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智慧城市發展的核心問題是把握好如何讓物質的交通網絡和虛擬的互聯網絡二網有機融合，讓物質和信息在城市的流動更加便捷高效；如何讓符合城市發展的產業在空間上效率更高，讓各種要素在城市空間上組織、配置更高效更便捷。

智慧城市最早來自于IBM公司提出的智慧地球（SmartPlanet）戰略下的SmartCities概念，當時只是想通過現代信息技術對供水供電交通等基礎設施提供信息化的改造，提升效率。

但翻譯成中文的智慧城市后，這個概念就被廣義化了，智慧城市是要通過信息通訊技術等現代技術的幫助提升城市整體的效率、生活質量逐漸成為共識。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說過:“中國的城市化與美國的高科技發展將是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兩件大事。”那么，城鎮化與高科技相疊加，則將迎來智慧城市的大趨勢。

回歸城市發展本源

從智慧城市概念提出以來，世界各國的主要城市都在相關領域有所嘗試，但由于個國家、城市發展階段的不同，其發展模式和側重點也各不相同。

發達國家由于已經處于城鎮化后期階段，城市管理、運營水平較高，制度較完善，所以其智慧城市建設更多是通過信息技術的應用提高其公共設施與服務效率或實現綠色低碳等目標。例如，英國在其《智慧倫敦規劃》中就明確了要通過發展智能電網提高能源效率，通過技術應用減少交通污染50%等；而巴塞羅那則通過建設無處不在的傳感器來提高公共設施和服務的優化和提高。

中國智慧城市建設自2012年以來逐年升溫，從城市規劃機構到IT廠商到通訊公司，各行各業只要能沾上邊的，都拿出了自己的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和產品，而各地方也紛紛上馬智慧城市項目，“大數據產業園”“云計算中心”建設此起彼伏。但由傳統IT企業主導的智慧城市建設熱潮卻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由于大部分項目并未基于城市具體的需求和問題，缺乏對市場的考量，將技術落地作為目的，再加上自上而下地按照傳統基礎設施的行政命令方式進行建設，缺乏明確的基于城市產業發展、服務提升的目標和戰略指導。

要回答未來智慧城市如何發展，會出現哪些業態等問題，還要回歸城市發展的本源，正所謂“欲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

城鎮化的本源是二三產業和人口向城鎮的集聚。而人到城鎮主要就是做兩件事情：一是交換商品，二是交流思想。智慧城市將對這兩件事都帶來極大的變革。

從人類社會進入互聯網時代后，以阿里巴巴為代表的電商就對傳統的商品交換帶來了顛覆式的變革，讓城市商品的交換變得極其便利，不再需要面對面，就能高效實現商品的交易，給傳統零售帶來了極大壓力。

與此同時，思想交流也迎來了變革。在互聯網興起之初曾有人預言大城市將因此衰落，因為即時通訊工具讓人們不用聚集在一起進行交流。但現實卻是反其道而行之，全球的大城市都迎來了進一步的人才和資源的聚集——因為真正有深度有價值的思想交流一定是要面對面進行的。肢體語言，眼神的溝通傳達的信息沒有通訊工具能取代，而通訊工具卻讓人們能夠更加便利地安排、組織面對面的會面。

所以，在互聯網＋時代，商品交換，思想交換方式的變化產生了新的業態，以及新的城市空間組織模式。例如，國內傳統商業中心越來越多從商品的販售中心逐步轉變為體驗式的交流中心。而強調體驗、交流的新業態無疑會成為未來城市發展的主流方向。更進一步講，與商品交換是“一物換一物”的零和交換不同，思想交流了，大家都同時擁有了彼此的思想，可以充分共享，而思想的交流還能產生新的思想，是1＋1>2的交換。這樣勢必會為城市帶來全新的發展模式和產業模式。而這正是在互聯網＋時代智慧城市發展要重點關注的領域。

冷靜看待頂層設計

在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中，以及在新型城鎮化戰略推進中，市場的作用至關重要。國家明確提出了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的作用，讓企業發揮主導型作用，讓政府發揮引導作用。所以在智慧城市的建設中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理清政府與市場關系。

