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工作報告近40次提及“創新”，并將其與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模式深度結合，符合我國總體發展訴求，是促進新增就業的關鍵，是激發新動能、新舊動能轉化的關鍵，是保障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量持續作壓艙石的關鍵。

智慧城市，作為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的三大城市目標，是我國政府在城市領域實施的重大創新。

歷經五年的努力，中國從學習了解國外做法到一躍成為世界創建智慧城市的大國、世界智慧城市創新的主試驗場和世界規模最大的智慧城市產能市場，得到美國、新加坡、歐盟和金磚成員四國等的高度關注。

智慧城市發力應嚴格按照政府工作報告部署，結合自身發展階段，從8個支點予以巧干、實干：

1、經濟韌性與城市韌性。

韌性，最早由加拿大知名生態學家Holling于1973年提出，是指系統能夠較快恢復到原有狀態，并且保持系統結構和功能的能力經濟韌性是指經濟較快恢復到原有狀態，并且保持系統結構和功能的能力。

國外正在推動以空間規劃為代表的彈性基礎設施和服務設計的創新，特別是聯合國減災署、澳大利亞政府等國際組織和政府等正在推動“韌性城市”從科學認知到主動實踐的創新。

我國在五化協同推進中，特別是快速城鎮化進程中，以生態為突出表現的城市體系的常見脆弱性快速顯現，有的隱性脆弱性也通過大數據、虛擬現實、人工智能和交叉技術等在陸續被揭示。

城市巨系統的脆弱性鏈條、斑塊和覆蓋面都處于相對模糊的狀態，局部和系統性風險、空間功能和結構性不足、跨界脆弱性疊加耦合不確定性等，正在通過城市內澇、交通擁堵、灰霾和高房價等典型現象表現出來。

汲取美國、歐洲等國家地區的經驗和教訓，我國亟待將中國特色的“韌性城市”理念與實踐，充分對接到城市治理與規劃實施之中；與此同時，國外已經涌現大量關于韌性城市的測評方法和實踐操作，而國內則相對匱乏，城市的“陣痛”斑塊需要得到感知和響應。

“我國完全有能力結合自身實際，提出服務保障城市韌性增強的韌性城市發展戰略，并制定頂層設計方案，統籌協調各部門，圍繞反映脆弱性的核心問題開展聯合政策設計，推動地方實踐，提升城市應對和適應結構和功能性風險的能力。與此同時，統籌規劃韌性增強建設所能夠開發的剛性產能，對宏觀經濟面起到有效的支持，促進產業升級和企業轉型對接上城市的真正痛點。

2、數字經濟與智慧經濟。

2016年5月，李克強總理在貴陽大數據峰會上指出，當前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

大數據、云計算等前沿技術和分享經濟的蓬勃發展，有利于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

信息與通訊技術(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ICT)是推動信息化社會、智慧城市和數據經濟的關鍵性動力。

世界正在進入“大數據經濟”，國際數據公司(IDC)預計，數據量在2020年之前會增長50倍。

據統計，2016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22.4萬億，埃森哲指出2020年數字經濟將貢獻中國3.5萬億GDP。

當前的數字經濟尚處于初級階段，具有粗放性，智慧城市建設應催生出智慧經濟，成為數字經濟的優質形態。即，信息基礎設施、公共基礎設施和城市基礎設施“三基”融合改造和建設，構建智慧城市基礎設施體系，有效整合資源和公共品，降低城市運營成本。

打造智慧城市創新平臺群，扶持智慧經濟與三次產業，特別是第三產業的高度融合，快速將互聯網+、物聯網和大數據等與現代服務業的有機銜接和跨界創新。通過發展智慧經濟，促進地方傳統產業升級和新興產業落地。

標準化建設智慧城市產業園，多元化設計園區智慧產業和生態圈建設。通過有效的行政引導激勵跨界創新，催生新的現代服務業、創新傳統產業服務鏈。

3、安全體系與信息安全。

自2011年，我國城鎮化率首次突破50%以來，可持續城鎮化和可持續城市面臨嚴峻的人口、資源環境和交通等壓力繼續增強，以北京、上海、深圳、廣州、武漢和濟南等地為代表的大城市病突顯，霧霾、內澇、交通擁堵、水污染事件、城市更新、城市管理、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等矛盾突出。

每年城鎮新增人口超過2000萬，增量相當歐洲一個中等規模的國家。人口集聚到城市，進而對城市承載形成的壓力(如城市病等)形勢嚴峻。

“十三五”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45%(推進新型城鎮化，應解決好三個1億人問題)。

