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能源局最新數據顯示，今年1-3月，全國新增光伏發電裝機容量714萬千瓦，同比增加52%。業內專家認為，驚人的裝機增速，是光伏企業對于“6.30”電價調整的應激反應。在走過電站建造初裝成本一次性補貼的1.0時代后，全電量度電補貼的2.0時代也將結束，我國的光伏產業正在進入新補貼時代。

無補貼，則無光伏產業。這是光伏業內人士的共識。

從歐洲開始的光伏補貼推動了人類利用太陽能的進程，也推動著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一大光伏電池生產國。

2011年，歐洲市場逐漸飽和，光伏產能需求比從41:16.7劇降至63:21。為此，中國推出電價補貼制度，希望能夠借此消化過剩產能，幫助中國的光伏企業渡過難關。

“補貼是國家扶持以光伏為代表的新能源產業的一劑良藥。在補貼之下，光伏產業得以快速成長。”蘇美達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市場部總經理袁全接受《經濟》記者采訪時說。

誠然，2011年以來，中國的光伏電站和分布式項目迅速蔓延。截至2015年底，中國連續三年實現光伏發電新增裝機容量全球第一，累計裝機總量約43GW，已經成為全球光伏發電裝機容量最大的國家。

就在此時，國家發改委下發通知，決定進一步下調光伏電站的上網標桿電價。

按照規定，2016年以前備案納入年度規模管理的光伏發電項目，如果未能于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并網發電，將執行新的電價標準。這意味著，Ⅰ類、Ⅱ類和Ⅲ類資源區的光伏電站度電補貼將分別下降0.1元、0.07元和0.02元。

“這表明，我國政府已經開始意識到，隨著光伏產業的發展和國際大環境的變化，當前的補貼政策已經不能適應光伏產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 長期關注光伏補貼的中南大學商學院教授熊永清接受《經濟》記者采訪時說。

“國補”拖欠，“地補”驚人

“中國光伏補貼的1.0時代是‘金太陽+建筑一體化’階段，這時期的項目主要是屋頂項目，補貼的主要形式是電站建造初裝成本的一次性補貼。但由于初裝補貼僅僅針對裝機量，忽視了電站的發電量，導致部分電站的設備和建造質量都差強人意，僅實施了3年，1.0階段就結束了。”袁全說。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也告訴《經濟》記者，“金太陽工程”時期的補貼方式是有問題的，出現了很多騙補的現象。

2013年8月，國家發改委在《關于發揮價格杠桿作用促進光伏產業健康發展的通知》文件中明確提出了沿用至今的光伏補貼模式，使得光伏進入了全電量的度電補貼時代。

按照規定，光伏電價超出煤電價格的部分需由財政負擔;而分布式光伏發電自用后的剩余電量，則按脫硫煤電上網價收購，同時實行每度電0.42元的國家補貼標準，也由國家發放。

自此，中國光伏發電裝機總量飛速增長，很快從2013年底的17.5GW一躍而至2015年底的43GW。

與此同時，隨著技術進步，光伏發電的成本正在快速下降。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晶科能源CEO陳康平告訴《經濟》記者，目前，西部地區光伏發電的成本約0.6-0.7元/千瓦時，中部地區的成本約0.8元/千瓦時。

對照2013年8月發布的每千瓦時1元、0.95元和0.9元的上網標桿電價，即便是少有“地補”的地面光伏電站項目，其盈利能力也非常可觀。“2015年，光伏電站開發投資的內部收益率超過10%，遠高于制造業平均水平。”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秘書長王勃華在今年1月舉行的“光伏行業2015年回顧與2016年展覽研討會”上說。

而在地方補貼的加持之下，分布式項目的盈利能力更加驚人。

“據我了解，在北京，依靠融資租賃(融資成本起碼在8%)，已經有分布式發電項目能夠做到4年就收回成本。”中國能源經濟研究院光伏研究中心主任、首席光伏產業研究員紅煒接受《經濟》記者采訪時指出，在宏觀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4年就收回成本，這個回報率是相當高的”。

上述項目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好的投資回報，主要原因在于，北京針對分布式項目的補貼標準較高。“除了0.42元/千瓦時的‘國補’，(在2015-2019年間)還有0.3元/千瓦時的市級補助。可以說，是國內最好的補貼價格。”紅煒說。

除了北京之外，上海、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區也紛紛在“國補”基礎上加碼省級、市級甚至縣級補助。資深光伏從業人士王淑娟就曾撰文指出，在浙江省溫州市永嘉縣，國省市縣四級光伏補貼總和居然高達1.3元/千瓦時(地方補貼期限為5年)，幾乎是國內大部分地區的煤電標桿上網電價(0.38元/千瓦時)的4倍。

