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問題成為代表委員關注的焦點。圖為政協委員昨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開幕會上認真聽會。新華社發

反恐能否盡快立法，網絡安全等成新焦點；大城市病、醫患關系等矛盾升級，“硬骨頭”怎么啃？記者提前探營，拿到了２２３份已經準備好的提案議案，從中捕捉到代表委員履行職責、參政議政的一些新信號。

協同跨界治理環境污染

面對矛盾“升級版”，建言不再是“頭疼醫頭”，而是給出了通盤考慮的“立體式”解決方案。百余份議案提案中，至少有１６份涉及到治理大城市病的方方面面。

“污染轉移就能治大城市病了嗎？治病需要區域互利、不留自留地的系統藥方。”全國政協委員唐子來說，治水治土治大氣“立體治污”，“龍頭城市”發揮“知識門戶”作用，協同、跨界應成關鍵詞。

“城市宜不宜居，應是主婦說了算。”全國人大代表王如松說，規劃者都應自問，居民步行至最近的大片綠地時間不超過１０分鐘嗎？公交或步行出門的人口超九成嗎？主婦可以叫出社區內２０戶居民名字嗎？

“重病”往往病因復雜。大城市病蔓延、醫患矛盾升級、政府公信力重塑，這些問題的積攢并非一日之寒，也難以用“一味藥”治本。

９份關于醫改的提案議案分別指出，緩解醫患矛盾既應重視患者，讓醫保成為公立醫院補償渠道，改變資源不均衡現狀；也保護醫生，襲醫納入刑法，制定醫療機構安保條例。

六成提案議案聚焦老問題

記者拿到的近２００份提案議案中，有１５份專門就農民工權益保護建言獻策，內容涵蓋戶籍改革、異地醫療、子女教育、住房、培訓、婚姻、職業病等多個領域，圍繞如何讓農民工在城市里留得下、待得住、有錢賺展開。

提高“農民工”待遇一直是過去一些年代表、委員們的“老”建議提案，但記者走訪２日已經抵京的代表委員時發現，針對農民工的建議提案，已經從原來的要求提高物質待遇為主，變為以提高“幸福感”為主。

“農民工需要的不僅僅是工資，要提高農民工的幸福感，讓城市常住人口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務是農民工‘市民化’的關鍵。”全國人大代表辜勝阻說，農民工不改變戶籍、持有居住證就應當可以享有城鎮基本公共服務。

將反恐法納入立法議程

云南昆明的嚴重暴力恐怖事件引發了廣泛關注，事實上，已有政協委員專門帶來了“盡早出臺國家反恐怖法”的提案。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漢民還表示，“能不能這次人大就將反恐法納入立法議程？”

公共安全不僅包括反恐，還包括網絡安全、校園安全等眾多方面，這些新發酵的熱點也第一時間進入了代表委員的關注視野。

２０１３年被公開報道的性侵兒童案有１２０多件，相當于不到３天就曝光一起。記者就拿到了７份提案議案對幼女、留守兒童、邊緣未成年人等具體人群的保護提出建議。

剛剛來到駐地，全國人大代表、內蒙古集寧一中校長李一飛便趕緊繼續完善自己帶來的幾條議案。“我帶來的議案之一是怎樣建立留守兒童關愛工程，如何把兒童安全第一課納入到義務教育范圍內。”

全國人大代表王明雯就呼吁廢除嫖宿幼女罪，作為加重處罰的情形并入強奸罪；全國人大代表朱國萍調研發現，大病家庭、犯罪家庭和不良風氣家庭的兒童成長環境很糟，將專門就邊緣家庭的兒童成長問題提交建議。

[ 延伸 ]

□蔣秋桃代表：

第三方監督遏制過度醫療

全國人大代表、湖南省食品藥品檢驗研究院院長蔣秋桃建議，應盡快建立第三方監督制度，遏制小病大查、小病大醫、亂開大處方等過度醫療行為。

蔣秋桃表示，過度醫療產生的原因有很多，除了醫院追求業績利益外，也與人們盲目追求療效快、追求高端醫療和住院治療有關。

為了遏制過度醫療行為，蔣秋桃建議：一方面要引導公眾、醫務人員、醫療機構樹立正確的治病就醫理念，做到小病小醫，大病大醫，量力而行，適可而止；另一方面要推行第三方監督制度，由第三方監督機構定期對醫生的處方、手術治療方案以及醫院對病人的檢查流程等進行科學的、公正的監督、評審，對經監督評審認為不合理的處方、治療方案和病案檢查實施曝光，對出現問題頻率較高的醫院實施公開警告，醫保費管理機關在收到被警告醫院的相關信息時，立即拒絕支付醫保費。

□張志勇代表：

清理整頓教育違法違規

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教育廳副廳長張志勇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建議，實施國家教育法律法規專項治理行動，著重清理整頓教育違法違規行為。

張志勇說：“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面向全體學生，開齊國家規定的課程，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這是國家法律對教育工作的基本要求，而許多地方將這些國家法律要求置于腦后，滿眼都是代表極端功利主義的考試分數和升學率。”他說。

“有法不依”的惡果是，教育界一些人喪失了底線思維，只要能獲得高分、獲得自己需要的高升學率，什么花錢搶生源、買證書，甚至搞各種虛假的宣傳，可謂不擇手段。在這種情況下，惡性競爭在教育界蔓延就不足為奇了。

張志勇建議，教育戰線要把依法治理教育事業作為建設現代教育治理體系的重要突破口，持續開展教育違法治理行動，著重清理整頓教育違法違規行為。同時，還應建立地方政府教育法治水平評估制度，監督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和學校依法治教，促進我國教育法治水平的不斷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