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各地已經陸續開工了一批數據中心項目。在數據中心建設中,如何科學布局,并與本地特色資源相結合,使數據中心更好地發揮作用?
與本地優勢資源緊密結合
從發達國家經驗看,數據中心建設與布局,往往與當地優勢產業和特色資源相結合。
“結合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我們在布局數據中心時,也要充分考慮東西部地區實際,與本地優勢資源、特色產業緊密結合,使數據中心的效能得到最大限度發揮。”萬國數據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黃偉建議,東部地區的數據中心應加強與人口、高新技術產業、資金、企業總部等優勢資源融合,充分滿足信息技術應用水平及IT服務質量的更高需求,并依據不同的需求,兼顧超大規模數據中心和邊緣數據中心建設,從而對當地產業發展提供更充足、有效的支撐。與之相對的是,西部地區應充分利用好土地、氣候環境、電力等優勢,促進資源向核心城市集中、向城市群的中心城市集中,避免“撒胡椒面”,造成不必要的資源浪費。
記者了解到,目前萬國數據已經在全國核心經濟樞紐部署數據中心,未來還將逐漸擴展至省會城市,并最終覆蓋全國更多城市。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盤和林建議,數據中心建設要結合市場需求,與其他基礎設施融合發展。要在頂層設計時提前做好市場調研,準確把握市場方向,使特色資源、優勢產業等區域優勢能夠借助數據中心得到更有效釋放。同時,合理確定數據中心建設規模及總體定位,統籌處理數據中心與本地智慧交通、智慧能源基礎設施等“新基建”之間的關系,促進融合發展。
也有專家表示,隨著越來越多如5G、云網融合、SD—WAN等技術的成熟和應用,將進一步打破地域限制,解決遠距離數據傳輸時延大、資源無法靈活配置、企業上云或遷移困難等問題,這將更有利于數據中心與各地特色資源、優勢產業相互促進。
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
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產值占GDP三成,增速是GDP的兩倍多,從業人員約2億。數字經濟成為驅動經濟增長、吸納就業的新引擎。數字基建是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可直接拓寬數字經濟廣度,挖掘數字經濟深度,延展數字經濟長度,并可帶動傳統產業轉型。
專家表示,我國數據中心發展質量與發達國家成熟市場相比仍有差距,在一些領域和地方還存在不少盲目建設和重復投資。導致這些現象的重要原因,是數據中心產業具有一定專業性和高門檻,需要政府給予更大力度政策支持,也需要企業不斷提升自身能力。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云計算與大數據研究所所長何寶宏建議,為保障數據中心建設進度,促進產業健康發展,政府要引導科學布局,明確布局原則;組織完善數據中心標準體系,為企業建設、運營數據中心提供依據。同時,要加快推進技術創新應用,持續提升數據中心整體服務水平。
黃偉認為,為建設更符合新基建要求的數據中心,政府及企業應分別扮演好“引領者”和“實踐者”角色,共同推動產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政府層面要承擔起規范行業、引導方向及制定扶持政策的責任,從政策上為數據中心發展創造更有利條件。同時,發揮好在資金投入、金融手段等方面的作用,吸引市場更大規模資金,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更有活力的支撐。
“企業層面則應充分發揮在專業、創新和市場應變等方面的優勢,滿足不同類型客戶對數據中心的多樣化需求,在資金、技術和產品設計及運營方面練就過硬的專業素質。”黃偉說。
盤和林建議,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引導,通過制度創新和規則完善,加快數據中心研發與產業化腳步,統籌布局、因地制宜,做好頂層設計,提高數據中心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必須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特別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帶動更多企業、行業開放數據、利用數據,催生更廣泛的應用場景,確保可持續發展。
提高社會資本參與積極性
數據中心是重資產行業,投資大、周期長,而且對技術創新的能力要求也比較高。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明確強調,注重調動民間投資積極性。
黃偉告訴記者,數據中心屬重資產運營行業,回收周期很長,對單體數據中心而言,真正做到盈虧平衡大概需要8年至10年時間,同時還要兼顧數據中心的建設效率和成本,以及針對客戶的定價能力,因此企業要具備通過多元化融資渠道和持續穩定收入等,形成可靠的資金保障能力。
何寶宏建議,當前,激發民間資本投資積極性,一是要探索社會資本和民營資本的融資模式;二是研究并明確數據中心經濟效益測算方式,可將數據中心所承載本地產業的經濟效益,間接換算成數據中心的經濟效益;三是加強數據中心標準研究,為企業投資建設數據中心提供依據。
事實上,技術創新能力也是中小民營企業參與數字新基建的一大障礙。黃偉表示,數據中心合理布局,預判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技術趨勢,并預留未來技術升級空間,這些都是企業的硬指標,直接影響未來使用效率、運營成本、資源和資金高效運轉等。
何寶宏建議,“新基建”與傳統基建相比,其聚焦領域既是技術密集型的新興產業,又是支撐經濟社會轉型升級的基礎設施。因此,要更加夯實“新基建”技術基礎,保障其底層關鍵技術和產品的供給。
也有專家指出,數據中心產業發展中,也面臨著來自政策方面的障礙,包括牌照資源、土地許可、能耗指標等,這些都從不同層面制約了市場龍頭企業的自身發展和帶頭作用。
黃偉建議,政府要制定更科學的能耗審批和監控等政策,扶持專業、優秀的企業;激勵創新技術在行業的推廣和應用,加強全周期建設靈活性,推動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鼓勵市場化競爭,提高數據中心產業效率和質量;利用龍頭企業的牽引作用,促進產業鏈共同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盤和林表示,政府應做好戰略規劃和制度設計,暢通社會資本和企業的參與途徑。其中,政府資金應該發揮主要引導作用,同時通過金融創新發揮資本市場作用,引導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投向新基建。
中國政策科學研究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任徐洪才指出,政府規劃建設新基建項目,必須尊重數字經濟規律,打破陳規,轉換思路,大膽創新。一般而言,傳統基建的發起者、投資主體、運營主體以各級政府和國企為主。新基建則遵循“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原則,不同主體在市場機制下,靈活開展多種形式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