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監管層正在研究加大對董監高及中介機構的責任，強化對違法違規責任人的經濟處罰和責任賠償，以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信息披露是資本市場的核心環節，信息披露違法也是資本市場三大違法類型之一。究其背后，違法成本過低是主要原因之一。除了行政處罰輕、民事索賠難、刑事追究不到位，處罰落點重法人輕自然人也是一大問題所在。
“上市公司作為法人主體， 其違法行為是由股東、董事、監事、高管等自然人幕后操縱實現的。目前投資者索賠對提高違法成本有明顯幫助，但是索賠一般都是起訴公司而非股東或董監高，賠償責任落不到自然人身上，威懾力還是有限的。”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臧小麗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公司在賠償投資者之后，還有一個環節一直都被忽略了，那就是選出股東代表來代表上市公司向有責任的個人高管來追償，即進行股東代表訴訟。不過在她看來，隨著法制環境的完善，特別是以投服中心為代表的公益性組織的活躍，未來股東代表訴訟也可能會漸成趨勢。
板子打到“人”身上
監管層對違法案件當中自然人的責任越來越重視。2017年2月3日，證監會公布了對益盛藥業(SZ.002566)的行政處罰決定書，處罰主體除了上市公司之外，還包括董事長、董秘等21名責任人，幾乎覆蓋公司全部董監高。不過，這只是去年以來眾多違法案件當中非常普通的一例。
在全國“兩會”召開前夕，證監會對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第8824號建議中有關完善退市制度的建議進行了答復。退市過程涉及多方利益，監管層關注的是責任追究及投資者賠償，不能“一退了之”。
證監會表示，將落實對公司負有責任的董監高及相關中介機構的法律責任，投資者賠償方面著力優化方便投資者獲得民事賠償的機制和途徑，研究完善對退市違法違規責任人的經濟處罰和責任賠償機制，強化對違法違規責任人的經濟處罰和責任賠償，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目前對違法案例中上市公司責任的追究已經比較成熟，證監會作出行政處罰或法院作出相關判決后，投資者就可以啟動索賠。按照法律規定，證監會罰款金額一般有60萬元上限，單以行政處罰而言，威懾力較為有限。不過近年來A股市場投資者通過法律維權的意識不斷提升，索賠案例、人數、金額都有較大提高。
比如海潤光伏，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總計收到728起證券虛假陳述股民索賠案件，訴訟金額達到1.45億。這一金額對上市公司而言，是一筆不小的資金。海潤光伏今年1月25日發布業績預告稱，2016年經營業績將出現虧損，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預計為人民幣-3.8億元～-4.8億元。
臧小麗律師告訴記者，對于被處罰的高管或股東，投資者也是可以起訴的，但是對個人高管的起訴實踐中存在一定障礙。首先，難以獲得涉案人員完整的個人信息，起訴到法院也很難被受理。第二，難以獲知被訴個人的居住信息及聯系方式，且就算獲得了也可能是一個非實際居住地址，因此法院只能對案件進行公告。“公告的時間非常漫長，起訴要公告、開庭也要公告，一個公告期就是兩個月，案子就會被拖的遙遙無期。”
另外，投資者是作為公司股東去起訴的，與涉案的股東或高管沒有直接的法律關系，起訴高管僅是連帶賠償責任，因此投資者單獨起訴高管的意愿并不高。
她建議，由社會公益性組織比如投服中心，可以在投資者對上市公司的索賠訴訟完成后，作為股東代表，代表上市公司，向有責任的大股東或董監高再進行追償，讓最終的責任人真正負起責任。
他山之石——董責險
董責險的概念進入國內已經多年，但是發展非常緩慢。上海市金融法研究會副會長方樂華此前曾表示，在法治不健全的環境下，上市公司相關責任人承擔的風險小，也就缺少投保的意愿。
2016年證監會對欣泰電氣欺詐發行做出從重處罰，為了便利投資者索賠，其保薦人興業證券業組織進行“先行賠付”。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先行賠付制度還缺少救濟方式，存在法律缺陷。
“依據現行的先行賠付制度的設計，首發證券企業及其控股股東、董監高等，都是賠付的買單人，其實，讓這些相關人投保董事責任保險，在處罰決定生效后，由保險公司出面理賠，也是一項應當考量的方案。”上海漢聯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宋一欣告訴記者，與上市公司相比，起訴自然人往往是比較難的，會遇到更加明顯的對抗性，不配合。而引入保險制度，既能減少“無力賠付”的情況，也能促進公司治理機制。
他告訴記者，從性質上講，董事責任保險屬于一種特殊的職業責任保險。在海外，董事責任保險被認為是“將軍的頭盔”，是公司良好風險管理的表現。集團訴訟與董責險制度二者相互配合，共同發揮對公司治理的制衡作用。
董事責任保險，也稱“董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責任保險”，是指由公司或者公司與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共同出資購買，對被保險的董事、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在履行公司管理職責過程中，因被指控工作疏忽或行為不當(其中不包括惡意、違背忠誠義務、信息披露中故意的虛假或誤導性陳述、違反法律的行為)而被追究其個人賠償責任時，由保險人負責賠償該董事、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進行責任抗辯所支出的有關法律費用并代為償付其應當承擔的民事賠償責任的保險。
董責險的投保人或被保險人包括公司、董事、獨立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
“現在所有A+H、A+B的上市公司董監高都購買了董責險。”宋一欣稱，國內此前已有相關理賠案例，比如廣汽長豐虛假陳述民事賠償案，2011年公司支付投資者索賠金額98萬元，但因為提前已購買董責險，公司最終獲得保險公司理賠80萬。
隨著法律條件的完善，以及監管處罰重心的平衡，上市公司股東及董監高也不得不更加小心。
“對中國內地而言，監管法規還處在發展階段，中國證監會在推進市場改革的同時，強力監管也使投行、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在IPO過程中承擔了重大責任。”美亞保險(AIG)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鄭藝(Eric Zheng)對第一財經表示，新趨勢的出現，要求上市公司越來越需要仔細審視其董責險計劃及需求。
他告訴記者，目前僅有約10%的A股上市公司購買了董責險。不過可以看到，一些海外上市中國公司的丑聞促使越來越多海外上市的中國公司意識到董責險的重要性。隨著中國IPO規則的改革，中國A股上市公司也可能會面臨類似的情況，尤其是當前A股市場正從審批制向注冊制轉變。
“董責險會激勵公司高管去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努力，而非僅僅是為了追求一個最安全的目標。”鄭藝以美國市場為例解釋稱，最優秀的董事往往也最為熟悉董事會的職責、義務及潛在的責任。這也意味著對于這些人來說，購買董責險成為他們決定是否加入公司董事會的先決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董責險能幫公司吸引最優秀的人才加入董事會，從而提升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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