對此，中國可再生能源學會理事、中國科學院電工研究所研究員王文靜接受《經濟》記者采訪時評價說：“最近半年到一年，光伏制造行業部分企業的財務報表確實又變得比較‘好看’了，盈利水平又提高了。”

同時，除了直接受益于補貼的光伏電站和分布式項目之外，位于產業鏈中游的光伏制造業企業也逐漸走出低迷。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33家光伏制造業規范企業平均利潤率為4.7%，比2014年提高了30.6%。“這給光伏補貼下調留出了一定的空間。即便如此，這些企業基本上也只是大型常規制造業的利潤率，并不是暴利。”王文靜說。

紅煒則指出，較高的收益保證使得中國的光伏市場發展迅速，但缺乏秩序、并不規范。“現在，中國的光伏市場靠得更多的還是人際關系，黑箱操作的情況非常突出。我和這個省長、市長好，我就能夠拿到‘路條’。什么‘歪瓜裂棗’企業，靠關系都能鉆進來，把市場都攪亂了。”

補貼“催熟”的光伏產業還引發了巨大的財政負擔。

盡管光伏“國補”的重要來源——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費的征收標準一再提高，已經從2006年的0.001元/千瓦時飆升至2016年的0.019元/千瓦時，但仍然難以滿足急速膨脹的光伏市場需求。

2015年，可再生能源電價附加收入514.87億元，支出519.15億元，其中用于太陽能發電補助的金額82.29億元。中國光伏行業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到2015年底，光伏發電項目累計被拖欠補貼大約400億元。

補貼新時代正在來臨

“由于光伏發電初始成本較高、消費者的消費慣性以及市場的預先鎖定，光伏產業的發展離不開財政扶持。這也是發達國家扶持新興產業的普遍做法。”熊永清指出，光伏產業初期投入大，但投資回收期長，很難在短期內獲利，且有資金流斷流的風險。因此，政府對于光伏行業的補貼必不可少。

但是，在產業進入規模化生產后，光伏產業經歷了技術和市場的檢驗，逐漸開始走向成熟，政府應當及時地調整補貼的重心，并逐步弱化補貼，引導光伏企業走向市場化進程。

王文靜也表示，下調電價補貼是大勢所趨，但需要經過詳細測算。“從國家能源替代的角度考慮，下調補貼是對的。但是，下調的速度以及區間，應當考慮制造業和電站的收益。”

他還指出，下調電價并不能解決補貼拖欠問題。“假如補貼原來是10元，現在下調到8元。也許企業還是有利潤空間的。但是，如果即便是8元也不到位，那問題就更嚴重了。光伏企業可能會死得更快。”

光伏企業卻并沒有那么悲觀。

隨著光伏電站整體建造成本的逐步下降，“產業界也已經注意到，補貼金額也在逐步下調”，袁全說。但在他看來，這不僅是補貼2.0時代的結束。更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需要注意的是，盡管地面光伏電站補貼拖欠嚴重，補貼額度也在下調，但分布式度電補貼并沒有下降。另外，比起申請“路條”，分布式門檻相對低，又容易就地消納。

與此同時，各地財政給出的地方光伏補貼大多用于支持分布式項目。相較“國補”，很少出現拖欠現象。“據我了解，地方補貼很少會拖欠。因為凡是有地方補貼的，一般都是在經濟發達或電力負載地區。一般比較有錢，拖欠的情況很少。”紅煒說。

因此，袁全認為，這將為分布式項目的發展提供契機。“我們已經把分布式項目作為未來的發展方向，開始戰略布局。”

除了蘇美達之外，天合、晶科等光伏企業也在紛紛加碼分布式。就連工程機械巨頭三一重工，也提出將在未來5年投資300億元用于分布式光伏。這意味著，它將拿出自身銷售收入的60%用于分布式光伏。

袁全還特別指出，和傳統能源領域的資金均來自國家資本不同，光伏領域尤其是分布式光伏領域的資本來源和資本運作模式要更為多元化。針對分布式光伏項目的發展前景，如果完全依靠第三方在業主屋頂投資項目而業主不能深度參與投資全過程，將很難真正大規模推動分布式業務的健康發展。“為此，蘇美達推出了國內首例光伏電站發電量保險。這樣一來，業主主投的項目建成并網之后，在3-8年的時間內，國家給予分布式的政策紅利將由業主享有，相信會有越來越多的業主、社會投資者和專業投資機構主動地深度關注并參與到分布式光伏項目的投資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