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5月開始，全國多地不約而同地發生校園“毒跑道”事件，一時間使得廢輪胎、廢橡膠甚至整個橡膠行業的綠色發展備受關注。

對此，中國橡膠工業協會廢橡膠綜合利用分會秘書長祁學智告訴記者，橡膠行業的綠色發展迫在眉睫，但是目前存在的問題不少，亟待相關政策、技術等的支持。

環保投入及治理手段參差不齊

雖然我國橡膠行業近年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綠色發展方面依然存在一些問題。

在祁學智看來，“環保投入及治理手段參差不齊，導致行業面臨較大的環保及安全風險，同時不同地區環保壓力不同，企業環保的成本也不同。”這亟須進行行業整合，建立行業內統一的評價標準，將示范企業在業內進行宣傳，提高綜合競爭力。

另外，祁學智告訴記者，“國內部分工藝落后，清潔生產工藝推廣不足也是影響行業綠色發展的原因。”據了解，國內多數企業集約化生產的水平仍較低，工藝落后。生產工藝仍延續著傳統工藝模式，自動化水平低，現代化的管理還存在很大差距，導致能耗、物耗較高，管理水平低，中小企業污染治理設施跟不上等問題屢見不鮮。

同時，“目前橡膠工業的‘兩化’融合程度相對較低，”祁學智認為，雖然CAD（計算機輔助設計軟件）軟件和企業管理軟件得到普及，但應用于各類復雜產品設計和企業管理的智能化高端軟件產品缺失。大多數企業在生產制造過程中，一定程度地應用了自動化技術，但應用于提高產品質量、實現節能減排、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智能化技術嚴重缺乏。

定目標節能降耗提升水平

行業面臨的問題不算少，如果想要更好地進行綠色發展，那就要先給自己訂一個小目標，比如先提高產品信息化、生產效率、節能降耗、環境保護水平，再提高企業競爭力，通過產業調整使部分企業進入世界輪胎和廢輪胎橡膠制品強勢企業行列。

據中國橡膠工業協會廢橡膠綜合利用分會顧問曹慶鑫介紹，橡膠行業產業結構分為三部分：輪胎產業、非輪胎產業和配套原材料產業。曹慶鑫告訴記者，例如在輪胎產業方面，針對輪胎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有毒有害物質，可以采取使用環保油等環保原料、低溫一次法連續換臉工藝，以及膠料粉碎均化工藝等減少生產過程的排放。末端凈化“RTO（高效廢氣治理）焚燒技術”、“臭氧氧化除臭技術”等，通過這些技術的應用，使VOC（揮發性有機化合物）降低50%~90%左右，確定至2020年行業VOC的排放量削減目標將比2015年下降80%以上的目標。

在曹慶鑫看來，由于近期廢橡膠綜合利用備受關注，所以廢橡膠綜合利用行業的目標也是值得一提的。“廢橡膠綜合利用行業將按國家制定的《輪胎翻新行業準入條件》、《非輪胎綜合利用行業準入條件》、《廢舊輪胎綜合利用行業準入公告管理暫行辦法》和《再生橡膠行業清潔生產評價指標體系》、《橡膠工業污染防治技術政策》進行環保達標治理和整改。”

與此同時，在廢橡膠綜合利用行業，誘發再生橡膠生產“二次污染”的工藝、裝備已經引起行業的高度關注，淘汰“小三件”，改變非輪胎粉碎工藝；遵循再生膠行業《E系輪胎再生橡膠》自律標準，淘汰煤焦油等有毒有害軟化劑；改變再生膠高溫高壓脫硫工藝，采用常壓連續脫硫工藝等三項工藝，成為產業向低碳綠色經濟轉化的目標。

政策和技術支持兩手抓

行業定下了小目標和大目標，真正實施起來離不開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勵，尤其是在相關的政策方面。

對此，曹慶鑫建議：“加快輪胎標簽的立法，對于現行生產綠色輪胎的企業予以鼓勵與資金補貼支持。”他認為，國家對實施生產綠色輪胎產品并自愿張貼標簽的先行者予以獎勵，這樣才能激勵輪胎生產企業更快更好地發展推廣綠色輪胎，誠信自愿地在輪胎上張貼標簽。同時還可以通過將綠色輪胎列入政府優先采購的目錄，以擴大市場綠色輪胎的占有率。

針對上述建議，曹慶鑫解釋說，具體可以從能耗補貼、認證補貼和節能專項資金政策三個方面著手。以能耗補貼為例，建議國家推出新的政策規定：“一年C3類（中型載重汽車輪胎）綠色輪胎銷售量達到15萬條，C1（轎車輪胎）和C2類（輕型載重汽車輪胎）綠色輪胎銷售量達到100萬條的企業才能享受補貼；對達到‘領跑者’能效標簽的超高線的產品設立較高補貼標準。”

此外，如果改變現有的生產方式，實施輪胎生產工藝VOC減排，就需要設備方面的投資，對此曹慶鑫表示，建議國家出臺相關的財政扶持政策。“比如對行業使用VOC消減技術、設備的企業給予購置設備款的50%財政補貼；或者鼓勵輪胎生產企業加快清潔生產、淘汰落后裝備、節能減排、產業轉型、開展生產自動化、智能化研發投入的支持等。”

除了政策的支持，綠色技術也是支持目標實現的重要因素，目前行業研發并推廣了9項綠色技術。比如適用于混煉“一次法混煉工藝”，祁學智介紹說，這項技術在混煉生產時可以降低膠料溫度，從源頭控制VOC的排放，目前行業的普及率在20%，預計到2020年，普及率將達到80%。

再看硫化生產環節的“硫化煙氣處理技術”，祁學智告訴記者，這項技術雖然投資額較大，使用成本較高，但是硫化生產后對含VOC的氣體進行處理，可減少50%~90%的VOC排放，目前行業的普及率在20%，預計到2020年，普及率將達到90%。

另外，“橡膠促進劑”是一項預計到2020年節能產值將達約3000萬元的綠色技術，目前行業還未普遍采用，但是預計到2020年，普及率可達60%以上，VOC減排效果可達40%。

大力發展綠色環保產業是“十三五”規劃中的重點任務之一。對于環保產業，我們都堅信它有著輝煌的未來，但產業現實卻仍“骨感”。關于環保產業因何發展緩慢的問題，無論是學界還是產業從業的相關人員都進行過大量的討論，主要集中于突出強調能源和環境問題對于人類的重要性，以及強調環保產業對于經濟可持續發展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對于其中的商業規律則寥寥數筆。

迫使傳統能源行業作出革新

環保產業對于傳統能源產業的作用并非像輿論主流方向所表達的驅動了傳統能源產業的轉型升級那么簡單，這里面蘊含著兩層意思，一層意思是環保產業的發展依附于國家政策的強制性推動，另一層意思是傳統能源產業的轉型升級是被動的。在粗放式的追求規模化的經濟時代，由于人類對能源的消耗日益劇增，傳統能源產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基于對各國能源發展演變歷史的研究，基本上可以把能源產業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自由化發展階段、導向化發展階段、精益化發展階段。所謂的自由化發展階段就是傳統能源產業單一的基于人們的能源消耗的需求，基本不受周圍環境意識的影響，而這個階段環境對于污染的承受力也相當地強；所謂的導向化發展階段，可以理解為初步規范化發展階段，也是環保意識逐步覺醒階段；所謂的精益化發展階段，其實就是在環保意識覺醒之后，給傳統能源的發展戴上了“緊箍咒”，迫使傳統能源進行自我革新，從而帶動能源消費的轉型升級。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能夠明顯感覺到，環保產業的發展對于傳統能源產業的發展并非像輿論中普遍認為的那樣帶來了產業的繁榮，而是緣于政策的強制性使得傳統能源不得不做出改變，因此，在傳統能源產業發展過程中，環保的作用其實更多的是掣肘，也正是這種掣肘才迫使傳統能源行業作出革新。

