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
人類正面臨全新的社會形態：監控資本主義。這是由超級公司主導的社會革命，通過大規模地改變人們實際行為，重新建構出社會真理和權力話語過程。互聯網是它的誕生地，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技術，讓這一切加速發展。Shoshana Zuboff 在文中深度剖析了這個時代的政治、公司和技術將會對我們的生活帶來怎樣的改變。
Shoshana Zuboff 是哈佛商學院，Emerita，Charles Edward Wilson 教授。這篇文章是為 2016 年在牛津大學格林坦普頓學院的演講所著。
比起谷歌的作為，政府監控已經顯得不足為道。這家公司正在創造一種新型的資本主義，一種系統、連貫、嶄新的財富積累邏輯，我們應該稱之為監控資本主義。問題是，我們真的只能坐以待斃嗎？
我們面臨的攻擊，背后的驅動力來自一種全新的資本主義形式--監控資本主義--所展現出的驚人胃口。
今年一月，谷歌超過蘋果成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企業，這是谷歌自2010年以來第一次排名第一 （當時兩家公司的市值都低于2000億美金，現在兩家的市值都超過了5000億美金）。盡管谷歌的領先只持續了幾天時間，這家企業的成功對互聯網世界所及的每一個人都昭示著特殊的意義。為什么？因為谷歌是一種嶄新的資本主義亞型的基點，這種資本主義對人類行為實施監控和修正，并從中牟利。沒有谷歌數字宇宙中那些神秘的高速電路，這種新型監控資本主義是難以想象的；谷歌的標志性存在就是互聯網及其后續技術。當全世界都把注意力鎖定在蘋果和美國中情局之間的情報紛爭時，真正的事實是那些監控資本家們已經開發出足以讓每一家國家級情報機構艷羨的監控能力。這種新型資本主義的秘密是什么，她們如何積累了如此驚人的財富，面對這種入侵勢力我們該如何保護我們自己？
“多數美國人意識到有兩種人群在這個國家旅行時會受到不間斷的監控。第一種是那些根據法庭判決，在腳踝上綁著跟蹤裝置，被迫接受監控的人。第二種則包括了所有其他人……”
一部分人肯定會同意以上說法，另一部分人則擔心這會變成事實，當然可能還有一部分認為這是胡說八道。這句話不是來自一本反烏托邦的小說，也不是來自某位硅谷高管，甚至不是來自某位美國國家安全局的官員。 這是某位汽車保險業顧問的評論，以回應所謂“汽車信息技術”以及那些正在使用或開發中的所謂的友好的系統所具有的驚人的、無所不及的監控能力。這個行業以對顧客的盤剝而臭名昭著，而且有明顯的原因對自駕駛車輛的商業模式情有獨鐘。今天，有關我們在哪里、要去哪里、我們的感受如何、我們說了什么、我們駕駛的細節、以及我們的車輛的狀態這些數據正在成為新的收入源，開啟了一種新的商業前景。根據行業文獻，這些數據用于駕駛行為動態實時修正，引發對駕駛人的懲罰（實時保險費率飆升、財務懲罰、禁足、引擎熄火）或者獎勵（費率降低、優惠券、發送金星用作未來的獎賞）。
《彭博商業周刊》評論說這些汽車系統可以讓保險公司從出售顧客駕駛數據中盈利，就像谷歌收集其搜索引擎的用戶信息并從中盈利一樣。Allstate Insurance的CEO希望這家保險公司能像谷歌一樣，他說：“現在有很多人在靠數據賺錢。谷歌看上去免費，但事實并非如此。你使用谷歌的時候，是在給谷歌信息，谷歌然后出售有關你的信息。我們能否、我們是否應該把我們從駕駛人那里搜集到的信息賣給各色人等，從而獲得額外的利潤？這是個長遠的玩法。”
究竟誰是他所說的“各色人等”，還有這個所謂“長遠的玩法”又是指什么？這個玩法不再是傳統的給您寄個郵購目錄，甚至不再是針對性在線廣告。這個玩法是出售接入您的日常生活實時情景的接口—您個人的真人秀，并從直接影響和修正您的行為中獲利。
