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1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烏鎮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發表主旨演講，系統的闡述了中國對全球網絡空間的主張和看法。其中，強調尊重網絡空間里的國家主權，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立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構成中國主張的全球網絡空間新秩序最重要的特點。中國的主張，系統體現了新興大國對信息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最主要使命——構建全球網絡空間的秩序與結構——的核心觀點與看法。

網絡主權，即國家主權在網絡空間的延生、投射、發展與實踐，是信息時代國際體系面臨的歷史任務。自1648年以來，主權原則構成支撐、維護與保障國際體系正常運行的最重要的國際法基本原則；從1648年至今，人類社會經歷的各種實踐最終證明，必須建立以尊重主權為最大公約數的游戲規則，才能有效地保障國際體系的和平與安全。70年前的1945年，聯合國成立之初，尊重主權即作為最重要的國際準則，被納入其中，并由此支撐起運行至今的國際體系。作為負責任的新興大國，中國強調網絡主權，是在網絡時代踐行聯合國憲章與國際法基本準則，維護國際體系安全與穩定的具體表現。

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迫在眉睫

在前網絡時代，主權原則的實踐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從歷史發展的經驗看，第一批倡導主權原則的先發國家，關注的問題是如何用主權原則保障自身權益，尤其是在面臨來自教廷的普世權力壓力時，保障國家獨立性的問題。但當這個問題歷史性地解決之后，發達國家并無意自覺讓實力弱小的行為體自發獲得主權保障，擴張與反擴張，侵蝕與反侵蝕，損害與保護，貫穿國際關系史的始終。即使在有了聯合國之后，相關的爭論與博弈也始終沒有停止過。

從誕生之日起，主權就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對內，主權意味著對領土內事務處理的至高權力，包含對合法使用暴力權利的壟斷，以及面對外來干涉的自主抵制。這一需求，歷史上是通過《威斯特法利亞條約》中規定“神圣羅馬帝國境內各諸侯國無論大小有權自主確定其領地內領民的宗教信仰”而體現的，盡管那時還沒有互聯網，也沒有全球網絡空間，但抵制來自普世教權對領地內信仰問題的干涉，天然地成為了主權原則要實踐的優先任務。對外，主權意味著國家不分大小、強弱，在法理基礎上一律平等。長期以來，對主權的認識，主要聚焦于對內主權的至高性，而較少實質性的涉及對外主權的平等性問題，尤其是在構建國際秩序的過程中，具備實力優勢的歐美先發國家，并無意過度強調主權原則，以避免構成對自身對外擴張戰略的法理阻礙。只是在遭遇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慘痛教訓之后，才得以收斂。

主權原則的適用范圍，與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具體時空環境下的生產方式，密切相關。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的活動空間從傳統的領土空間，擴展到了更加廣闊的非領土空間。這類非領土空間，包括海洋、天空、外層空間、極地、電磁波譜等。如何構建這些非領土空間的游戲規則，始終有兩種競爭性的指導原則。歐美發達國家普遍傾向于“先占者主權”原則，認為在這些非領土空間中，行為者可以依靠自身實力的強弱，先來者先占，獲取與自身實力相匹配的利益，而無需考慮實力相對弱小者的利益訴求；發展中國家傾向于“人類共同財產”原則，認為應該遵循主權平等原則，無論實力強弱，都有權平等享有從非領土空間獲益的權利，即使暫時不具備相應的技術能力，也應該通過制度化的方式進行保留。最終，國際社會對非領土空間游戲規則的確定，還是達成了建立在尊重主權原則基礎上的基本一致。

主權原則在全球網絡空間的適用問題，是一個重要但沒有得到相應重視的問題。從21世紀初期開始，國際社會即開始關注高速擴展的互聯網以及由此帶來的全球網絡空間如何有效治理的問題。具備先發優勢的美國將互聯網以及隨著互聯網擴展而形成的網絡空間看做是戰略工具，1995年美國國防部分管特種行動與低烈度沖突的副部長辦公室戰略評估助理修特即提交了《互聯網：戰略評估》的機密報告，這份2007年前后解密的報告指出，網絡空間“是實施心理戰等特種行動的空間。……通過投放特定類型的信息，可以讓受眾采取美國政府希望他們采取的行動。……原先美國政府必須通過派遣特種部隊（滲透、煽動和組織）才能實現相似效果，現在可以避免人員損失的風險，也能降低美國政府直接介入面臨的政治風險。”

國際社會對全球網絡空間置于霸權掌控之下也早已表現出了擔憂，2003年聯合國組建的互聯網治理工作組提出的報告中明確指出“網絡域名解析系統的根服務器、根區文件和根區文件系統事實上處于美國政府的單方面掌控之下”，從那時，國際社會就開始啟動了網絡治理國際化的進程。就本質而言，這涉及兩種有關如何在網絡空間實踐主權的主張：美國政府偏好的“多利益相關方”模式，本質上是排除其他主權進入網絡空間，保障全球網絡空間及其關鍵基礎設施處于美國單一主權掌控之下，這是一種名為互聯網自由的霸權主張，核心主張，是通過形式上的淡化與實質上的強化，來追求擴張美國的主權管轄范圍，擠壓其他國家的主權管轄空間的目標。國際社會追求的是建立在主權平等原則基礎上的治理新秩序，但因為力量分布，技術發展與既定游戲規則等多種因素，長期未能得到有效的實踐。