理解環保產業發展目光需長遠

在環保產業為行業的緩慢發展感到困惑時，需要正視自身的幾個問題。第一，我們的產業能否真正解決傳統能源發展過程中帶來的弊端，換言之，就是環保產品的科技含量有多高？第二，在解決問題的同時，能否在實現節能環保的同時增加企業的經濟效益？第三，就是評價環保產業發展狀況時，在時間維度的選擇上，多長時間才算合理？前兩個問題，需要反思產業現狀中的產品本身，市場上技術堆砌式的產品不斷出現，跟風政策導向的產品層出不窮，高投入低產出的情況時有發生，與客戶真正的需求大相徑庭，這就是前兩個問題的普遍現象，即使在環保政策的驅動下，傳統能源行業不得不進行一些設備或生產工藝在環保領域的升級改造，也多是處于應付的態勢。

當然，在看到環保產業問題的同時，不能否認的是環保產業這些年在政策的推動下取得了不少成績，對于環境質量問題的改善也是功不可沒的，但目前看待環保產業的發展，單從時間維度上理解，僅僅看產業發展時間，還是遠遠不夠的。環保問題困惑的不僅是傳統能源行業，而且涉及包括服務行業、快消品行業等在內的眾多行業，環保問題實際上和人類生活習慣的改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因此，看待環保產業，需要從人類消費觀念的歷史演變上來理解。

應充分發揮企業的積極主動性

盡管“十三五”規劃強調了環保產業在政策中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在執行層面，到目前為止，對于環保產業的準入門檻還是比較高的。其中主要有三個問題，第一，誰來評價環保企業？第二，環保企業產品標準化誰來控制？第三，環保企業的淘汰機制該由誰說了算？

環保企業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產環保產品的企業，另一類是企業本身的生產經營活動符合國家的環保產業政策或相關標準。對于前者，主要的營收來源應當是產銷體系的構建與完善，對于后者，最主要的營收來源應是企業原有的產品產銷網絡，其次是享受相應的國家環保補貼或稅收減免政策等，但二者的經營現狀及營收來源卻出現了多次重貼，甚至會導致部分企業以政策性的環保補貼為主要營收來源，完全背離了市場自由化競爭的規律。對于環保企業的評價，目前是官方的環保認證等，這樣的認證行政的內涵大于市場的需求。在評價體系遭受質疑的情況下，產品的標準化（這里把定制化也作為標準化的一種形式）及環保企業的淘汰與退出機制就很難得到市場規律的認可。

環保產業的發展需要發揮環保企業的積極主動性，就要適當地降低企業的資金門檻、規則門檻，一方面，通過政策性對于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壓制性作用，為環保產業提供可發展空間；另一方面，要努力刺激環保產業不斷提升產品技術含量，淘汰掉技術落后環保企業，讓技術創新成為環保產業競爭的重點所在。

總之，要理解環保產業發展緩慢的原因，就不能簡單地把環保產業的發展當作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客觀需要，在客觀需要的背后，我們也要理解，一定程度上環保產業的發展得益于政策上對于傳統能源、電力等行業的環保標準的提高和環保任務壓制的主觀因素。對待環保產業，要有長久的耐力來看待它，拉伸它的時間維度。

近幾年，在利好政策的激勵下，光伏發電等可再生能源產業的發展迅速，但在項目用地方面卻亂象頻出，給這一產業健康、持續發展埋下隱患。

近日，記者在四川省鹽源縣采訪發現，四川中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為能源”）在該縣白烏鎮三棵樹村投資建設的50MWP光伏電站項目，因存在違法用地行為，該縣國土局對其下發了《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通知》（【2014】5號）。

10月20日，鹽源縣國土局局長敬蜀川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國土局已對中為能源涉及約1公頃永久性建設用地部分進行了處罰，相關建設用地手續正在向上級政府報批，目前相關手續還未辦下來。而國家電網四川省電力公司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在并網方面，該公司手續齊全，符合上網條件，目前已經并網發電。

10月27日，四川省發改委回復本報記者的內容顯示，從項目備案角度，不存在未批先建的違法行為。具體涉及國土違法情況需到國土部門了解。

然而，截至記者發稿，并未收到四川省國土資源廳的回復。

中國太陽能學會秘書長、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副理事長孟憲淦向記者表示，從整個光伏電站項目違規用地問題看，其實是體現了光伏產業統籌協調的問題。企業哪個環節出現問題都很難做好，企業在建設項目時要按照相關程序，避免遭受處罰。手續不齊全而并網發電，是有問題的，這說明監管部門的管理存在漏洞。

趕工期違規占地

四川省發改委向記者提供的材料顯示，2014年3月31日和2015年5月14日，四川省發改委分別對中為能源50MWP光伏發電站及相關輔助設施和二期項目（建設內容為新建50MW光伏電站、35KV中壓配電系統）進行了備案。

然而，中為能源為趕工程進度，在一期項目建設過程中卻出現了違法用地行為。

上述一期項目于2014年11月4日被鹽源縣國土資源局立案調查。該局就中為能源未經批準，擅自占用國有未利用地建設升壓站和綜合樓的行為，下發了《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通知》（【2014】5號），責令該企業立即停止違法行為，聽候處理。

“2014年9月26日，我們巡視發現，中為能源未經批準，擅自占用白烏鎮三棵樹村國有未利用地約1公頃，建設光伏升壓站和中央控制室（工業用地）。”鹽源縣國土局執法監察股楊姓工作人員直言，該公司為趕工期，提前進行了建設，建設時未取得用地手續，屬邊報邊用行為。

據鹽源縣提供的《違法案件處理決定呈報表》顯示，鹽源縣國土局對其作出行政處罰：責令退還非法占用土地；沒收非法占用土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設施；處非法占地25元/平方米的罰款，即：259450元。“企業如數繳納了罰款，但對其他處罰并未執行。”敬蜀川表示。

此外，記者注意到，2015年9月18日，國土資源部聯合發改委等六部委出臺了《關于支持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用地的意見》(國土資規【2015】5號)（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提出對于光伏、風力發電等項目使用戈壁、荒漠、荒草地等未利用土地的，對不占壓土地、不改變地表形態的用地部分，可按原地類認定，不改變土地用途的，在年度土地變更調查時做出標注，用地允許以租賃等方式取得，雙方簽訂好補償協議，用地報當地縣級國土資源部門備案。對項目永久性建筑用地部分，應依法按建設用地辦理手續。

10月21日，記者就中為能源未利用土地部分是否以租賃形式取得，其用地是否報鹽源縣國土局備案，永久性建設用地部分是否取得用地手續的相關疑問，向鹽源縣國土局采訪核實。

“中為能源光伏電站項目的太陽能板陣列占用的為國有未利用地，采用租賃形式。目前沒有備案，原因是當時國家的相關政策（《意見》）還未出臺。”敬蜀川局長說，該項目約1公頃的永久性建設用地部分的手續正在向上級政府報批。不過，用地手續暫時還未批下來。

