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資料關乎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乃至直接影響糧食安全,但隨著計劃經濟時代的終結,多元化的農資供應在繁榮市場的同時,也帶來了“假冒偽劣”等種種問題,坑農現象時有發生。
2012年8月2日,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農資局與無錫市人民政府簽訂《共同推進“農資物聯網”產業化戰略發展合作框架協議》,試圖運用“官方渠道+互聯網技術”的構架解決此類矛盾。如今,“試點”運行已近5年,插上物聯網翅膀的農資市場是否能終結種種亂象?《中國經濟周刊》記者近日專程對此進行了調研。
農資市場亂象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驅動
農業生產資料作為特殊商品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都由國家專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而逐步放開。為了防止因農資產品的假冒劣質或違規使用引發重大農業生產事故和重大農產品質量安全事件,我國建立了由農業、工商、質檢、安監、物價等部門“多頭”監管的市場秩序規范體制,但農資市場離有效治理還有距離。
一位農資行業的資深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農業生產資料主要是化肥、農藥,農資長期假貨橫行、濫施濫用屢禁不絕,生產者、銷售者、使用者都有問題,而且交互影響、惡性循環。亂象的根本成因是“利益驅動”。
該人士說,從生產者的角度分析,許多肥料企業甚至規模較大的企業都在摻雜使假、仿冒名牌,有機肥料也以添加化學成分“提升”品質,農藥的無證、套證生產甚至虛構廠名、廠址或“翻新”藥名亦屢見不鮮;從銷售者角度分析,虛假宣傳、惡意引導,甚至長期經銷低效化肥、高毒農藥,“正確指導農民使用農資”根本無從談起;從使用者角度分析,在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中國,大量年輕人離開土地使得實際的農耕人員基本不懂農藥、化肥的商品特性,更遑論系統的農業科技,“只買便宜貨”的心態常常造成農資市場的“劣幣驅逐良幣”,“見效快、低成本”又反過來成為無良廠商的行為導向。
該人士還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農資市場的“賒賬”現象非常普遍,許多農民甚至整村、整鄉的農民手有閑錢也要賒賬,因為他們堅信這種“后付費”方式可以預防假冒偽劣可能給自己帶來的損失;經銷商屈服于這種明顯畸形的競爭環境,“上門賒銷”竟然成了農資經營的促銷手段,花樣繁多的拖欠、拒付導致“賣了多年農資,留下一堆爛賬”并不鮮見。“在這種狀況下,如何指望優質農資上山下鄉?”
官方試圖借力網絡技術清理門戶
無錫市農業生產資料有限公司是以連鎖經營為主要方式的“公辦”農資流通企業,多年來一直是無錫地區農資供應的主渠道。該企業與中科院合作承擔著“農資物聯網技術應用平臺”建設任務,目標是實現農業生產資料的安全認證、數據共享、質量追溯、物流配送、使用指導等多項功能。
該公司董事長凌晉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項目啟動以來包括中科院等相關部門的研發資金在內已投入6000多萬元,分別建設了質量溯源、智能物流、知識服務等應用系統;同時,按照物聯網技術要求,改造提升倉儲物流、銷售網絡和信息技術設施,建設數據中心基礎及配套設施,初步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農業生產資料技術支撐平臺、業務系統平臺和“銷售有記錄、去向可跟蹤、信息可查詢、責任可追溯”的質量追溯機制,并在江蘇、吉林等地成功落地轉化。2017年,將對關鍵技術、裝備進行再提升,以建成國家級農資防偽溯源公共服務平臺。屆時,農資生產、流通配載、銷售使用等所有信息都將一覽無遺,假冒偽劣產品也將無所遁形。
凌晉義還介紹,項目引領產業的效應已經顯現。農資質量溯源系統已在中國種子集團、江蘇蘇農集團、安徽輝隆集團、中農立華集團等大型企業得到應用,運用物聯網技術改造的生產線達50條。天津、重慶、四川、浙江、吉林、北京等地也正在或即將啟動“農資物聯網”建設。
“農資物聯網不僅突破了農資流通的地域障礙,更改變了傳統農技的服務質態,正在逐步實現的‘傻瓜機’模式將使這種服務變得更加快捷。以病蟲害防治為例,我們已經建立起20種大宗農作物、150多種農產品的病蟲草害樣本庫、知識庫及特征庫,并構建了圖像識別與遠程診斷技術體系,農民只要學會簡單的手機拍照,在手機或電腦上動動手指頭就把專家‘請’到身邊,正宗渠道的農資供應也會在第一時間到位。”凌晉義說。
農資物聯期待國家大力度推廣
5年實踐看到了初步效果,無錫方面開始組建農資物聯網科技有限公司,期望能夠以專業公司的運作方式加快項目實施進度。無錫市供銷合作總社資產管理處處長薛福英向《中國經濟周刊》介紹,未來幾年,無錫農資物聯網將進一步提升物聯網運作水平,為服務區域提供低成本、高可靠、普適化的農資物流、防偽溯源和后續服務的全面技術解決方案。無錫還將建設“農資物聯網產業園”,更大規模地打造全國農資物聯網應用示范及產業化基地。
然而,《中國經濟周刊》在調研中聽到的并非都是令人振奮的消息,農資市場許多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僅憑局部地區的“技術實驗”還很難得到徹底解決。
據凌晉義介紹,農資物聯網從源頭開始就需要有國家層面的制度介入。比如,現在的農業生產資料對生產廠家尚無產品溯源的強制要求和法定標準,進入流通領域以后的品質管控十分繁雜且易有漏洞;物聯網技術運用至今仍在局部地區“示范”,全國范圍的信息互通和數據共享并未真正實現。
薛福英的看法是,物聯網投入巨大,農資微利決定了個別機構單獨運作的不可持續,建議國家出臺法律規范,完備農資品質的全產業鏈追溯體系;成立國家農資數據中心和更高層面的產業化公司;農業、科技、財政等部門為此提供相應的政策、資金、技術扶持。
有關專家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光有政策、資金和技術遠遠不夠,回歸壟斷亦“不合潮流”。因此,解決“誰是互聯網時代的農資消費主體”對于規范市場可能更為重要,而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若不迅速改變,農業人口的結構優化、素質提升仍將會是一個十分緩慢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