從政府來講，主要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智慧城市發展思維如何從計劃經濟轉到計劃經濟。低層次思維解決不了高層次問題。所以首先政府要轉型，要從計劃經濟下追求大包大攬的大政府思維轉到市場經濟下法無授權不為的小政府思維。這方面中國在互聯網＋的探索中已經付出了一些代價，換來了一些經驗教訓。例如政府投入大量資源建設的人民搜索，以及一些交通主管部門主導的路況信息系統，今天已被市場機構完全取代。所以政府明確在智慧城市發展中“做什么，不做什么”至關重要。

在全球化時代，城市間是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政府在進行智慧城市建設發展過程中要打破地方一畝三分地的行政壁壘，打通城市間的數據孤島，發展互聯互通的智慧城市。中國正大力推進的京津冀協同發展就是要實現這一目標的典型案例。

智慧城市發展的核心需要解決產業在城市里更智慧的發展的問題。在城鎮化過程中，不同產業有不同的發展規律，產業的空間變遷，人口的空間移動在智慧城市發展中都會有新的規律出現，如何把握這些規律是政府面臨的很大的挑戰。

創新驅動、創新主導是大家共識。而創新來自針對不確定性的冒險，在發展智慧城市中更是如此。但不少城市仍然希望將一切都確定下來，自上而下地安排智慧城市要怎么建，如何“科學”地實現智慧城市的發展，缺乏對不確定性的重要性的基本認知。

“科學”的決策和安排往往意味著中庸，意味著保守，而市場上出現的真正的變革與創新都來自于企業家在不全面的信息和高度的不確定性下做出的戰略判斷和決策。

政府要倡導創新驅動、創新主導，首先要解決的是如何從傳統的將一切經濟資源配置都“確定”下來，“科學”規劃的計劃經濟思維轉化到市場經濟下把市場的“不確定”交給市場，讓市場去配置資源是當前諸多地方都面臨的難題。人類已經用20世紀100年的計劃經濟實驗表明了，一旦經濟進入高度確定性的狀態就將毫無活力，我們不能重蹈覆轍。

要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發揮引導作用，政府的引導很大程度上來自于規劃。這就涉及到智慧城市領域的熱門詞匯——頂層設計。而我們亟需的是冷靜看待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實際上是來自于軟件科學的工程詞語，其使用的必要條件是邊界條件明確。當邊界明確時，使用這種自上而下的框架設計可以實現整個系統效率的最大化。但智慧城市發展過程中，產業在不斷轉型升級，人口在向城市間流動、聚集、分散，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城市的邊界條件是高度不確定的，從而頂層設計的思維其實并不適合智慧城市的戰略規劃。

戰略規劃的判斷是對戰略城市未來發展的價值觀的判斷，來自綜合各方面考慮的目標導向的價值選擇。所以做智慧城市的戰略規劃的核心不是解決怎么做，而是做什么。

企業面臨著新挑戰

智慧城市戰略規劃要處理的核心關系，是政府和企業的關系——如何通過制度設計解決政府和企業各自的行為邊界，明確兩方的角色和職能：哪些領域該讓企業充分發揮作用？哪些領域是政府必須的責任？哪些領域應該雙方合作？回答好這些問題才能做好智慧城市的戰略規劃。而這對政府是責無旁貸的責任和大挑戰。

政府負擔了極大的責任和挑戰，企業也面臨著新的挑戰。這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全方位轉型升級的挑戰。現在主導中國智慧城市建設的企業都是中國過去30年成長起來的大型IT企業，這些企業的實力和資源不容置疑，但也要清晰地認識到，智慧城市的發展涉及到理念、模式、技術的全方位的轉型升級而轉型過程中的首要挑戰往往來自企業自身。

豐富的商業案例已經表明，上一輪競賽的優勢和資產會成為下一輪改革的障礙與負資產，正如當銀行開放一個新的窗口，最先到達的往往是之前隊伍中靠后的人。我們的企業在進行智慧城市發展探索中要時刻警醒自己。