公開信息顯示，中為能源在鹽源縣三棵樹50MWp光伏電站項目，屬該縣政府招商引資項目。一期項目于2014年9月開始建設，于2015年1月4日正式并網發電。二期項目于2015年6月動工開建，同年12月16日正式并網發電。

當地業內人士表示，雖然光伏發電屬于國家鼓勵類項目，但是合法性和安全性是并網發電的兩個基本條件。所謂合法性，主要指上網方面，供電側企業要有合法的手續，也包括生產建設方面，并且企業資質也要達到要求；安全性主要指技術層面，如果電壓不穩，對電網的安全性將造成影響。

10月26日，國家電網四川省電力公司對外聯絡處呂處長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中為能源在并網發電方面，手續齊全，符合上網條件，目前已經并網發電。

據四川省發改委出具的《企業投資項目備案通知書》（川投資備【51000014033101】0022號）文件顯示，中為能源50MWp光伏發電站項目，計劃用地1200畝，總投資約5.28億元。其中，國內貸款約4.22億元，企業自籌資金約1.06億元。（川投資備【5100001505140】0030號）文件顯示，二期項目計劃用地1200畝，總投資約4.59億元。其中，國內貸款約3.68億元，自籌資金約0.92億元。

工商信息顯示，中為能源于2012年5月18日注冊，注冊資本8000萬元，其主要經營太陽能、風能的技術推廣服務和環保工程等。注冊地址為成都市高新區高升橋東路2-6號A4幢W6層04號。10月26日，記者在此處看到的卻是空無一人的房間，房門緊鎖。經多方了解，該公司并未在此辦公。

據知情人士透露，中為能源法人代表王麗（現已變更）曾經在南京建鄴區海峽城4號樓4 樓以環聯巨能能源發展有限公司名義對外簽署合同，而上述地址也是江蘇智慧聚能能源發展有限公司所在地。據了解，四川省的部分光伏發電項目由南京方面牽頭，四川當地操作，四川鹽源縣白烏光伏發電就是其中的一個項目。

針對上述問題，10月26日起，記者多次致電、發信息試圖與中為能源相關負責人核實采訪。該公司一位不愿具名的人員告訴記者會安排公司相關人員與記者聯系。但截至發稿前，并未獲得相關答復。

統籌協調之“梗”

實際上，上述項目違法用地問題并非個案。雖然國家主管部門曾多次強調不許違規占用土地，但近年來光伏企業因違規用地遭到監管部門處罰的現象卻頻頻見諸報端。

今年9月10日，本報以《中電投旗下光伏項目違規占地遭罰 涉事企業“喊冤”》為題，對福建省最大的光伏與農業綜合開發項目，漳浦綠領農業科技大棚光伏電站項目剛剛并網就因涉嫌非法占用土地遭到罰款并限期拆除的處罰進行了報道。

公開資料顯示，上述項目開工于2015年10月，由中國電力投資集團旗下子公司——中電國際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攜手福建綠領農業科技有限公司在漳浦縣赤土鄉合資建設。該項目建設內容將包括新建容量為80MW的110KV升壓站、光伏組件、110KV配電裝置項目等各項設施，總投資為12億元，占地約2000畝，整個工程主要分為現代農業和光伏發電兩部分，綠領農業主要負責農業部分的項目建設，項目建成后也將成為福建省首個光伏發電與現代農業和休閑旅游相結合的項目。今年3月16日，福建省經信委同意漳浦綠領農業科技大棚光伏電站并入電網運行。4月20日，該項目正式投產發電。

涉事企業曾向記者表示，公司項目于2015年9月就已經向漳浦縣國土局上報了土地農轉非的變更申請，但遲遲未得到批復，而上級部門要求項目去年就開工建設，雖然涉嫌未批先建，但作為項目投資方，漳浦中電也只能“邊建邊批”。

2015年5月23日，黃河水利委員會叫停鄭州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利用黃河灘地建設的200MW光伏電站項目。該項目投資19.77億元，于2014年4月1日獲得河南省發改委復核核準，但直至項目主體工程完工之時未獲得水利行政主管部門審查意見，最終被叫停。

2015年5月11日，青海省國土資源廳對5宗土地違法案件進行掛牌督辦。其中，共和縣光伏園區道路違法占地案顯示，2014年4月共和縣交通局未經批準擅自修建光伏園區道路，占地面積為883.26畝，均為天然牧草地，屬于未批先建的違法用地，隨后作出相應處罰。

2013年12月25日，國家林業局通報甘肅省永昌縣清河灘100兆瓦并網光伏發電項目違法占用林地，該項目自2012年5月以來未辦理征收林地審核(批)手續，非法占用國家級公益林地944畝。

針對上述光伏電站違規用地現象頻出的原因。10月27日，孟憲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光伏電站項目違規用地問題，其實是體現了整個光伏產業統籌協調的問題。國家應該把其責任和全社會的義務充分結合起來，加大宣傳力度。在用地方面，政府行政命令干預是必要的，企業也應該按照相關程序，一步一步來做，以免受監管部門處罰。

同時他表示，目前在光伏產業市場有三個主要的問題：一是棄風棄光，二是補貼拖欠，三是用地價格政策。尤其是分布式的光伏項目，用地價格越來越高，使得企業投資成本逐漸升高。這些問題的出現，要有上級主管部門統籌協調。另外，各地政府部門應支持光伏實業的健康發展。

最近一段時間，分布式光伏行業消息不斷，除國家發展改革委在《關于調整新能源標桿上網電價的通知(征求意見稿)》中首次明確提出將“適當降低分布式光伏補貼標準”外，一份《關于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項目電費結算方式變更的通知》中提出電網公司不再墊付非自然人分布式光伏項目國家補貼部分的消息，也在業內傳開。對此，業界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分布式光伏發展是否潛力不多了？對此，正信光電運營總裁王傳邦表示，隨著補貼的下調，光伏行業的利潤會下降，但分布式項目仍具有不小的投資潛力，這也是正信今后的業務重點。

補貼下調后，光伏行業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加大技術研發力度，不斷提升組件的發電效率，助推光伏平價上網時代早日到來。

　　發展機遇仍在

最近幾年，盡管政府與業界各方均付出了不少的努力，但因分布式項目的開發涉及到的不確定性因素實在太多，造成國內分布式光伏市場一直難以真正發展起來，而相對來說，江浙一帶分布式光伏市場發展之所以好一些，除了具有用電量大的優勢外，當地電網公司在結算電費時墊付了“國補”部分，同樣對其發展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東方日升總裁王洪表示，補貼下調會促使光伏行業的技術進步與成本降低、優勝劣汰，整個行業會健康發展。就在風電補貼及投資收益無光伏高的時候，也沒見到風電發展停滯不前。所以都會是各有各的應對方式，目前對整個行業來說，堅定發展信心顯得非常重要。

另外，隨著西部地區地面光伏電站棄光限電想象日趨嚴重，行業的巨大產能很可能又不得不向東部分布式光伏市場轉移。據了解，在“十三五”規劃中，提及分布式光伏的裝機目標是70吉瓦。去年，我國分布式裝機才僅為6.06吉瓦，按照計算，未來五年年均復合增速將達63.1%以上。

由此，可以看出，未來分布式光伏發展機遇依然存在。

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的相關專家表示，補貼下調，競爭加劇，短期內整個行業將會形成一個優勝劣汰的局面，同時也會給光伏市場帶來一定的震蕩。不過，業界更要看到事情好的一面，作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軍，光伏發電的規模化應用已是大勢所趨，分布式光伏的發展前景依然會非常光明，一時的困難并不能阻擋其全面發展的勢頭。