這是通往嶄新賺錢機會的大門：那些想要成為您的目的地的餐館；想要為您修理剎車板的服務商；以及如同電影《急救警情》里那些試圖引誘您進入的商店。所謂的“各色人等”是那些想要從您的點滴行為中獲利的所有的人。所以，谷歌最近宣布谷歌地圖不僅會提供您搜尋的路徑，還將對您的目的地提供建議，也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
目標：大規模改變人們的實際行為
以上還只是一個行業在一個角落的一個窺視孔，而這樣的窺視孔正在象蟑螂一樣在迅速滋生著。在過去三年我做過的眾多采訪中，有一位首席數據科學家，來自一家備受尊崇的硅谷企業，該企業專門開發提升學生學習能力的應用；他告訴我：“我們所做的一切，目標都是為了大規模改變人們的實際行為。人們在使用我們的app的時候，我們能獲取其行為模式，區分其行為的好壞，并開發不同的方式來獎優罰劣。我們可以檢測我們提供的獎懲措施對他們的效果以及我們從中的獲利能力。”
需要提供一種有用有效買得起的產品作為經濟交換的必要基礎，這樣的理念正在過時。運動服裝企業安德瑪正在重新開發其產品，以成為可穿戴技術公司。這家公司的CEO也想要把公司變成谷歌那樣。他說：“如果說這個主意聽起來讓人不爽，就像那些廣告，因為你的網上瀏覽歷史，會在你上網的時候一直跟著你不時出現。但是我們要的正是如此，區別只是安德瑪跟蹤的是真實的行為，數據更加明確……能讓人們更好地運動可以讓他們更加需要我們的產品。”有關這種新的商業邏輯的例子數不勝數，從智慧伏特加酒瓶到互聯網化的直腸溫度計，以及基本上兩者之間的任何東西。高盛的一份報告稱之為淘金熱，一場獲取大量數據的競賽。
對行為數據的攻擊
這里，我們已經進入了處女的領地。對行為數據的攻擊是如此徹底，以至于它不再受隱私權的概念及其競爭的限制。如今，這是一種不同的挑戰，它威脅到了現代自由秩序的存在學和政治學的準則，這些準則是由自主決定的原則定義的，已經有幾個世紀，甚至幾千年的歷史了。我思考的事情包括，但不限于：個體的神圣以及社會平等的理想；身份，自主，道德推理的發展；契約的誠信性，獲得制定和履行承諾的自由；集體協議的規范和規則；市場民主的功能；社會的政治誠信；民主主權的未來。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將回顧歐洲建立“被遺忘的權利”以及歐盟最近失效的安全港協議，作為這一挑戰真實規模的逐漸推算的早期里程碑。
曾有一段時間，我們在國家及其安全機構的門口，提出了對行為數據進行攻擊的責任問題。后來，我們也譴責了少數銀行、數據經紀人和互聯網公司的狡猾行為。一些人將這些攻擊歸因于不可避免的“大數據時代”，仿佛是可以想象成數據天生就是潔凈無瑕的，數據懸浮在事實升華成真理的天宮之中。
資本主義已被監視
我得出了一個不同的結論：我們面對的攻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種全新類型的資本主義強大的欲望所驅動的，這種全新類型的資本主義是一種關于積累的系統分明的新邏輯，我稱之為監控資本主義。資本主義被一個利潤豐厚的監視項目所劫持，它顛覆了關系到資本主義的歷史成功“正常”的進化機制，腐蝕了持續了幾個世紀的供給和需求的統一，然而，不完美的是，它束縛了資本主義對它的人口和社會的真正需求，從而使市場民主的成果擴大。
Google 創始人 Larry Page
監控資本主義是一種新的經濟突變，它由數字化的極端冷漠的巨大的力量，金融資本主義的內在自戀，及其至少三十年來主宰著商業的新自由主義視野（特別是在英美經濟體），幾者秘密耦合孕育而來。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市場形式，在非法的空間生根和繁榮。它在谷歌首先被發現和加強，然后被 Facebook 采用，并迅速擴散到互聯網。網絡空間是它的誕生地，正如谷歌/字母表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里克 施密特（Eric Schmidt）與賈里德 科恩（Jared Cohen）合著的書中，他們在書的第一頁慶祝數字時代：“線上世界是不受地球法律約束的……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受統治的空間。”
