響。
第二次是2014年4月8日，黑客利用安全套接字層密碼庫（OpenSSL）爆出的安全漏洞，實時獲取約30%的以https開頭網址的用戶登錄賬號密碼，影響至少兩億中國網民。
吉林大學王奕飛《中國網絡安全戰略研究》一文中說，域名系統薄弱是制約我國網絡安全的主要原因。域名系統是互聯網運行的核心，域名解析服務安全與否直接影響互聯網的穩定運行。攻擊者的攻擊方式防不勝防，可以通過漏洞對域名解析記錄隨意篡改，還有的通過數據攻擊等方式致使域名系統崩潰。
在本屆國家網絡安全周的重頭戲——網絡安全博覽會上，作為我國互聯網基礎設施重要的建設者、運行者和管理者——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展示了“中國國家域名數據安全預警系統”，實時監控著互聯網的“神經系統”安全。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首席安全官胡安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安全穩定是該機構的首要任務，“如果我們遭遇攻擊，國內有半數以上的網站就會癱瘓”。
2013年8月25日0時06分起，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管理運行的國家.cn頂級域名系統遭受大規模拒絕服務攻擊，直至凌晨2時后才逐步恢復正常。據胡安磊介紹，當時黑客對國家域名系統進行超大流量攻擊，超過服務能力。“當時我們啟動國家應急預案，緊急擴容，增強服務能力。”
胡安磊說，經歷了這次“教訓”后，他們制定抵抗大規模攻擊的方案，從服務架構調整、擴容帶寬等方面進行完善，“現在完全可以抵御了”。
實際上，政府網站才是遭遇攻擊的重災區。黑客惡意地篡改地方政府網站程序，使該類地區成為網絡破壞的重災區。
據《中國網絡安全戰略研究》一文顯示，2013年我國遭受惡意篡改侵襲的網站數量在快速的上升，相對于 2012年來說，已經上升了一半之多，其中最為嚴重的為政府網站，其上升的數量與同期相比增加了近四成。被植入后門的網站也達到了七萬之多，與同期相比上升了45.6%。這其中的原因包括政府網站上投入的技術與管理有限，以及一些部門對互聯網的重視不夠，并且還有一些部門在發現問題后，沒有進行及時有效的處理，導致大量的網站容易受到二次攻擊。
“以前貼膏藥的形式肯定不行”
“黑客熱衷包括商城、支付系統、物流系統、供應商系統、銀行系統甚至第三方合作系統，而商城最受黑客青睞。”
在安全和成本之間拿捏平衡，是互聯網運行機構，特別是互聯網應用企業的“痛點”。
“以前往往是（互聯網公司、政府）信息化建好了，突然發現安全體系沒弄，然后補一塊膏藥，這樣肯定會出很多問題。”據范淵介紹，維護安全系統的高額成本是互聯網公司、機構的“心頭之痛”，其直接后果是導致安全漏洞像貼膏藥一樣貼上了，仍不安全。
某電商安全負責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該公司全年受到黑客試探、測試、攻擊達2300萬余次，而黑客“光顧”的領域包括商城、支付系統、物流系統、供應商系統、銀行系統甚至第三方合作系統，最受黑客青睞的則是商城。
該公司每年用于鞏固系統，保護用戶數據的費用占全年信息化投入的10%。該負責人坦言，數據安全是互聯網公司的命脈。“大數據時代，對我們而言，面臨著更嚴峻的局面，規模越大，壓力就越大。”
互聯網巨頭公司更夸張。百度安全事業部總經理馬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百度每天遭受的攻擊在1億次以上。安全的總體投入每年超過10億元，重點包括為用戶提供免費的安全產品、對黑客的打擊以及自身的安全防護。
2016年6月，百度云加速產品遭受連續的惡意攻擊，致使18個機房癱瘓。據悉，2016年7月初公安部門將犯罪嫌疑人抓獲。但因攻擊產生的帶寬防御費高達100萬元左右，百度損失慘重。
“黑客攻擊成本比我們維護的成本低得多得多，甚至不到維護的1%。”胡安磊說，假設黑客發動上述.cn頂級域名攻擊只需要耗費10萬元成本，那么“預防、維護這個攻擊，
需要投入1000萬”。
騰訊安全專家蔣偉鳴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重不重視安全跟企業理念和發展階段有關系，“安全是花錢的，高速發展的互聯網企業，會更重視客戶，投入非常大”，而剛剛成立的互聯網企業，主要精力集中在用戶。蔣偉鳴認為推動企業重視數據安全，國家頂層設計的規范顯得尤為重要。
“我們對安全投入是被動式的。”一位互聯網創業公司職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公司發展過程中，系統以及用戶信息安全的確不是最重要的，“畢竟企業要先活下來”。
而政府對這塊的監管，恰好也是“被動的”。防守、相持和反攻是我國建立網絡安全保護體系的三個階段，秦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總體來看，我國目前主要處于被動的戰略防御階段。”
在一次次安全事故中，“斯諾登事件”是將網絡安全上升為國家戰略高度最大“功臣”。
2013年6月，舉世矚目的“棱鏡門”事件爆發，前中情局（CIA）職員愛德華·斯諾登曝光美國政府對公民數據信息隱私權侵犯行為，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對信息安全的重視，加快自主可控的信息安全建設。
“可以說斯諾登給世界各國的網絡安全敲響了警鐘，也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網安事業的發展。”范淵認為，最大的舉措則是成立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堪稱中國網絡安全保護系統建立的“里程碑”。
“安全”要成為標配
“網絡安全工作在推進過程中，速度趕不上變化。”