降低度電成本是關鍵

在晉能科技總經理楊立友看來，分布式光伏項目由于高效組件稀缺、適合分布式發電系統的建筑物難找、系統成本高、大眾接受程度低，相對于集中式地面電站發展緩慢。對分布式光伏項目補貼下調，尤其是分布式光伏全額上網模式執行光伏電站價格，具體補貼發放審批程序按照光伏電站的方式執行，在短期內，肯定會影響企業或個人安裝分布式光伏的積極性。但從長期來看，隨著組件效率的不斷提升，靈活多樣的金融產品不斷推出，再加上分布式本身的優勢，補貼下調對分布式光伏發展前景的影響不會特別明顯。

面對補貼下調給分布式光伏發展帶來的現實困難，此時以什么樣的態度去應對，很可能將決定和影響企業未來在分布式這個市場中的地位和發展前景。對于業內諸多企業而言，目前增強分布式光伏發展的信心或許比黃金更加重要。

除了增強信心之外，面對個體企業無法改變的市場大勢，分布式光伏發展該如何破局呢？業內人士告訴記者，如今的光伏行業，已有一定規模優勢，成本也有大幅降低，如果繼續依賴補貼，并不利于未來發展。因此，分布式光伏行業必須要面對新的市場環境，想方設法增強盈利能力，其中降低度電成本是關鍵。整個行業可以以補貼逐步下調為契機，加快技術創新步伐、提高發電效率，到時度電成本自然就會降下來。

楊立友表示，無論行業需求受政策影響如何波動，晉能科技都會集中精力提高產品效率，不斷引進國際一流的制造技術，實現先進技術的大規模量產，在保證質量的同時規劃好自己的光伏制造技術路線，不斷降低度電成本，在中國光伏發電進入平價時代的過程中奪得先機。

節能環保產業潛力巨大，近些年國家的投入和支持力度也在不斷加大。這讓環保行業在眾多國民經濟產業中，成為一片有待開發的藍海。不過，環境保護的責任需要政府、企業、非政府組織和公眾等社會各方共同分擔，才能實現環境目標。

由于環保產業提供的是公共產品，是由公眾需求驅動的，政府代表公眾需求，通過制定有關的環境法律和標準，以及產業政策和經濟手段，形成政府引導下的環保產業的發展。因此，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環保發展權衡下制定的政府目標和各項政策是環保產業發展的首要驅動因素。

業界資深人士以上市環保公司及各省市數據為例進行了實證分析，對環保投入決策機制、政府經濟與環保目標的權衡進行了論證，實證分析了環保投資與經濟轉型的關系，量化分析了環保區域差異與溢出效應，并對政府引導環保產業健康發展提出了建議。

政策引導投資方向

結合美國、德國、日本等環保發達國家經驗，以及環保產業發展規律和經濟學理論，我們分別從環保產業投入主體、投入層次和投入方向的選擇機制等方面進行分析。

首先，基于環保投資主體的多元化，必須要明確相關各方的投資責任。其中，政府主要從宏觀方面引導環保產業的發展、環境保護的開展，企業作為微觀主體則在具體的環保產業發展方面進行投資。

再來看環保投入層次，這主要是受國家環保政策的影響，相關政策會對環保產業的發展提出需求，企業根據需求提供符合政策的環保服務或產品，企業追求的是盈利，環保層次中企業規模的大小以及分配與政策和盈利模式有關。

環保投資方向的結構比例則主要與各國環保目標、政策導向有關。工業化帶來的污染比較嚴重時，各國環保目標都重點發展污染治理產業。而隨著后工業化時期的到來，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帶來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各國環保目標轉變為可持續發展，環保產業重點逐步發展為節能減排、清潔能源、資源的再生利用和環境保護與治理。

根據理論和實踐經驗，政府在環保產業發展過程中必須對環保投入進行引導，影響環保投入決策的七個主要方面包括：經濟發展階段和特征、環保產業周期、技術發展水平、政府的環保目標和政策、企業的投入決策選擇、非政府環保組織的發展、公眾環保意識。

環保產業發展三階段

通過對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四國的經濟發展與環保目標的確定，以及環保產業發展政策的制定分析發現，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環保發展權衡下制定的政府目標和各項政策是環保產業發展的首要驅動因素。

環保產業的發展主要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在初級階段，政府的環保目標基本都是以解決國內當時由于經濟發展帶來的嚴重環境污染問題，以污染治理為主要環保目標。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以及對污染的懲罰措施作為手段，嚴格執法，體現為“命令+控制”的環保政策。

環保產業發展的中期階段，在污染治理過程中認識到僅靠污染治理無法解決根本問題，以及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愈來愈嚴重，政府的環保目標是從源頭上預防環境問題和資源保護，大力推進環保技術創新。通過制定更嚴格具體的法律法規，鼓勵市場化的環保產業發展，通過經濟手段鼓勵企業采取環保措施，鼓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體現為“預防+控制+引導市場”的環保政策。

環保產業發展的高級階段，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技術創新加快，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等影響到國家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各國政府陸續提出可持續發展、循環社會、新能源戰略、全面能源戰略、綠色社會等國家戰略性的環保目標，把環境保護提高到戰略的高度。現階段的法律法規從長期可持續發展考慮，有針對性地出臺解決水、空氣、土壤、資源等方面的具體法律法規，在長遠性、可執行性等方面不斷深入。同時，政府引導環保產業市場的發展，突出企業在環保中的主體地位，政府與企業合作利用各種產業政策、經濟手段、技術創新政策和環保產業發展相配合。另外，對國民進行環保教育，非政府性環保組織發展迅速。體現為“戰略+預防+控制+引導市場+可持續發展”的環保政策。

中國環境問題仍嚴峻

回望我國環保產業發展，政府目標與環保目的的權衡主要可以包括五個階段。

20世紀70年代，萌芽時期，重視“三廢”的危害，特別強調“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環保產業初級發展時期，我國大力發展工業經濟的階段，重化工業項目多，造成工業污染嚴重，環保主要體現為政府主導、法規驅動型產業發展。這一時期優先考慮政府目標——工業經濟的發展，而在環保方面僅是針對重化工業帶來的污染進行治理，以及該產業的環保設備的使用。環保產業處于自發且無序狀態，是在遵守政府政策與法規的基礎上所被動發展的。

20世紀90年代快速發展時期，我國政府目標仍是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隨著我國工業經濟的迅速發展壯大和地方政府對環保的忽視，環境污染等問題觸目驚心。該階段政府重視環境保護，不斷出臺相關法律法規，增加環保投資，環保的目標仍是配合經濟發展，治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污染，以政府為主導。地方政府為了經濟發展目標，對環境保護的重視不夠，仍然監管不嚴，環保產業在規模上、技術水平上還是經濟效益上都仍處在很低的位置。

2000年至2010年，迅速發展時期，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環境問題給我國帶來的危害不斷顯現。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制定具體的法律法規，提高法規的執行力，不斷加大對環保產業的投入，并且開始使用經濟手段鼓勵環保企業的發展。該階段公眾與政府意識開始提升、市場需求爆發、要素投入巨大，我國環保產業整體上快速成長，產業體系基本齊全，產業規模高速擴張，水氣固等主要領域的企業數量和從業人數都有了大量的增加，導致行業內競爭與協作日益頻繁，技術水平和經濟效益等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十二五”時期，發展高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穩定，由于經濟發展前期環境保護政策和力度不夠，帶來的環境問題仍然嚴峻，政府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對環境保護的力度，從戰略上、法律上、政策上、經濟手段上各方面提高了對環境保護的支持。