當監控資本主義利用互聯網的侵入力量作為資本形成與財富創造的源泉的時候，就是現在，正如我所建議的那樣，也準備在現實世界中改變商務慣例。一個比喻是第二十世紀初遍及工業化世界的大規模生產和管理的迅速蔓延，但存在一個大問題。大規模生產與它的消費者和雇員的人口是相互依存的。相比之下，監控資本主義捕食對其依賴的人口，這些人既不是它的消費者也不是它的雇員，而且基本上不知道它的程序。
互聯網接入作為一種基本的人權
我們曾經逃到互聯網上尋求安慰和解脫，我們對于高質量生活的需求被第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遙遠且日益殘酷的行動所挫敗。在20年內，在馬賽克網絡瀏覽器被釋放到公眾容易訪問的萬維網之后，2010年BBC的一項調查發現，來自26個國家的79%的人認為互聯網接入是一項基本的人權。這就是我們進退兩難的境況。如果沒有互聯網接入和互聯網技術，我們幾乎無法想象有效的社會參與，從就業，到教育，到醫療，即使這些曾經繁榮的網絡空間下降到一個新的、剝削更加嚴重的資本主義制度。這些都會快速發生，無需我們的理解和同意。這是因為現在和以后，政治制度的最尖銳的危害已經很難把握或推理，這些危害被極端快速的周期所模糊，被昂貴的和難以辨認的機器操作、隱秘的企業實踐、巧妙的修辭誤導、蓄意的文化亂用所偽裝。
馴服這一新的力量取決于細心的命名。這種共生的命名和馴服，在艾滋病研究的近代史中被生動地說明，我將其作為比喻。30年來，科學家旨在創造一種疫苗，它遵循早期治療的邏輯，訓練免疫系統產生中和抗體，但越來越多的數據揭示了艾滋病毒意料之外的行為，它向其他傳染病模式發出了挑戰。
艾滋病研究的比喻
這種潮流始于2012年國際艾滋病大會，當時提出了新的策略：依靠對于罕見的血液能產生天然抗體的艾滋病毒攜帶者的深刻的生物學理解。研究開始轉向復制這種自接種反應的方法。一名重要的研究者宣布：“我們知道現在面對的敵人，所以我們有一些處理這個問題的真正的線索。”
對于我們來說，每一個成功的疫苗始于對于疾病的深刻理解。我們往往依賴于心理學模型，詞匯表，以及從過去的教訓中吸取的經驗工具。我正在想20世紀的極權主義的噩夢，資本主義的壟斷掠奪的繁榮時代。但是我們開發的那些對抗早些時候威脅的疫苗并不足夠甚至不適合我們去面對新的挑戰。這就像我們在光滑的大理石墻上扔雪球，只能看到它們滑下的外表，留下一個浸濕的印記：這里一個好的薪酬，那里一個經營的彎路。
進化的盡頭
我想說清楚的是監控資本主義并不是信息資本主義的唯一現存模式，也不是未來唯一的可能。但是，隨著監控資本主義快速的資本積累以及制度化過程，它已經成為信息資本主義未來的默認模式。我想提的問題是，監控資本主義會成為我們時代資本積累的主要方式么？或者說它會是資本主義進化的盡頭么，就像是資本主義中的齒鳥？它的有效疫苗是什么？
這個疫苗依賴于很多個人、社會、法律的完善。但是我相信如果沒有一個對于這種新制度是如何將投資成功的轉換為資本的清晰解釋，我們是無法對抗這種“疾病”的。這也是我明年早些時候將要出版的新書《奴隸或者主人：一場有關我們信息文明之魂的戰斗》所主要關注的。在本篇文章中，我也將分享一些我關于這個問題的觀點。
占卜和銷售
新的經濟邏輯和他們的商業模型被人們在某一時刻發現，并且在試錯過程中被不斷完善。福特發現并規范了批量生產方式。通用汽車通過大規模專業化的管理使批量生產成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在我們的時代，谷歌對于監控資本主義就相當于一個世紀前的福特、通用對于批量生產和工業管理資本主義。他們發現、創造、開闊、規范方法、指引從業者并且是傳播中心。