2014年2月，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以下簡稱“網安領導小組”）成立，習近平擔任組長，李克強、劉云山任副組長，將網絡安全工作推到了國家層面。
據新華網報道，我國網絡管理體制由于歷史原因，造成“九龍治水”的管理格局。習近平在對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說明中明確表示，“面對互聯網技術和應用飛速發展，現行管理體制存在明顯弊端，多頭管理、職能交叉、權責不一、效率不高。”
對此，中央網信辦網絡安全協調局局長趙澤良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時承認，在此之前，很多部門在管理互聯網以及網絡安全中，弊端是出了問題發現沒人負責，而重大決策也沒人承擔，“多頭管理本來就是一種問題，成立領導小組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加強網絡安全治理的統籌協調和推進。”
據《中國網絡安全戰略研究》一文記載，1999年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管理暫行規定》，此后幾年我國也陸續出臺了《互聯網信息管理辦法》《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等網絡安全領域的法律和決定性條例，但我國現有的網絡安全法律體系中，專門的、針對性強的網絡安全法律法規相對較少，沒有將其進行系統劃分，而是將網絡信息安全、網絡經濟安全、網絡軍事安全等含糊籠統地規劃為網絡安全中。
另據媒體報道，《網絡安全法（二審草案）》已通過全國人大審議并于2016年8月4日完成公開征求意見，中國首部網絡安全法有望年內出臺，這將成為我國互聯網安全環境建設的又一重大事件。
其實，早在2003年，趙澤良就已開始推動成立網絡安全法工作，但“進展緩慢”“因為任何一部法律都要牽涉到很多方面，網絡安全牽涉到部門、企業以及社會個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力度和權力，難以推進”。
網絡安全法在歷經13年后終于有了實質性進展，這是趙澤良對于網安領導小組成立后，感觸最深刻的事情之一。“網安領導小組成立的第三年，（網絡安全法）就有實質性進展，相當不容易。”他說，從頂層設計上統一領導的力度，大大加強了協調力度。
不過，趙澤良也表示，網絡安全工作在推進過程中，速度趕不上變化。他說，對于網絡安全問題，往往是還沒有研究清楚的時候，隨著新技術的誕生，新的問題又產生了，“本來任何法律、標準甚至是任何政策都會滯后于技術的發展，網絡安全問題上就更突出了”。
“今后，對安全要加強法律、標準的要求，網絡安全要成為互聯網行業、政府網站的‘標配’，不達標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趙澤良說。
網絡安全治理的中國行動
“要集合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力量，共同建立國家級網絡信息安全平臺，共享數據和威脅情報。”
春江水暖鴨先知，從范淵的創業史折射我國網絡安全發展歷程。
2016年9月20日，范淵站在“2016年國家網絡先進典型”領獎臺上百感交集。他創辦的安全公司曾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2010年上海世博會、2011年廣州亞運會以及G20杭州峰會等重大活動提供安全保障。據范淵介紹，網安領導小組成立這幾年，公司的業務每年以50%的速度增長。而回想2007年創業初期，公司卻一度面臨倒閉。
2007年范淵回國創業，當時雖然信息安全行業有廣闊的市場，然而，行業的發展速度和市場份額的占有率，其實并沒有想象中的樂觀。直到2009年，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才成功簽下了第一個創投項目。
“隨著網安領導小組的成立，網絡安全法的推進，國家的政策，正在導向全民、各行各業對網絡信息安全的重視。我相信今后十年，才會是網絡信息安全真正發展的十年。”范淵說。
網絡安全治理進入國家行動，首先從各部門聯動治理開始。據趙澤良介紹，“中央網信辦”作為網安領導小組的辦公室，主要負責跨部門協調、綜合協調的功能。而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教育部等部門承擔網絡安全、管理、教育等重要的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如何更好地發揮他們的作用，一盤棋地做好網絡安全管理工作。”
此外，“我們要特別強調企業要以主人翁的意識提升企業的社會責任，維護數據安全作為天職。”趙澤良表示，在建立網絡安全責任制方面，除了強調政府責任，企業要承擔企業的責任。
2016年9月20日，南方周末記者在網絡安全博覽會上看到，百度、騰訊、阿里巴巴等互聯網公司為防止電信詐騙、保護個人信息安全等，展示出防偽基站、防網絡病毒入侵、人臉識別付款等創新性的安全應用。
而針對銀行卡被盜刷等備受關注的安全事件，中國銀聯表示已有最新的解決方案，其原理是通過使用密碼保護系統，使得每次交易不法分子盜取到的只是當次交易的臨時信息，而非真正的銀行卡號等信息。
“接下來，要集合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力量，共同建立國家級網絡信息安全平臺，共享數據和威脅情報。”范淵建議，通過數據共享，可以實現對海量數據的收集和分析，對一些敏感信息、違法信息、黑客活動進行有效跟蹤，及時將威脅情報、輿情、惡意網站等信息反饋給政府監管部門。只有通過多方合力，我們才能構建一個更加安全的網絡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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