區域間投資差異大

觀察發現，2009年至2015年期間，中國環保產業的投入和產出效率不存在無效現象，但依舊有增長的空間。以樣本中33家上市企業為代表的環保企業在償債能力和經營能力投入方面是有效的，實現了資源和管理的有效配置，從而實現產出有效。

分析我國30個省市區2003年至2013年能源消費和第三產業產值與環境污染治理投資數據得知，環保投資是經濟轉型的重要原因，各個環保指標在不同時期對經濟轉型的影響程度不同，其中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影響明顯最大。

與此同時，經濟轉型對環保投資總體上也存在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其中對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建設項目“三同時”(建設項目中防治污染的設施，必須與主體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使用)環保投資影響最大，而對工業污染治理投資影響微弱。

不過，環保投資效應具有顯著的時滯性。隨著時間推移，環保投資對經濟轉型的促進作用越大，達到一定程度后這種作用開始逐漸收斂。

從各區域來看，我國環保投資存在顯著空間差異性，東中部地區與西部地區差距顯著，西部少數地區如西藏，甚至對于環境污染治理投入接近為零，而東部地區如江蘇、山東等地每年環境污染投資力度很大。

另外，各地區環保投資對經濟轉型的影響程度也存在顯著差異，近60%的地區對經濟轉型有正向促進作用，沿海較發達地區如北京、海南、廣東等對經濟轉型的促進作用較大，而40%左右的地區對經濟轉型有負向作用，其中多為中部內陸及西部偏遠經濟欠發達地區，如甘肅、青海、寧夏等，這可能是由于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顯著不均衡，長期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模式等情況導致。

建立引導和市場機制

根據上述研究內容結合我國環保投資現狀，我國目前投資壓力和缺口依然非常大，僅依靠政府財政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市場機制，引導以企業為主體的多元投入機制。

其一，建立政府的引導機制，分別通過國家環保戰略目標確定方向，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地方政府的環保管理水平，制定促進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充分利用經濟手段對資本的引導作用，引導社會資本對環保產業的投資。

其二，政府必須努力培育以企業為主體的市場機制，不斷完善具體的環保法律法規，加強地方政府在環保產業發展中的責任、建立環保產業園區，培育中小企業，發揮大企業的規模效應和優勢、支持環保技術創新、公眾和企業環保意識的培養、發揮非政府環保組織的作用。

而結合我國企業對環保人才不重視投入少等問題，提出了四方面建議：

完善法律與嚴格執法，使企業在環保壓力和市場競爭機制的雙重壓力下，重視環保人才的使用和培養;制定環保產業政策，加強評價和監管，對有貢獻的環保企業和人才進行資助和獎勵;制定技術創新政策，推進環保技術的發展，激發市場對環保人才的需求;高校等教育和科研機構培養符合環保需要的人才。

政策方面，業界資深人士建議，開展分析和評估環保產業投入績效的活動、構建環保產業風險投資多元機制、改革和完善環保產業投入績效評價體系、行業細分管理模式。

國際能源署（IEA）近日發布報告顯示，201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首次超過煤炭，成為全球最大新增電能來源。但報告也指出，煤炭發電量作為全球發電總量中的頭把交椅地位并未動搖。報告顯示，2015年，煤炭發電量仍占全球發電總量的近39%，可再生能源發電量僅占23%，預計這一比例到2021年將增至28%。

相較于此次逆襲超過煤炭等傳統能源占據全球首要位置而言，擁有一個極具光明的長期發展前景更顯重要。根據報告，2015-2021年期間，可再生能源增速比其此前預測值要高出13%，按照IEA報告的說法，“可再生能源得到了中國、美國、印度、墨西哥等國政策的強力支持。”基于此，在該預測期內，太陽能光伏成本預計將下滑25%，而陸上風電成本則下降15%。

可再生能源實現逆襲，多與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與空氣污染局勢的主動選擇有關。

特別是在當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尤其是原油、煤炭等價格的持續低迷背景下，有關國家并未因為傳統能源成本一再走低的誘惑而放棄發展可再生能源，畢竟，作為新生事物，可再生能源高成本的特性一直存在，為此，推動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國家一致性地選擇了采取補貼等政策推動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政策路徑。

補貼政策下雖然帶來了可再生能源相關產業的繁榮發展，但就本質而言，任何行業的企業似乎都無法繞開“白來實惠”的誘惑，由此衍生出的產能規模持續放大形成過剩，甚至出現騙取補貼的現象，正在逐步吞噬著政策市下大放異彩的可再生能源產業。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例子不因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而有所不同。

以美國為例，其對可再生能源發展的支持體系堪稱完善，美國對可再生能源的支持體系可以分為政策層面和經濟層面，其中政策層面主要包括各種法律法規；經濟層面主要有稅收抵免、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直接補貼、債券和貸款擔保等。除了聯邦政府層面的政策和經濟支持外，州政府對于可再生能源也有很多補貼和優惠政策，尤其是加州等資源和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

即便如此，在美國本土也不乏有主流聲音認為，完善的支持體系或許正導致可再生能源產業面臨難以持續的窘境。問題在于，政府的優惠政策讓行業內產生了“淘金”心態，企業追隨各州政策，從一個州轉移到另一個州，導致過量生產。當然，政府也意識到了支持體系的不足，聯邦風電企業減稅政策已于2012年底結束，太陽能優惠政策也將于2016年結束。

此外，談及可再生能源的發展歷史，歐洲不能不提。早在20世紀末，德國、法國、意大利等重要歐盟國家就已經開始大力發展太陽能和風能等可再生能源。有統計顯示，截至2012年，歐盟國家已向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6000億歐元，巨額補貼催生了歐盟國家可再生能源的繁榮。直到2008年，經濟危機的影響迅速波及歐洲，客觀上讓可再生能源補貼制度的弊端暴露無遺。一些歐洲國家的電力需求因經濟疲軟而停滯或大幅下滑，隨之而來的是電力批發價格下降。但因電價補貼制度確保了投資回報，投資者們仍青睞于投資歐洲的可再生能源。

正是在補貼機制作用下，才滋生出可再生能源項目越多，補貼越多，電價越高的奇葩景象。有統計顯示，在2008年經濟危機爆發后的四年，歐洲平均稅后民用電價增長了17%，商業用電增長了21%。

事實上，政策“斷奶”似乎席卷了所有大力推進可再生能源產業的國家，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經濟體，似乎都選擇了對補貼政策展開撤退或者退坡等漸進式退出的做法，但即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可再生能源依然實現了逆襲，其中原因值得關注。

根據IEA報告，可再生能源迅速發展的背后有很多因素，比如更多的競爭，關鍵市場政策支持加強以及技術改進。盡管氣候變化緩解是可再生能源強大的驅動力，但它不是唯一的動力。很多國家，尤其是新興亞洲國家，在改善能源安全方面，減少致命的空氣污染及多樣化的能源供應，與不斷增長的低碳能源發揮同樣重要的作用。

不難發現，競爭對價格的打壓有著正向作用，有助于彌補可再生能源與傳統能源之間的價格劣勢，而充分競爭下形成的低價格推廣對于當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背景下的傳統能源“回爐”，繼而衍生出對可再生能源棄用的現象無疑將形成抑制。