具體來說，谷歌是一個從占卜和銷售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經濟邏輯的母體和典范。占卜和銷售是一個古老并且一直存在的商業模式，它迎合了人們從誕生之初便具備的對于不確定事務的確定性的探索。奇怪的是，不確定性中的確定性既是人類焦慮的源頭，也產生了很多的成果。它使人們產生了對于信任合作、社會組織、家庭紐帶、法律機構、合同權利義務、自由意志的強烈需求。當我們消除了不確定性，我們也就放棄了聽從他人安排以面對未知未來這種人類長久以來所形成的社會制度。
偶爾和廣告相關
大部分人相信谷歌的成功在于它的廣告系統。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谷歌在資本市場和利潤上面快速的成長很少一部分歸功于廣告。谷歌的成功來自于它預測未來的能力，特別是行為的未來。我的意思是：
從一開始，谷歌就會收集用戶的搜索行為數據作為一個搜索活動的副產品。開始，這些數據被認為是浪費和不易存儲的。最后，這家年輕的公司開始懂得利用這些數據來訓練并且提升他們的搜索引擎。
關鍵在于：給用戶提供好的搜索結果“用光”了用戶無心提供的行為數據的價值。這是一個完整的自包含過程，用戶自己養活了自己。所有用戶創造的數據的價值反映到了用戶在搜索過程中的使用體驗。在這個循環中，沒有什么價值是留給谷歌去創造資本的。只要利用用戶的行為數據和提升搜索引擎需要的數據量之間大致均衡，向用戶收費將會是不明智的。谷歌很酷，但是這還不是資本主義，只是很多的網絡初創公司宣稱的“好球”但并沒有收益。
行為數據使用的轉變
2001年dot.com的破產使得更多投資者給了谷歌更大壓力。那時廣告商選擇搜索的頁面去刊登廣告。谷歌決定嘗試通過使用它們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去解決一個廣告應該投放的對象和廣告定價問題。這意味著谷歌最終改變了它們使用行為數據的方式。現在，這些數據也會被用來匹配廣告。谷歌通過關鍵字以及那些只有通過強大的分析能力分析行為數據才能揭示的細微信息來投送廣告。
現在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這個轉變是歷史性的一刻。這些曾經被丟棄和忽略的行為數據被再次發掘，我稱之為行為剩余。谷歌在匹配廣告上面戲劇性的成功展示了這些行為剩余如何轉變成為實際利潤以及最終將投資轉變成為了資本。行為盈余成為了改變游戲規則的零成本資產，他從提升服務品質的作用轉變成了真正的市場商品。這個過程的關鍵在于這個商品并不是直接賣給消費者的，而是其他公司可以通過這個商品（行為盈余數據）知道如何從消費者以后的行為中賺錢。在這個新環境下，用戶不再是自我包含的，相反他們變成了一種新的市場環境下的獲利方式。他們既不是買家也不是賣家更不是商品。用戶是這種新工業體系中免費的原材料供給者。
看到世界的本源，通過谷歌眼鏡
盡管已知這些事實，但是這種體系的重要性還沒有被完全理解和理論化。剛剛發生的一切只是對于一種令人驚奇的商業現象的發現。這個現象將是一系列需要逐步規范化和理論化的監控資本主義經濟邏輯中的一個。就像是一個有著自己時空物理法則的星球被發現，那里一天有67個小時、翠綠色天空、倒立的山脈、干燥的清水。
寄生式盈利
等式：首先， 推進更多的頻道、服務、設備、場所和空間對于接近不斷擴張的行為盈余是必要的。用戶是提供免費人性化資源的源頭。
其次，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和數據科學對于持續算法改善的應用構成了一種極度昂貴、復雜和獨有的21世紀生產方式。
第三，新的制造方式將行為盈余轉換成一種行為預測型產品。
第四，這些預測型產品被賣到一種新型的元市場，僅根據未來行為進行交易。產品越優秀、越準確，就越能給買家降低風險尤其擴大銷售量。監控式資本主義的利潤基本來源于這種根據未來行為進行交易的市場。
