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智慧城市建設有五種病。這五種病讓智慧城市的理念被架空，不僅沒有解決城市面臨的方方面面問題，反而加重了城市負擔，甚至成為笑柄。第一種病是“面面俱到”，試圖建立完整的智慧體系，結果一事無成。第二種病是“指向偏差”，聚焦于信息系統的組織，而忽視了信息系統只是更大范圍系統的一部分。第三種病是“舍本逐末”，很多用傳統方式能夠解決的，硬要上信息系統，導致巨大的浪費。第四種病是“過度治療”，不能夠做到精打細算，造成很大浪費。第五種病是“政府獨攬”，忽視了智慧城市是整個社會的事情，把政府變成唯一買家。

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要治這五種病，我們必須端正”五觀”。

其一是戰略觀。城市問題紛繁復雜，要有戰略視野抓核心問題。找錯了問題意味著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錯誤的位置。不同的位置決定了不同的視野，對問題輕重緩急的認識有所差別。要提出戰略性問題，必須要站在市長的高度。建設管理好一座城市，首先要解決發展定位方面的問題，其次要解決的是結構性的問題，再次是要解決各種系統的績效和穩定問題。定位錯了，發展必然無力；結構預測錯了，出現鬼城或是一系列城市問題；公共設施配置缺少章法，可能導致一部分人滿為患，另一部分卻門可羅雀。因此，實現智慧的第一步是解決城市宏觀決策、總體規劃的智慧問題。在此基礎上，再去談建設、管理和運營。后續的一切彌補性措施只能事倍功半。

其二是系統觀。城市中的很多問題是多種因素共同造成的，只針對其中一個因素的解決方案必然無效。我們需要考慮的有時間進程的因素，有執行者的因素，有體制機制的因素，有使用對象因素，也有不同子系統之間關聯影響的因素。如果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只抓信息系統建設這一個因素，其失敗幾乎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土地使用錯配，交通會出問題；河湖水系濕地管理不善，生態環境和排水都會出問題；信息系統建設地很完美，無法后期維護，整個系統會報廢；監控系統正常運作，背后的操作人或決策系統失職，突發事件無從處理；數據平臺建起來了沒有合適的分析模型，數據價值無法實現。所以，掉入“智慧應用”的陷阱就變成了“智慧沒用”！

其三是實用觀。用最省力最高效的方法去解決問題才是真智慧。現實中我們往往看到很多炫技的現象，偶爾為之可以，但要提防調入技術的陷阱。一些企業甚至專家喜歡給決策者看一些花貍狐哨的東西，很炫麗但不實用。例如智能家居，很多廠商都在試圖跟我們的家裝上遙控器，遙控照明、遙控窗簾之類的成為標準配置。可是，開關窗簾的最佳方式是什么？站起來，走兩步！再例如很多地方建了智慧公共自行車系統，折合到每輛自行車成本上萬元，不算運營維護成本也足夠丟上100次，這智慧嗎？對于城市來說，道理亦如是。很多時候，站起來走兩步，效果遠遠超過信息系統建設。

其四是適度觀。很多城市都明確提出了智慧城市要治療城市病，可以說認識上都已經到位了，但具體的做法上卻仍然存在偏差。打個比方，人嗓子痛去醫院，這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結果醫生診斷這是消化系統的問題，喉嚨胃腸全部都需要檢查治療，這是不能接受的。雖然這種情況確實存在，至少我們在治病這件事上是理智的。那么為什么到了建設智慧城市的時候，為什么我們就容易忘卻根本呢？顯而易見，任何城市都不需要對照各種智慧指標面面俱到，也不需要試圖解決一個系統的所有問題。

其五是開放觀。智慧城市不是政府一家的事情，實際上大家都不說智慧政府，因為智慧城市的建成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政府所能做的也就是順勢而動、有所作為。激發市場和社會主體的活力，他們才能夠最準確地抓住需求發展趨勢，最高效、最節省地推動城市走向智慧。過去我們看到滴滴打車、滴滴巴士推動了城市交通問題的解決。如今又有摩拜自行車的創新，對于推動我們的綠色出行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是與我們某些城市的公共自行車項目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不要認為企業做的事情與智慧城市無關，企業提供的智慧服務、物聯網、云計算、社會創新同樣是智慧城市的建設成果，不僅要把它寫入智慧城市的頂層設計綱要，而且要更多地以包容的心態去對待這些市場創新。認識到市場和社會主體的作用之后，我們就可能意識到，基于大規模定制化平臺建設的中心化思維未必是智慧城市的最佳架構。未來很有可能會出現基于云的、基于自組織的各種不同的技術架構。

我們分析了全球三十多個主要大都市的智慧城市發展戰略，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被賦予如此之高的厚望，有如此之多的行動。這是我們占領世界先機的一次機遇。但我們也看到，國外這些城市正在通過一系列微不足道的小行動扎實地朝向智慧前進。若干年后，孰更智慧？不好說。中國的每個智慧城市建設都迫切需要從戰略觀、系統觀、使用觀、適度觀、開放觀角度重新審視已有的規劃和行動。這“五觀”端正了，我們就不會亂入歧途。

作者簡介：劉朝暉，博士，畢業于同濟大學城市規劃專業，注冊城市規劃師，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北京市西城區顧問、河北省泛能網專業標準化技術委員會委員，現任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數字城市工程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從事城市科學研究和相應的管理工作。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城鎮化戰略、城市規劃理論與政策、智慧城市、城市精細化管理。多次主持和參加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工程院重大咨詢項目等國家級科研工作，發表論文和專著16篇，曾獲金經昌中國城市規劃優秀論文二等獎和三等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獎。主持和參加城市總體規劃、戰略規劃、城市設計、智慧城市頂層設計等各類工程項目70余項，獲得省部級優秀城市規劃設計獎6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