對于政策和支持，盡管大多數國家都采取了政策“斷奶”以期實現可再生能源的全面市場化，但不可否認，源于早期的政策鼓勵和支持，可再生能源已經擁有了足夠多的市場占有率并實現了大規模商用，這對平抑可再生能源的高成本至關重要。

對于空氣污染和改善傳統能源結構，類似中國、印度等國家積極推廣可再生能源的應用，與其傳統能源結構更多依賴于煤炭等傳統能源不無關系，但一直以來，改善能源結構推廣緩慢。而近年來日益嚴峻的環境污染形勢特別是大氣污染正引來決策部門的重視，由此，在新興市場國家，積極鼓勵可再生能源的推廣應用，以應對日益嚴峻的污染形勢，正成為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

IEA報告顯示，2015年，全世界平均每天安裝約50萬塊太陽能電池板。中國占全部可再生能源增量的40%，占風能新增裝機容量約一半份額，相當于每小時就有兩臺風力發電機安裝到位。報告預計，未來5年，可再生能源市場的三分之二集中在以下四個市場：中國（37%）、美國（13%）、歐盟（12%）、印度（9%），其中，中國占全球可再生能源市場超過三分之一。

應該說，2015年可再生能源逆襲成為全球最大新增電能來源，是基于前期可再生能源在世界范圍內的長期積累所取得的應得成果，對于未來，可再生能源的光明前景或許更加值得期待，畢竟，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已經成為傳統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一致選擇。

鄰避效應的激發恰恰與環保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滯后、欠賬多、運行水平低、監管不嚴、違法現象頻現等直接相關。這些現象導致了當地政府公信力的喪失。加上信息溝通不暢、交流渠道堵塞，以及公眾環境意識日益覺醒，最終導致鄰避效應凸顯。

某省年產生危險廢物約15.3萬噸，但目前處置能力僅為8.5萬噸。出現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規劃滯后。在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的過程中，未能及時配置與之相匹配的環保基礎設施。不僅僅是這一省份，據了解，目前華東地區各省市都存在危險廢物處置能力嚴重不足的問題。這其實折射出地方政府在建設運營環保基礎設施過程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問題，亟待加以解決。

環保基礎設施是城市建設和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污染防治、改善環境質量不可或缺的基礎。狹義上講，環保基礎設施主要包括污水處理、垃圾處理、危險廢物處理等。筆者在工作中發現，地方政府在建設運營環保基礎設施的過程中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有：

規劃滯后，供給不足。因為受到地域、政策等限制較多，環保基礎設施大多按照政府規劃進行建設，具有公共產品屬性，依靠市場調節空間較小。一旦政府規劃滯后，就會出現一系列連鎖反應。以危險廢物處置為例，危險廢物處置中心的建設投資雖然向市場開放，但是由于危險廢物處置中心的選址、環評審批、許可證制度等相關要求十分嚴格，危險廢物處置作為一個市場化產業，難以做到完全依靠市場進行調節。處置能力嚴重不足致使危險廢物處置行業呈現出區域壟斷態勢，處置費用大幅提高，產廢單位面臨霸王條款、處置難、守法成本高的局面，涉及危險廢物處置的違法行為也不斷出現，環境安全風險不斷增大，給環境監管帶來巨大壓力。

配套不足，運營水平低下。環保基礎設施需要完善的配套工程、專業的管理運營才能發揮應有的效能。筆者發現，很多地區的環保基礎設施目前難以發揮效能。以生活污水處理廠和垃圾填埋場為例：生活污水處理廠有效運行的關鍵在于配套污水收集管網的建設，很多地方的污水處理廠早早建成，但由于種種原因污水管網和截污納管等配套工程遲遲不到位，導致污水處理設施發揮不了應有的作用，甚至有些地方的污水處理廠進水污染物濃度就低于排放標準，讓環保基礎設施淪為“曬太陽工程”。垃圾填埋場的正常運行需要完善的滲濾液收集處置系統，但因為缺乏專業的運營團隊，且運營水平低下，大量垃圾填埋場滲濾液收集處置系統不能正常運行。很多填埋場雖然建設了納濾和超濾等深度治理設施，但由于前段的生化系統缺乏專業維護而不能正常運行，導致深度治理設施無法投運，只能閑置，造成資源浪費，而滲濾液也難以達標排放。

監管缺位，執法不嚴。環保基礎設施大多具有區域壟斷、是民生工程或由政府直接運營等特點，存在環境執法難以及監管缺位的現象。地方對環保基礎設施的監管存在明顯的選擇性監管現象，對污水處理廠超標排污管得嚴，但對源頭排污單位超標納管現象不能積極排查處置；對垃圾填埋場的異味擾民問題管得嚴，但對滲濾液超標排放現象失于監管，以納管代監管；對危險廢物處置中心廢水廢氣排放管得嚴，但對超范圍、超能力接收處置等問題的監管缺失。總體來說，對環保基礎設施的環境監管力度要遠遠低于對排污企業的監管力度，環境守法底線屢屢被突破。

環保基礎設施落地難，鄰避效應凸顯。近年來因環保基礎設施建設，如垃圾焚燒、危險廢物處理、污水處理設施等項目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往往造成“一鬧就停”的結果。這些地方由此陷入環保基礎設施亟待建設，而公眾反對意見強烈、項目落地難的困局。事實上，環保基礎設施建設滯后最后損害的是群眾的環境權益。鄰避效應的激發恰恰與環保基礎設施建設規劃滯后、欠賬多、運行水平低、監管不嚴、違法現象頻現等直接相關。這些現象導致了當地政府公信力的喪失。加上信息溝通不暢、交流渠道堵塞，以及公眾環境意識日益覺醒，最終導致鄰避效應凸顯。

筆者認為，目前地方政府在建設運行環保基礎設施方面存在一些問題，可從以下幾方面著手改善。

補齊短板、提前規劃。應結合污染源普查等工作，對行政區內產生的污水、生活垃圾、危險廢物等污染物總量進行摸底，對照現有環保基礎設施的能力補齊短板。同時，將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納入到行政區城鄉建設整體規劃中，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動態更新、及時調整，避免出現類似危險廢物處置的困局。

拓展渠道、創新體制。建立城市環境保護投融資體制，加大PPP等模式的推廣力度，拓展環保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渠道，從而解決因資金困難造成的建設滯后問題。在政府直接運營的項目中，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引入技術能力過硬的團隊，保證環保基礎設施的穩定運行和達標排放。

加強監管、推動升級。對環保基礎設施的監管應和對排污企業的監管一視同仁，結合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加強對環保基礎設施的監管，改變一些地方環保責任難以落實，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大量存在的狀況，守住環保守法的底線。同時，通過嚴格監管推動不達標環保基礎設施的升級改造。

重塑公信力、加大決策透明度。通過加強對既有環保基礎設施的監管，保證達標排放，杜絕違法行為。同時，以改善環境質量為核心，重塑政府環保公信力。對環保基礎設施項目，要做到堅持過程透明、決策民主的程序正義，并提高信息公開程度，拓寬公眾參與渠道，最終消除公眾的疑慮和擔憂。

日前，環保部發布《中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報告（2016）》，披露了2015年全國城市聲環境現狀。報告顯示，全國城市聲監測夜間1/4不達標。