雖然廣告客戶是這種新型市場早期客戶，但這樣的市場并不應該僅限于這個群體。可見趨勢指向，只要是對將我們的行為概率信息貨幣化感興趣的人，都能加入到這樣的市場里。在這個市場中，不管是個人、團體、機構、還是事物的行為財富，都能被自由買賣。這就是我們的有生之年所看到的資本主義的本質性轉變：從產品和服務利潤，到投機買賣利潤，最后到現在的監控利潤。從最新一輪的突變中，我們能觀察到數字化未能對經濟增長造成影響，主要原因是它的許多性能都被轉化成了一種寄生式利潤。
非原罪
不論是在谷歌還是整個互聯網產業中，行為盈余的重要性都被會很快被掩飾，被貼上“數字廢棄”，“數字碎屑” 等標簽。對于行為盈余這些委婉的說法是種意識形態上的過濾，就如同最早的北美大陸地圖上所標記著“異教徒”，“不信者”，“崇拜者”，“原始人”，“附庸國”或“造反派”等標簽。這些標簽的有力之處在于，它們從侵略者的道德和法律中抹去了原住民原有的地方和主張，這樣能使他們的敗壞行為在教會和君主制度的名義下顯得合理 。
我們如同那些自己默認保持著自由意志，行動上卻并非如此的原住民。監控剝奪無視了我們的底線，燃燒著它對知識的渴望，時時刻刻影響我們每一個細微的行為。對于那些對在邏輯上完成全球商業化進程感動疑惑的人萊索來說，答案是他們在每天發生的現實生活中，完成了對自我的剝奪，現在在監控、修正、購買和出售的過程中重生。
網絡空間的發展過程與帝國主義時代前的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的擴張如出一轍。當時，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寫道，“當資本主義傳播到法律尚未健全的地區時，所謂的資本主義法則實際上使得捏造現實成為可能（構建了當地的規則）”。她還寫道，“新快樂滿足的秘訣，正是因為經濟規律不再阻擋有產階級的貪婪”。那樣便“錢能生錢”， 而又無需依靠“繁瑣的對生產的投資”。
“單純搶劫的原罪”
對于阿倫特來說，這些資本的國外歷險澄清了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機制。阿倫特把馬克思大爆炸理論般的“原始累積”稱作“單純搶劫的原罪 ”，其中土地和資源的剝削是資本積累和市場體系的興起的源頭。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資本主義擴張說明了這種原罪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復，阿倫特寫道，“以免資本積累的引擎突然熄火”。在《新帝國主義》中，地理學家和社會理論家大衛哈維基于這種見解提出了“剝奪型累積”的理論。他在書中寫道，“剝奪型累積以非常低的成本（甚至零成本）發行資產。過度積累的資本可以抓住這些資產，便立刻將它們變成盈利的......它還能反映出堅定企業家們的企圖......以‘加盟體系’并尋求資本積累所帶來的好處。”
突破到“系統”當中
由行為盈余所引起監控資本主義的過程，便充分體現了這種模式。剝奪性質的新型資本主義模式從監控行為中索得利潤，也因此為谷歌成為資本主義企業鋪了路。的確，在2002年，谷歌的第一個盈利年，公司創始人謝爾蓋布林津津樂道告訴列維他突破到了“系統”當中：
“老實說，當我們還在互聯網泡沫時代時，我覺得自己是個笨蛋。我擁有一個互聯網創業公司，和其他人一樣。公司無利可圖的，也像其他人一樣。而這有多困難？但當我們開始盈利，我便覺得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真正的企業。”
沒錯，布林是一位資本家，但這是世界從所未見的一種異化的資本主義。
當我們了解這個等式之后就會明白，向監控式資本主義家索求隱私權，或是游說商業化監控的終止，就如同于讓亨利福特徒手造一輛Model T 。這就像請求長頸鹿縮短其脖子，或讓牛停止咀嚼一樣困難。這樣需求對我們的生存造成威脅，也違反了生存的基本構造。我們怎么可能指望這些依靠行為盈余存活的公司，自愿舍棄收集行為數據呢？這等同于讓其自殺。
谷歌更多的行為盈余