中國自1994年接入互聯網以來，取得了高速的發展和長足的進步，同時在實踐過程中形成了以尊重主權平等原則為核心訴求的全球網絡空間治理新主張。這種主張的形成，與來自美國的刺激，即美國憑借自身先發優勢進攻性的使用互聯網服務于美國外交戰略，存在密切的關系。這種刺激，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在政治上，2010年1月8日，全球青年運動聯盟的聯合發起人之一利伯曼在赫芬頓郵報實名發表文章，稱“臉譜、推特和優兔是外交的工具”，介紹了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于1月7日邀約包括谷歌總裁施密特、推特創始人杰克多西等在美國國務院探討用新媒體社交平臺在全世界推進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的民主的戰略構想。在此基礎上，美國政府進一步完善和強化了后來被稱為“互聯網自由”的網絡外交戰略，以進攻性的姿態在廣大地區實踐。這種實踐的后果，包括顯著改變中東地緣政治的阿拉伯之春等，展示了無視網絡主權，濫用技術優勢，推進網絡霸權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果。

在安全上，201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前雇員斯諾登披露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棱鏡”項目，以無法否認的證據證實美國如何在全球網絡空間實現高度進攻性的全面監控；而美國政府在2015年5月頒布的國防部網絡行動戰略中，將攻擊和癱瘓主要競爭對手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作為一種戰略選項，納入美國網軍的建設目標。2015年7月31日，在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中，匿名美國政府官員公然承認美國在中國大陸的計算機網絡中放入了數以千計的植入裝置，用于監控中國的網絡。2009年前后，美國對伊朗離心機系統實施的奧林匹亞行動，更顯示美國在研發、部署和使用網絡武器方面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

在經濟上，美國政府依據冷戰時期形成的對抗思維，從2013年開始，以披露所謂中國網絡商業竊密的方式，系統制造網絡時代的考克斯報告，將中國經濟高速成長歸因于對美國實施系統的網絡商業竊密，并以此為依據，展開對中國的反制措施，不僅起訴中國軍官，威脅制裁中國企業，還努力試圖擴大《瓦森納爾協定》的禁運目錄，阻止中國獲得提升網絡空間防御能力的軟硬件和相關技術。2015年10月，美國媒體還對保持和發展與中國經貿合作關系的美國信息企業進行了公開的點名批評。

以上種種戰略態勢，促使中國關注有效保障和維護網絡主權的戰略意義，并初步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戰略認識和論述。2014年在巴西國會的演講，以及發給首屆互聯網大會的賀詞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系統的闡述了在尊重網絡主權的基礎上構建網絡空間新秩序的主張。

中國強調尊重網絡主權，核心是尊重各國自主制訂相關戰略、政策與主張的合法權利，反對將網絡空間作為推行單一或者少數國家利益的工具，而不是要阻斷信息跨界自由流動。阻斷信息自由流動，是在面臨外部威脅時的防御性反應，而非主動主張。美國強調互聯網能夠作為在美國認定的非民主國家實施政權更迭與與和平演變的工具，構成促使被針對的國家阻斷構成國家安全威脅的信息流動的直接動因。曾經深度參與相關活動的突尼斯網絡活動分子加布里亞于2010年9月17日曾經撰寫長篇博客，題為“互聯網自由的悖論與阿拉伯的數字活動主義”，指出美國的介入、資助和干預，實質上阻礙而非推進了阿拉伯世界的互聯網自由與真正的民主化進程。

中國強調尊重網絡主權，目的是確保網絡空間能夠真正的服務于全體國家的發展，而非成為少數國家壟斷的游戲場。美國將全球網絡空間看做是蠻荒西部，美國則在其中扮演警長的角色；中國根據自身的經驗認識到在信息時代網絡空間對國家發展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指出國際社會應該共同致力于確保網絡空間為發展服務，而非為少數國家的霸權利益服務。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美國，真正的研究者也逐漸認識到了主權在網絡空間的重要性，2013年9月18日，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哈羅德在美國網軍司令部跨部門會議上，發表題為“網絡空間的國際法”的主題演講，明確表示國家在網絡空間采取行動時，必須考慮到其他國家的主權。美國學者推動完善的《塔林手冊》中，也明確承認主權原則適用于網絡空間，國家的主權管轄通過對位于其領土范圍的信息基礎設施的司法關系得到體現。在實踐中，美國政府理所當然的認為對美國公司具有司法管轄權，并以此為理由，要求微軟公司將存儲在愛爾蘭數據中心的電子郵件信息提交給美國執法機構。

就此而言，真正的問題不是網絡空間是否存在和適用主權原則，而是以何種具體方式踐行主權原則，如何構建真正反映主權平等，同時符合信息技術發展內生需求的網絡空間治理新秩序。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二屆世界互聯網大會上的講話可以視作為啟動了“烏鎮進程”，后續中國將秉持網絡主權原則，在世界范圍持續推進如何構建網絡空間新秩序的工作，這將是崛起中的中國對世界做出的最主要的貢獻之一，也是全球網絡空間治理秩序變革邁向深入的重大標志之一，值得人們為之努力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