噪聲污染已成為空氣污染之后影響人體健康的重要環境因素，危害不容小覷，必須綜合施策，積極治理。

噪聲污染之所以難以打擊，主要在于其瞬時性、局部性、分散性很強，導致很難取證，且處理之后容易反彈。加之實踐中執法隊伍缺乏專業檢測設備，處理噪聲污染時往往前腳剛走，就又接到同一地點的噪聲投訴。這些因素導致噪聲污染的違法成本很低，不足以引起人們的重視。

降低噪音污染，首先應該提高違法成本。行政處罰方面，不妨大幅度提高罰款金額。對于噪聲污染受害者，應適當減輕其舉證責任，并可提出固定金額的賠償或補償。譬如，凡是居住在產生噪聲污染工地周邊一定距離的居民，推定其已經受到侵害，無需證明自己受到噪聲污染而患病，即可獲得固定金額補償。

其次，考慮到噪音污染的瞬時性特點，若不及時取證難以有效打擊，理當賦予執法部門在其職能權限內對噪聲污染的制止、取證、處罰權。如交警部門發現車輛違規鳴笛的，城管部門發現路邊攤位高聲喧嘩、渣土車轟鳴而過的，工商部門發現商家噪音擾民的，住建部門發現建筑工地夜間施工的，均應當即制止并處罰。

此外，還有必要嚴格事前審批。對于如商鋪、歌廳、工地等項目，應做好環評審批，防止噪聲污染技術、設施不達標的，禁止開工建設、禁止生產經營，實現源頭治理。

總之，治理噪聲污染并非小事。只有提高違法成本，注重受害人權利維護，賦予執法機關更多權限，方能確保人們有一個安靜舒適的工作、生活環境。

針對11月2日至5日華北及東北地區出現的空氣污染過程,環保部再次派出數個督查組赴華北、東北地區進行督查。據環保部透露,近一個多月以來,為督查各地應對空氣重污染,環保部派出的督查組至少有22個之多。

就11月2日至5日的督查,環保部坦陳,一些地方政府對重污染天氣應對工作重視不夠。同時,環保部公布了東北地區大氣污染物涉嫌超標企業名單,其中,鞍鋼集團礦業公司齊大山鐵礦、中國石油天燃氣公司撫順石化分公司熱電廠等央企下屬企業再次被公開曝光。

近一兩年來,每每遇到空氣重污染,環保部必啟動督查,隨后是等風吹散霧霾。實踐證明,如果地方政府不作為,只靠環保部督查,那么,遏制空氣重污染就是一道無解的難題。

空氣污染范圍超百萬平方公里

根據環保部的通報,11月2日至5日的污染過程覆蓋了東北、華北地區,總體影響范圍達到101萬平方公里。污染范圍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等7省(市)。

據通報,11月3日至5日,東北地區相繼有綏化市、哈爾濱市、大慶市、長春市、沈陽市、大連市等11個城市的AQI(空氣質量指數)小時值達到500,其中,哈爾濱市、大慶市、綏化市等污染最為嚴重。4日下午,華北地區多個城市PM2.5濃度達到峰值。

對于污染物的來源,環保部也進行了分析。環保部透露,燃煤、生物質燃燒和機動車排放是哈爾濱市PM2.5污染最主要的貢獻源；燃煤和機動車排放是沈陽市PM2.5最主要的貢獻源；機動車尾氣排放仍是北京主要污染來源之一。

“11月5日上午,環保部部長陳吉寧再次召開專題會議,要求高度重視污染天氣應對,及時采取應對措施,加強督查督辦,切實保障公眾健康。”環保部副部長趙英民專門協調遼寧、吉林、內蒙等省(區)政府相關領導,強調及時啟動應急預案,落實應急措施,最大限度減輕空氣重污染的影響。

同時,環保部相繼派出12個督查組對天津市、河北省、黑龍江省、吉林省、遼寧省、山東省等重點地區開展重污染天氣應急督查,重點督查地方應急預案落實情況,政府及其有關部門工作開展情況,企業執行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情況,以及大氣污染源排放情況。

超標排放秸稈禁燒有禁無止

環保部12個督查組督查發現,一些地方政府對重污染天氣應對工作重視不夠。“此次重污染過程,多個城市出現嚴重污染,但應急響應不及時,應對措施不到位。”環保部說,秸稈禁燒仍是有禁無止,黑龍江省秸稈焚燒火點達到415個,占全國總數的83%；哈綏高速呼蘭段404公里至421公里處以及肇東市五站鎮、黎明鎮、姜家鎮、肇東鎮、巴彥縣興隆鎮高速公路兩側均存在大面積焚燒秸稈現象。

環保部透露,今年9月,哈爾濱市對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重新進行了編修,但督查發現除小部分企業按要求完成應對措施修訂外,其他停、限產名錄中的企業均表示不清楚、不了解。

據環保部環監局局長田為勇介紹,11月3日至4日,環保部督查組對河北省石家莊市、唐山市、保定市、衡水市和山東省濟南市重污染天氣應對及高架源污染物達標排放情況開展專項執法檢查,共檢查各類污染點位68家(處),發現存在問題的污染點位11處。

他指出,對上述城市的督查發現,部分城市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減排措施不合理。河北省保定市滿城區《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應急停產企業名單包含長期停產企業,偉業福利造紙廠、慧利達公司鍋爐已停產數月,難以實現應急減排效果；保定市北外環路以北仍有建筑工地未按應急預案要求停止土石方作業。

同時,部分企業存在違法排放行為。田為勇說,河北省遷安市寶利源煉焦公司超標排放、弄虛造假,破壞大氣污染物排放自動監測設備,目前已被當地環保部門立案查處并移送公安機關；保定市雪松造紙廠煙氣發黑、拖尾；保定市奧宇鋼鐵公司個別時段二氧化硫排放超過應急減排標準；濟南市山東球磨鑄鐵管公司脫硫系統腐蝕嚴重,煙氣泄漏。

此外,一些企業物料堆場和部分路段揚塵問題嚴重。有的企業揚塵控制不到位,有的道路遺撒嚴重揚塵問題突出。

39家國控企業排放涉嫌超標

在對東北地區的督查中,環保部發現39家企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數據異常、涉嫌超標,而這39家企業均是國控重點污染企業,涉及沈陽、大連、長春、吉林、哈爾濱、齊齊哈爾等20個市(州)以及黑龍江農墾總局。

據環保部通報,這39家企業的問題是通過重點污染源自動監控系統發現的。

39家企業包括沈陽煉焦煤氣公司、鞍鋼集團礦業公司齊大山鐵礦、中國石油天燃氣公司撫順石化分公司熱電廠、本鋼板材股份公司發電廠(平山區)、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動能分公司、中國石油天然氣公司吉林石化分公司動力一廠等,其中不乏多家央企下屬企業。

對于這39家企業的問題,環保部有關負責人稱,將責成企業所在地省級環保部門組織實地查證,對違法超標排放污染物的企業高限處罰并向社會公開處罰結果。對排污單位有篡改、偽造監測數據等弄虛作假行為的,將移送公安機關依法處理。同時,環保部已派出督查組赴現場實地督查。

遏制空氣重污染是無解難題

10月以來,京津冀等區域已經經歷了4輪霧霾天氣污染過程。據環保部介紹,至少派出22個督查組對重污染地區展開督查。

近一兩年來,霧霾一起,環保部便迅速啟動督查,每天通報督查情況,曝光違法違規企業名單,部長陳吉寧甚至連夜召集會商會……環保部的做法無疑值得點贊,原因是,身陷霧霾污染的公眾最起碼能在第一時間了解到空氣污染嚴重程度以及何時可以結束污染,并自行采取防護措施等。