商業模式轉型的挑戰。傳統的智能城市項目，例如智能交通，企業主要為政府優化其內部職能服務，例如優化交通管理，監控違章，處理罰款等。而智慧城市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對政府公共物品和服務提供的優化，而這也與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思路是想契合的，是行業發展趨勢所在。企業應明確這點，在為政府提供智慧城市解決方案時應改變傳統商業模式，從城市問題出發，從公共物品和服務的優化升級出發。

技術主導思維轉變的挑戰。從兩年前智慧城市的概念傳入中國，IT硬件廠商就主導了智慧城市的建設。一時間大數據園區、云計算中心的建設遍地開花，但大部分的類似建設都是為了建設而建設，而未針對任何具體的城市問題或發展方針，將技術落地作為了智慧城市發展的目的。

但在事實上，技術只是手段而并非目的。在互聯網＋時代發展智慧城市，切忌就大數據論大數據的IT工程導向思維。要從城市產業發展需求出發，從城市的問題出發，從城市公共服務的提升出發。這樣，才能發展處真正的智慧城市，也只有這樣，才能有可持續的商業模式，智慧城市產業才能更有競爭力，獲得發展。

從產品供應商向服務運營商轉變的挑戰。智慧城市發展，光有信息技術和響應的基礎設施遠遠不夠，還需要有經驗、有實力的運營商進行運營和維護。這正是智慧城市區別于以往城市建設升級的區別所在，也是關鍵的增值領域所在。

企業要把握機遇，從過去提供一次性的產品向提供長期服務轉變，通過公私合作PPP模式的探索和應用實現可持續的長期的政府企業合作提供公共設施與服務的商業模式，發展出一批有實力，有經驗的智慧城市運營商。

中國智慧城市大有可為

互聯網＋時代，中國智慧城市的發展大有可為，對未來發展的判斷至關重要。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重點關注：

新的經濟學理論的誕生。互聯網發展至今，在傳統經濟學關注的核心領域，如信用，定價等領域都帶來了顛覆性的改變。例如Uber通過大數據分析及時考慮天氣、交通等多種因素實時靈活定價，解決了困擾出租車領域多年的信息不對稱帶來的各種問題，這為作為解釋社會經濟現象的經濟學帶來了諸多新的觀察素材。

如何解釋互聯網＋時代的經濟現象，如何在互聯網＋時代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經濟學有了新的待回答的問題，需要新的理論來解釋、分析，并指導行動。個人電腦80年代出現的時候，美國經濟學家就有過論斷，將來成功的IT企業不是制造計算機的企業，而是利用計算機創造新的服務新的價值的企業。梳理30年來IT行業的發展正是如此，Dell通過革新銷售渠道取得了成功，思科作為IT基礎設施的“管家”取得了成功。新的互聯網時代我們看到了滴滴、Uber以及Airbnb等，新的經濟理論是什么？我們拭目以待。

全球經濟版圖的重構。過去30年全球要素布局的版圖是歐美等發達國家研發，非洲、南美、澳大利亞等資源國家輸出資源能源到中國，在東部制造加工完成后進入到全球價值體系。中國承擔的是中低端的制造業，高端的高附加值的產業基本還是由是歐美、日本等經濟發達國家占據的。而產業的轉型升級正是中國在新常態下試圖解決的核心問題。如何突破中國物流成本高、交易成本高、服務業成本高的束縛，如何走創新驅動的經濟之路，智慧城市的發展建設會在其中發揮關鍵的作用。

城市治理將是重要議題。中國雖然很早就有了城市，但那更多的是基于農業商品交換的城市，真正的現代基于二、三產業聚集的城市在中國只有很短的歷史，我們的治理經驗也相對不足，而這限制了我們新型城鎮化的推進，也限制了智慧城市的發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論壇上就強調，我們要多向歐洲學習，學習其城市治理的經驗。發展智慧城市，利用互聯網＋的方式，解決好城市治理、優化公共服務體系，使之更加完善，更加強大，是重要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