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全球華語廣播網》報道，有這樣一段視頻在各大視頻網站點擊率一直攀升：一對情意綿綿的情侶，在上海某地鐵站閘口依依離別時擁抱、熱吻，全程2分48秒。親熱的過程中，不僅全程被“記錄”，還進行了中景、遠景的切換，甚至還有近景兩人臉部表情的“特寫”。更為驚人的是，兩分多鐘的視頻里，還一直出現了多個男女“畫外音”，全程用上海話對這對情侶的行為點評起哄，語氣中明顯帶有嘲諷意味，甚至出現了不少輕薄、低俗的語言。
據了解，該視頻來源于地鐵站監控錄像的畫面，拍攝者是地鐵公司的員工。在一些公共場所，為了公眾安全利益而安裝攝像探頭，是政府授予一些部門的特殊權力，但如果將其用于窺視他人的隱私，本質上就屬于權力的濫用。
出于維護公共安全的目的，在公共場所安裝攝像頭肯定是必要的。但在沒有以法律為基礎的制度約束下，公共治理與公民隱私權之間如何調控與掌握才能保證公民的隱私權不受侵犯，是一個值得人深思的問題。
對此，公安部日前會同有關部門研究起草《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管理條例(征求意見稿)》。《意見稿》指出，禁止在可能泄露他人隱私的場所、部位安裝視頻圖像采集設備。對于違法者，單位安裝的，對單位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個人安裝的，對個人處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罰款。
《征求意見稿》指出，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公共安全視頻圖像信息系統非法獲取國家秘密、工作秘密、商業秘密或者侵犯公民個人隱私等合法權益。
不同國家，在公共場所攝像頭安裝與公民隱私權保護之間又有著怎樣的現狀與經驗？《全球華語廣播網》澳大利亞觀察員胡方介紹，在澳大利亞，視頻采集設備安裝需要遵循個人隱私法、監視設備法等法律法規，同時這些法律法規也在隨著時間不段補充升級。
胡方表示，在澳大利亞對于視頻、圖像采集裝備的安裝必須要遵循1988年《隱私法》的規定。在規定中沒有具體的守則，則需要接受國家隱私原則的約束。此外，在澳大利亞聯邦層面的2004年《澳大利亞監視設備法》，對于監視設備的特例情況也作出了必要的補充，包括為了收集刑事訴訟程序當中可采信的證據而使用監視設備的特例，可以采取某些程度的豁免。
通常視頻監視設備安裝在公眾場合的顯眼位置，像衛生間、母嬰室等涉及他人隱私的場合肯定是不能安裝的。對于一些公眾場合是否設置合適，在澳大利亞也常常會引起一定的爭議。
盡管澳大利亞的有關法律法規不斷升級，但是在公共場所攝像頭引發的爭議甚至軒然大波也時有發生。胡方列舉了幾件在當地轟動一時的案件以及爭端。
比如，在2013年，一位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居民曾經挑戰當地的市議會，向法院控訴市議會在公共場所安裝的攝像頭觸犯他的隱私。最終讓這件事情引起軒然大波的是，法庭最后判決這名居民勝訴。當地市議會被迫關閉了這些攝像頭。但是為了防止類似事情的重演，澳大利亞議會立刻更改了1988年《隱私法》，讓當地政府在公眾場所能夠有安裝攝像頭的豁免權。
澳大利亞的視頻監控在保障公眾安全和公眾隱私之間總是在尋求平衡點。澳大利亞最近在視頻監控方面，另一件引起爭議的事情是，在2013年，位于悉尼邦迪地區的海灘路酒店，將攝像頭引入廁所的事件，由于酒店經理宣稱酒店的廁所連續幾個月遭人破壞，造成超過兩萬澳幣的損失。于是酒店在男廁所內安裝了至少4個假攝像頭，以引起震懾迫害者的作用。這件事情被媒體曝光之后，酒店方面仍然堅稱，安裝的是假攝像頭，并沒有侵犯任何人的隱私。但是新南威爾士州民權委員會的秘書布蘭克斯認為，即使攝像頭是假的，客人在衛生間看到被人拍攝，或者誤解被人拍攝，這肯定會引起不適。而新南威爾士州首席檢查官格雷·史密斯的一位發言人則認為，使用假攝像頭拍攝，讓人誤以為隱私被曝光，是否觸及法律，仍然取決于具體的情況而定，當然不管怎樣，目前這家酒店內的衛生間無論是真的還是假的攝像頭再也看不見了。
美國人注重隱私，維護個人權益是出了名的，華爾街多媒體記者趙冰晶談到一起發生在美國的爭議。
在紐約也有不少的監控攝像頭。曾有過調查，包括紐約的唐人街第五大道、時代廣場等這些區域，大約有4468個攝像頭，這些攝像頭的數量10年之間翻了6、7倍。其實紐約安裝攝像頭一共分為幾波浪潮，第一波浪潮是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安裝監控設備的目的是為了監控反戰活動，以及打擊個人及組織的盜竊。期間主要攝像頭安裝的位置是市政廳以及時代廣場。第二波安裝攝像頭的浪潮是在上世紀90年代，起源于當時的紐約市長朱利安尼對于犯罪還有毒品交易的“零容忍”活動。第三波其實是在“9.11”之后，2001年發生了“9.11”事件之后，當時最大的軍工企業，叫做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為紐約地鐵安裝了數以千計的攝像頭，也就是說紐約城市攝像頭安裝的緣由大部分起源于反恐以及安全的需求。但是紐約市民們一直以來對于自由、隱私等公民權利的保護意識都沒有進行減弱，一直以來也都有民間組織在質疑攝像頭的泛濫以及相關法規的含混。
最后，在俄羅斯生活多年如今移居德國的張舜衡講述他在歐洲了解到的情況。
張舜衡表示，俄羅斯憲法雖然明文規定了每個公民都有廣泛的隱私權利和信息權利，但是如今滿街的攝像頭還是無法保障俄羅斯公民的隱私。在俄羅斯自由搜索、獲取、傳遞、制造和傳播信息的權利并不包括商務、財政等涉及國家機密的信息。比如，在首都莫斯科市共安裝有11萬個監控攝像頭，莫斯科市長曾聲稱，整個城市監控系統是世界上最好系統之一，這一系統對打擊城市犯罪分子發揮了巨大作用。在這一系統幫助下，莫斯科警方成功破獲了數百起犯罪案件，包括2011年莫斯科多莫杰多沃機場自殺式炸彈爆炸案件。
面對天羅地網般的攝像頭網絡，民眾并沒有因此更安心，反而反對聲音越來越大。俄羅斯內務部首都安全局局長馬伊奧洛夫則出面安撫稱，這些監控系統只是用來保護首都安全、預防犯罪行為的，并非任何人都能看到這些監控錄像，警方將會保護市民的隱私，不會隨意公開錄像資料，以免將莫斯科變成一個讓人感到時刻有無數雙“特殊的眼睛”盯著的城市，從而讓市民感到不舒服。不僅政府以公共利益為名壓縮個人隱私空間，各種機構甚至私人安裝的安全監控更是讓俄羅斯人深惡痛絕。每年因為監控糾紛的案件也越來越多。在俄羅斯場所監控設備的安裝權、查看權、保存權、發布權、使用權、民眾知情權，以及誰對監控錄像安全負責等問題，在俄羅斯各地各級法院也已經有相當多的存量。即使俄羅斯目前對此還沒有具體專門的大部頭法案，但依據眾多案件卷宗以及個別條例，還是可以較好的保障公民的隱私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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