令人遺憾的是,環保部的督查沒有一次“空手而歸”。也就是說,環保部每次督查都會查出企業違法超標排放甚至弄虛作假、地方地府落實重污染預案不到位等問題。

空氣重污染持續幾天之后,大風一來,霧霾消散,一切恢復常態。近一兩年來,這樣的做法似乎已經成為應對空氣重污染的唯一辦法。因此,也有媒體質疑這種治理模式對于遏制空氣重污染必定無解。

據天氣預報,下周后半段,仍會出現空氣污染過程。治理空氣污染如果僅靠環保部督查,僅憑大風吹散,這絕對不是破解空氣污染難題的答案。

西北棄光問題遲遲難解、指標額度收緊、補貼拖欠，地面光伏電站發展遇到了重重瓶頸。國內光伏企業開始轉戰新陣地，分布式光伏成為企業著力拓展的主戰場。

受光伏發電上網電價限期下調政策影響，今年國內光伏企業掀起搶裝潮，一大批太陽能發電項目集中投產。中電聯最新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9月底全國并網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7075萬千瓦(其中絕大部分為光伏發電)，同比增長超一倍。今年前三季度，全國6000千瓦及以上電廠并網太陽能發電量460億千瓦時，同比增長63.4%。

一方面是并網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翻倍增長，另一方面，卻是太陽能發電設備利用小時大幅下降。今年前三季度，全國并網太陽能發電設備利用小時889小時，同比降低107小時，其中，寧夏、新疆和青海降幅均超過100小時。這說明西北地區部分省份棄光情況仍較為突出。

江蘇省能源局新能源處處長唐學文參加第八屆(無錫)國際新能源大會時說，以前很多企業覺得分布式光伏又小又零碎，做了也不合算，于是普遍集中發力建設地面光伏電站。目前西部地區棄光問題大量出現，消納成為核心問題。與此同時，地面電站的指標也在收緊。“今年企業的需求和國家的實際需求相比是9:1，爭取光伏指標的難度有多大可想而知。”

另外，光伏補貼拖欠問題也影響到了很多企業的發展。唐學文介紹，目前光伏補貼拖欠資金大約550億元，到年底可能要達到600億元。其中有一家國企已經被拖欠了30億元，給企業后續經營發展帶來很大壓力。

面對地面光伏電站發展的多重瓶頸，越來越多的光伏企業開始著力拓展分布式戰場，實現多元化發展，減少對地面電站的依賴。

中國信息產業商會新能源分會理事長、十一科技法人代表趙振元表示，地面電站的減少和調整是大勢所趨，主要由于土地資源極其寶貴，需要用電的地區土地更寶貴。雖然新疆、甘肅、寧夏等地區土地資源豐富，但本身電源需求量小，勢必就出現棄光限電。長遠來看，分布式發電、農光互補、漁光互補是不可阻擋的趨勢。針對這一變化，十一科技正在加快分布式發電的戰略儲備，加快光伏扶貧的戰略儲備，減少對地面電站的依賴。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上海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褚君浩表示，現在光伏技術應用主要有：集中式、分布式、農村電氣化、通訊、工業應用、分散利用。集中式光伏電站在我國已經建了很多，相比之下，分布式現在需要充分發展。其中，光伏農業、光伏扶貧都很大的發展空間。

近些年，物聯網技術迅猛發展，在環保領域也已經有了豐富的應用。

西安交大環保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林宣雄介紹了研究團隊剛剛研發的一款“250你發布”APP，拍照后直接可以顯示出PM2.5指數。

“大家可以隨時隨地把所到之處的PM2.5拍攝出來，然后上傳到APP里，當幾萬個數據匯集在一個區域，就可根據照片的坐標，定位一個區域的空氣質量指數。”林宣雄說。

據了解，這一系統已經在地方有所實踐。廣州就曾使用無人機搭載這一系統監測空氣質量，根據飛行區域的PM2.5指數算出了一條數據鏈。

通過這一平臺，環保部門可以有效地進行環境管理。未來平臺還可以實現更多功能，使得環保部門就可以在第一時間掌握全國各地的環境事件，例如是否有人向太湖傾倒垃圾，哪里的化工廠有污染物泄漏等。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所長汪爾康舉例說，水質監測人工成本高，周期長，連續性差。物聯網感知的水質自動監測系統可遠程、實時獲取水質參數監測數據、在線儀表運行狀態、監測預警與報警及自動監測站概況等信息，為研究水污染擴散與自凈規律、防治水污染事故提供數據支撐。

比如在太湖的治理上，用4年~5年建設的物聯網自動監測站，已經對水資源的污染治理打下了樣本基礎。

有了數據是否意味著掌握了資源？

中國工程院院士、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孟偉指出，大數據如果運用不得當就會變成垃圾，只有用得好才是重大資源。雖然環保部門已經提出生態環境大數據的總體框架，但是目前仍處于運行的初級階段，尚未達到使用的程度。如何突破數據應用的瓶頸將是環保部門下一步工作的重要著力點。

“雖然環保部門有大量的數據，但對數據內在意義和關聯性的挖掘和梳理還不夠，而且由于數據標準和格式不同，數據孤島化現象嚴重，不易整合，無法真正得到有效地利用。”國家物聯網基礎標準工作組總體組組長、ISO/IEC 物聯網參考架構國際標準主編輯沈杰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

未來，環保部門如何運用好物聯網？

沈杰認為，信息技術對環境污染治理的支撐是一個社會問題，但現在做的還遠遠不夠。在環保物聯網的時代，相比以往的信息化，需要從技術、業務和產業整體的角度進行變革，從整個環保生態體系建設的角度，真正讓物聯網技術為環保去服務。

林宣雄提出，污染源自動監控系統是目前全國最大的物聯網，但建得還不夠，監控范圍比較窄，監控還不到位，時常會出現漏監。今后朝著政府主導、民眾主力的方向發展，中國的環保狀況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一個無漏連接、無隔連接、無縫連接、均勻連接的生態圈系統將應運而生。

目前個人可穿戴式電子設備逐漸普及，環保監測設備或將集成到這個范疇內。通過物聯網技術，這些數據將被整合成有價值的數據資源。林宣雄認為必須開放、引進、發展更多便攜、便宜、能大量安裝的傳感器。

物聯網的本質是萬物相聯，感知是物聯網的先行技術，沒有感知，就無法得到數據，也就沒有了物聯網的信息基礎。

今年9月，工信部正式發布了《智能硬件產業創新發展專項行動（2016-2018年）》的文件，隨著《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以及《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的大力推進，傳感器技術及傳感器產業的重要地位日益凸顯。

在物聯網+中國制造2025高峰論壇上，分別發布了《物聯網標準化白皮書》《智能制造能力成熟度模型白皮書》。

當前，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傳感器消費市場，在傳感器的技術創新、全球市場占有率方面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無錫高新區是科技部首批國家智能傳感系統產業集群試點。

此外，孟偉認為，應該以創新生態環境監測技術為重點，進一步促進物聯感知與互聯網、智能終端、云計算等方面的互聯互通，提高生態環境信息的獲取效率。必須把生態環境的管理跟現代技術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加快生態環境大數據規范化、標準化建設，實現不同要素、不同類型信息的規范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