智慧城市創建要緊密對接城鎮化，智慧城市是兼顧理想與現實的統一體，是服務目標與解決問題的協同體。

因此，圍繞“五化”總體布局，構建安全體系，并在智慧城市、大數據建設中，將信息安全放在基礎性地位是確保所有創新扎實、有效的首位要務。

4、生態文明與規劃協同。

智慧城市的生命力在于與生態文明、規劃協同創新。

智慧城市是實現城市治理創新的關鍵理念與重要技術支撐，依托大數據、互聯網、物聯網和云計算等技術平臺，有助于實現城市規劃的方法創新和生態文明目標的實現。

智慧城市戰略的推進，必須加強與城市規劃和生態文明的協同創新，促進城市數字化、信息化建設與城鎮功能提升的有機融合和智慧城市運營服務端的有效實現。

生態文明制度、支撐體系和實現路徑的研究是我國城市生態學當前發展的核心。基于生態代謝原理的城市永續資源能源科學體系的研究應用是未來發展的重點。

世界博覽會在160余年的歷史上，不但引領未來科技的發展方向，而且也在努力闡釋科技對市民生活的有益改變。上海世博會和北京園博園等城市生態實踐為我國城市生態科學發展提供了光明的圖景。

智慧城市應有效緩解直至解決“城市病”。依托大數據科學治堵，避免大數據給城市交通“添堵”。

科學治理霧霾和緩解城市熱島，杜絕通風廊道，加強污染源和排放存量的有效控制、消減，而不是簡單地把問題投擲到邊界以外。

智慧城市為此要積極提供方法和工具，并開發有效的管控平臺。

5、產能合作與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我國推進國際間合作的區域戰略。金磚國家、一帶一路和東盟等相關區域的發展中國家也將智慧城市作為城市戰略推行起來。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車聯網、虛擬現實、增強現實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不斷充實到智慧城市的框架之中，直接促進了全世界對智慧城市應用價值的強烈期待。

2014年9月，印度從國家層面，提出創建100個智慧城市的行動計劃。印度政府希望通過發展智慧城市來提高城市效能，并保障印度城鎮化的持續健康發展。

2015年9月，美國聯邦政府在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啟動智慧城市周，并發布“智慧城市行動倡議(White House Smart Cities Initiative)”，得到美國運輸部和聯邦政府住房與城鎮發展部等政府機構的支持。

2015年10月，習近平主席在訪英期間，參觀帝國理工學院數據科學研究所(大數據)和哈姆林中心(醫療機器人)。

6、互聯網+與大數據。

互聯網+和大數據已經上升為國家戰略，可借鑒“互聯網+”的思維，將“智慧城市+”，進行了充分地情景反演，有機地將智慧城市領域的學術研究與國家政策進行了鏈接，激活了智慧城市的生命力。

在智慧城市實際運營當中，注重從交叉需求導向出發，促進新型互聯網和通訊產業應用的有效創新。

用互聯網思維、大數據分析和信息消費等檢視傳統產業和行業，引進智慧化手段和方法，改進傳統業態產業效率和服務水平，如建筑行業的智慧建設管理體系、BIM建造和3D模塊化打印等。

2016年4月，推進新型城鎮化工作部際聯席會議第三次會議，指出實施“互聯網+”城市計劃，打造若干“智創空間”、“智創園區”。

2016年4月，《澳門特別行政區五年發展規劃(2016-2020年)草案文本》提出加快智慧城市建設，推動產業與互聯網融合。依托互聯網和大數據思維、技術，快速向標準化、行業性推進。在超過20億m2的既有建筑改造和新建建筑市場中，強化智慧技術的應用，服務我國建筑領域節能減排和居住舒適性的需要。

7、國企、國資改革。

根據財富中國2016年7月的數據，進行統計，世界財富500強中美國占128個(總營業收入8.692萬億美元)，總數和總收入均繼續位列世界第一，其中從事智慧城市的骨干企業約14家,包括IBM、Intel、思科、DELL和亞馬遜等，基本都在其中，2014年營業收入占美國世界財富500強12.1%(1.048萬億美元)，而硅谷、波士頓和芝加哥等城市/地區從事智慧城市的中小微企業總數以千計。

我國世界財富500強中，涉及智慧城市業務的主要為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華為和聯想(合計3.96萬億美元，約為美國智慧城市骨干企業收入的1/3,而利潤僅為美國的1/9)。

而國內其他代表性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提供商因收入規模未進入世界財富500強，故未計入。

智慧城市產業涉及的市場主體包括“三化”涉及的企業，僅互聯網企業(2016年產值占GDP約5.5%，同期房地產業比例為6%)的產值、數量和就業規模，因此，市場主體參與智慧城市建設的實力強勁，但目前市場主體參與的領域和空間有待逐步開放。

8、三去一降一補。

根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求，提出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

智慧城市，是我國城市轉型升級、提質增效的必由之路，是融合新型城鎮化、工業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的有效載體。

實現程度的高低，直接關系城市文明延續和復興的效率、水平、范圍。智慧城市應發揮技術理念創新優勢，對接三去一降一補，構建智慧型信息平臺，強化對主體工作效能的支撐與績效評價。

加快挖掘城市經濟增長新動能、科學制定去產能階梯方案、有效引導產業合理規模和適度發展。與此同時，優化、高效化、均衡化公共品服務，比如智慧醫療、智慧教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