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連峰：

　　智慧城市就是信息化和城鎮化的結合。智慧城市的核心，是要智慧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統籌發展中的各種資源，實現經濟、社會和科技發展的深度融合。智慧城市建設將包括強化信息網絡技術，進行跨部門、跨行業、跨地區的政務信息的共享和業務協調，加強信息資源社會化的開發利用，促進城市規劃發展的信息化、基礎設施的智能化、公共服務便捷化、產業發展的現代化、社會治理的精細化。

　　康惠：

　　智慧城市是將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應用于城市治理的積極嘗試，旨在實現更透徹的感知，更廣泛的互聯互通和更深入的智能化。各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設中必須充分認識其科學內涵和必然性，充分關注智慧城市建設中信息技術應用與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度融合，關注物質資源、信息資源和智力資源的統籌應用，切忌將智慧城市僅僅定位在工程建設，或者是作為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而應將其作為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有效路徑。同時，應引導和支持相關理論研究、擴大輿論宣傳、營造信息化氛圍，提高社會民眾對智慧城市的認知度和參與度。

　　徐振強：

　　城市經營應當重視和加強智慧城市的品牌化，既實現對階段性成果的肯定，又促進智慧化建設要素的集聚和進程的加速。城市經營如成功實現智慧品牌的建立，將勢必為城市發展營造良好的競爭生態和品質優勢，形成“正磁力”效應，有效整合城市內部和外部要素資源，進而促進城市事業的高效運行。

　　李德仁：

　　在智慧城市建設中，西部地區具備后發優勢。比如智慧能源方面，西部就擁有充沛的太陽能。西部地區應當“彎道超車”，建成更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的新型城市。綠化西部、建設西部，讓西部地區更好地實現信息化和智慧化。同時，“一帶一路”建設也有利于調動全國的資源來推動西部地區城市的信息化和智慧化。

　　劉文娟：

　　一方面，智慧城市的本質內涵是基于信息化、高于信息化，利用信息技術，以問題和需求為導向，對城市進行重塑和再造，同時做好智慧交通配套的智慧管理。另一方面，從政府作用和市場機制來講，智慧城市和智慧交通的發展不應該過度依賴政府，政府的主要作用是宏觀的布局和政策生態，真正大刀闊斧的推動要靠市場機制。

　　姜超：

　　人口紅利的結束以及城市化的放緩，意味著非農就業增長變慢。在勞動力供給減少的背景下，為了穩定經濟增速，短期內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提高投資增速。2009年到2016年，中國每年投資增速高達19%，對應的社會融資增速高達22%。為了化解投資過度的隱患，政府2015年提出以“三去一降一補”為重點的供給側改革。其中基建投資高增對應政府債務過高，需要降低政府舉債成本。制造業投資過度導致產能過剩，需要去產能。而地產投資過度導致三四線城市地產庫存高企，需要去庫存。經濟整體債務過高，需要去杠桿。“三去一降一補”是理解中國經濟這幾年變化的核心政策因素。

　　蔡P：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家習慣于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這個方法論并不適用于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

　　李迅雷：

　　中國在資本投入的過程中，資本投入技術含量也在提升，推動產業升級。如ICT投資(指信息設備、通訊設備、軟件投資等)的比重明顯上升。這說明，盡管拉動經濟增長還是靠基建和房地產投資這一傳統套路，但產業升級也確實在推進，這是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出現的自然升級和轉型的過程。2011年之后，中國第三產業比重超過第二產業，這也是一個自然的過程。

　　姚余棟：

　　從“CPI籃子”的設計角度來看，目前全球有20多個經濟體實行通脹目標制，而在選擇所盯住的通脹指標時，大多數國家都考慮以核心CPI為代表的核心通脹率，這一指標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等季節波動較大或者容易受國際形勢、國內政策影響的商品，以更好地反映代表內生經濟運行狀況的物價變動情況，并進行合理的調控。

　　相比之下，許多新興國家的“CPI籃子”中食品類份量較高，這就導致通脹率較大程度地受制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從未來發展的角度來看，應當推進“核心CPI籃子”的設計，參考發達國家的實踐，降低食品類的比重，降低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對貨幣政策的干擾和沖擊。

　　岳維松：

　　中國經濟正處于增速換擋、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三期疊加”的關鍵時期，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亟須加快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國際并購是促進中國企業實現轉型升級的有效方式。企業可根據自身發展需要，并購具有特定技術專長的海外企業，獲取國外的先進技術，通過對技術的消化吸收，改造提升自身產業并延伸產業鏈條，最終實現轉型升級。

　　高蕊：

　　目前在出行、電商、社交、醫療、教育、投資等領域，平臺逐步取代傳統公司，成為主流的組織形式，并誕生了滴滴、阿里巴巴、騰訊等行業巨頭。這些平臺連接著店主和消費者、用戶和用戶、研發人員和企業、資本和項目；也連接著閑置資源與潛在使用者，實現了資源共享，并催生了共享經濟的繁榮。這些新興業態重構了產業鏈價值，所塑造的平臺成為各類服務的“接入口”，并逐漸成為未來商業的超級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