監控資本主義的必要性意味著谷歌及其他進入監控資產的企業將有更多的行為盈余，掌握預測能力、為了未來計劃去銷售專營市場、以及轉型重要資本。在谷歌以及它新開辦的Alphabet公司，所有運營和投資都是為了提高從人、實體、物品、過程以及地點上可以獲得的行為盈余，無論是虛擬空間還是真實世界里。這是在璀璨天空下光明和黑暗輪回的67個小時。我們不再需要社會反抗來喚起關于剝奪行為的集體同意，這將改變監控資本所聲明的證明數據的命運。
新的疫苗措施將會是什么？我們需要重新想象應該如何干涉能夠產出監控利潤的特定機制，以及通過這種方式重新確保21世紀資本項目自由秩序的首要性。在迎接這個挑戰的同時，我們必須留心在與谷歌，或者其他監控資本，斗爭的時候，在壟斷條件下這是針對20世紀問題提出20世紀的解決方案，盡管仍然十分關鍵，但并不需要為此去破壞監控資本主義的商業平衡。我們需要新的發明去阻止、規范法律或進行調節：
行為盈余的初始獲得；
將使用行為盈余視為免費的原料；
大量新生產方法被獨家持有；
未來產品的生產制造；
未來產品的銷售；
使用未來產品進行修正、影響和控制的三階操作；
對于這些操作結果的貨幣化。這對于社會、人類以及未來都是必要的，同時也是資本本身恢復健康進化的必要途徑。
來自上層的改革
在關于隱私威脅的傳統敘述中，保密制度不斷發展，但個人隱私權利卻被侵蝕。但這個框架是有誤導性的，因為隱私和保密并不是相對立的，在更多情況下是一致的。保密是效果；隱私則是起因。運用個體在隱私方面的選擇權，同時個體可以決定是對某事保密或者分享給其他人。因此隱私權給人帶來決定的權利，但這些決定權只是自由秩序的潘多拉盒子上的小盒蓋。在這個盒子里，政治和經濟主權在此相遇并混合著更深層次更細微的原因：個體概念、自我形成以及自由意志的體驗。
監控資本主義并沒有侵蝕選擇的權利——無論是原因還是影響——甚至是重塑了它們。不再是許多人擁有部分權利，這些權利通過監控政權被集中起來，開啟了一個社會不平等的全新維度。這種發展態勢在過去幾年里一直占據著我的腦海，而且隨著日子過去我的危機感不斷增加。這篇文章中我并沒有將這些事實推理出結論，但我將在總結中提出這個想法。
監控資本將遠超傳統機構對于涉及隱私企業的界定。它不僅集聚了監控財產和資本，還包括了權利。這種權利的單方面分配方式支撐著私人管理獎勵及懲罰的合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免于探測和處罰。其運作方式中沒有傳統形式“退出、聲音或忠誠”的有意義的內容機制，與法律和機構的民主監督形式也不相同。
深刻的反民主力量
最終，監控資本聚集了一個深刻的反民主力量，足以從上層開始進行顛覆：這不是政變，反而更像是海員政變，一次人民主權的瓦解。它挑戰了自主決定的原則和實踐——包括精神生活、社會關系，以及政治和管理——人性因此飽受折磨和犧牲。僅僅為了這一個原因，此類原則就不應該被扭曲的資本主義單方面追求所埋沒。更糟糕的是我們自身對其埋沒的無視、習得性無助、疏忽、麻煩、習慣或轉換。我相信這將是我們在未來需要抗爭的競賽。
Hannah Arendt曾觀察到憤怒是人類對降低尊嚴的事情的本能反應。在她關于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她寫道：“如果在抑制我憤怒干擾的情況下去描述這些情況，我會把這個特殊現象從其所在的人類社會情境中提取出來，并且因此丟失了它部分的天性，使他缺少了很重要的內在品格。”
所以對于我來說（或許你也一樣）：監控資本的這些事實激起了我的憤怒是因為它們損害了人類尊嚴。這一敘述的未來將基于憤憤不平的學者和媒體去關注前沿項目，憤怒的政府官員和政策制定者們去意識到他們的權利來源于民主社區的價值，以及憤怒的市民們去發現沒有自治權的效率是沒有效果的、依賴形成的承諾不是社會契約，以及來自不確定性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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