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空間正日趨成為關系國際以及國家安全的重要領域。這種全新的態勢，構建了一個全新的國際結構，在此結構中，所有國家（當然也包括中國）都必須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即在這種開放環境下，如何有效的構建國家網絡安全戰略。這種安全戰略，需要滿足三個方面的要求。

首先，必須符合以網絡技術及其應用為代表的生產力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其次，必須符合當下時空環境中由國家、非政府組織及其構建的跨國活動分子網絡以及個人所共同型塑的國際結構要求，這當中既包含實體的標準，也包含非實體的標準，尤其是戰略與政策執行的審美標準；第三，必須契合由國家長期戰略利益所決定的大戰略的整體要求，這種要求意味著在短期和長期利益訴求之間的動態均衡。所謂短期的利益訴求，就是維持這個國家在當下的持續存在；所謂長期的利益訴求，就是保障這個國家能夠在競爭性的國際體系中持續提升自己的整體力量和地位，從而以可持續的方式持續生存下去。

首先，要在這種復雜的環境中構建中國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必須形成一種全新的國家網絡安全觀。這種觀念的核心要義，在于理解制定國家網絡安全環境的變化，真正意識到一個全新的、冷戰后的、相互依存又彼此存在激烈競爭關系的新環境。這種新環境的存在，要求各個國家在制定本國的網絡安全戰略時，要有效地超越傳統安全觀的影響，在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復雜新環境中，構建自身的國家網絡安全戰略。這種戰略必須在生存和發展之間，找到一個有效的均衡點，以可持續、可承受的方式，在網絡空間有效保障包括主權在內的國家核心利益；同時確保國家可以持續有效地享受到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帶來的對整體國家力量的種種增益效果。

其次，這種國家網絡安全觀里必須包含有關全球網絡空間秩序建構的內容。以當下的情況看，不同國家的網絡安全觀，往往可以根據其對全球網絡空間秩序的理解和追求來加以區分。以美國為例，美國對全球網絡空間秩序的理解是以“先占者主權”這條從殖民時代全球大冒險中遺留下的原則為基礎的，強調占有力量優勢的行為體，能夠在網絡空間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同時，美國對這條原則的堅持和理解，又是高度自我中心和工具性的，即美國堅持自己的國家利益不能因此受到任何損害，所獲得利益的分配必須是有利于自己的。對中國來說，無論是基于能力還是自愿的考慮，顯然既不能簡單復制美國的戰略，也暫時不具備顛覆性的能力，還不能構建一個完全不同于現行網絡空間游戲規則的全球體系。作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從發展中國家演進而來的新型大國，中國能夠選擇的，只能也應該是以“人類共同財產”原則為基礎的全球網絡空間新秩序，這種秩序追求的目標，是確保全球網絡空間能夠真正成為推進人類社會共同發展的動力，而非少數大國追求霸權的工具。

再次，這種國家網絡安全觀里必須提供新的政策工具，以便在開放性的全球網絡空間避免大國政治的悲劇，超越安全困境的局限。在《理解國際沖突》一書中，美國學者約瑟夫奈指出，就現實主義視角而言，當今國際體系中霸權國家對所謂新興大國的認知，或許在本質上與2000年前斯巴達和雅典之間展開的沖突并無太大區別。美國在全球網絡空間追求霸權的行動，總體上都可以看作是傳統領域以謀求絕對安全和霸權優勢的安全戰略在網絡安全領域的投影。全球網絡空間不可完全置身事外，不受傳統大國政治與安全博弈的影響，但全球網絡空間自身固有的特性，比如以自愿基礎上的開放互聯為持續存在的前提條件，也為超越傳統安全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條件。

復次，任何國家追求的網絡安全觀本質上都是主權在網絡空間的投影和實踐。主要的區別在于，霸權國家謀求的是自我中心和排他式的實踐，淡化乃至阻止其他國家使用主權概念構建網絡安全的背后，是謀求本國主權的擴張，將全球網絡空間置于單一主權的管轄之下；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大國，關注的是以主權平等為基礎的新游戲規則，根據這種新的游戲規則，全球網絡空間應該真正成為推動人類社會整體發展的主要工具，在此過程中，主權的價值和意義在于，為那些技術上處于相對弱勢的行為體合理利用網絡空間的資源提供制度保障和法理基礎；而不是用主權作為屏障，阻擋全球網絡空間的成長、拓展，以及國家發展所必需的數據跨境流動。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中國不可能復制美國的霸權戰略，因為這最終會引發傳統的安全困境，不僅導致中美兩國之間的沖突，而且會使得全球網絡空間面臨被國家安全邊界切割成互相連接的局域網的風險。無論是從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還是信息技術的發展趨勢來看，這顯然都是不可接受的。

同樣的，中國沒有條件復制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的戰略選擇，即成為能夠與霸主美國共享戰略情報資源的核心盟友；中美之間，在可見的將來，不太可能簽署類似《五國情報交換協議》這樣的文件，從而讓中國從美國的全球網絡空間監控行動中獲得資源——已經披露的資料顯示，即使如法國、德國乃至歐盟這樣的盟友，尚且處于美國的監控之下，更不要說中國了。這是由美國的霸權戰略本質以及冷戰思維的既定窠臼所決定的，不會因為中國的單方面舉動而發生實質性的變化。

考慮到中國的整體發展態勢，以及信息技術和全球網絡空間對中國發展所能帶來的巨大助力，中國的網絡空間治理新秩序顯然也不可能埋頭于國境線之內的局域網建設，以切割、隔離以及自我封閉的方式來躲避風險。

于是放在中國面前的道路就只剩下一條，那就是遵循中國要成為新型大國的指導思想和原則，推進以數據主權為核心的網絡空間治理新秩序，以國際化的視野推進全球網絡空間治理。在北約推出的《塔林文件》中，網絡安全相關的主權，被界定為國家對處于其領土上的設施和設備有排他性的處分權限。這是“先占者主權”的具體展現，因為發達國家是網絡空間先進設備和服務的提供者，而中國這樣的弱勢國家，是網絡空間內容（或者說數據）的主要提供者。對中國來說，網絡空間新秩序的主要特點，就是數據在一般情況下不應該用于構成對數據供應者的威脅。比如，谷歌、蘋果這樣的公司無權在未經明確同意的情況下，將中國用戶存儲在云端的數據提交給美國國家安全局進行挖掘和分析；即使是為了反對恐怖主義，通過這些數據得到的情報應該在相關方之間進行共享，而不應該成為單一霸權國家獨享的資源。

這無疑是一個非常的艱巨的任務，同時也構成了一個展示和體現中國崛起成為新型大國的舞臺。克服成為新霸權的誘惑，幫助包括美國在內的其他所有行為體摒棄根植于自我中心注意的冷戰思維，構建讓多數行為體能夠從中均等獲利的網絡空間治理新秩序，是中國崛起過程中在網絡空間必須完成的重要使命之一，是機遇，是責任，也是歷史必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