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fastcompany原文作者：HARRY MCCRACKEN網易科技編譯

微軟總裁薩迪亞·納德拉(Satya Nadella)的辦公室位于美國華盛頓雷德蒙德微軟總部34號樓的五層。一臺84英寸的Surface觸摸屏電腦占據了辦公桌的大部分位置。更引人注目的是房間里擺放的大量書籍，它們占滿了微軟總裁辦公桌旁的十幾個架子。

這個地方乍看起來更像一個小書店，而不是這家全球市值第三大公司的指揮中心。“我在這里讀上幾頁，又會在那里讀上幾頁，”納德拉以他特有的低調方式介紹道，“我很少能從頭到尾讀完幾本書。但如果沒有書我就無法呆下去。”

當筆者到訪時，他正坐在嵌有綠松石的扶手椅上，彩色襪子在他的休閑棕色鞋子上方若隱若現。納德拉周圍堆疊著包括諸如《生態學》（Bionomics）和《資本主義是如何終結的》（How Will Capitalism End?）等常人晦澀難懂的大部頭書籍，但主人的品味相當不拘一格。在談話過程中，他提到了英國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關于疾病的文章，還提到了特立尼達作家C.L.R.詹姆斯（C.L.R. James）對板球運動的描述。在說明微軟人工智能數字助理Cortana的影響時，納德拉引用莎士比亞來解釋市場份額數據：“如果奧賽羅了有Cortana，他會認清伊阿古是誰？”（網易編輯注：《奧賽羅》（Othello）是莎士比亞的四大悲劇之一，奧賽羅是一員勇將，而伊阿古則為他的手下旗官，一心想除掉奧賽羅，最終利用陰謀讓奧賽羅殺妻并最終自殺）

圖示：作為微軟首席執行官的三年中，納德拉不僅專注于公司戰略挑戰，也致力于重塑公司文化。

2014年2月成為微軟首席執行官之后，納德拉的第一個行為之一就是要求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通讀馬歇爾·羅森伯格（Marshall Rosenberg）的《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這是一個關于同情心合作的論文。這一舉動表明納德拉與其著名前輩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史蒂夫·鮑爾默（Steve Ballmer）的經營理念完全不同：在其前輩的掌管下，長期以來微軟總以激烈的內部競爭著稱。（程序員兼漫畫家Manu Cornet曾在2011年的組織架構圖中巧妙地總結了微軟的文化，用漫畫描繪了各個部門都是將手槍指向對方，見下圖）微軟總裁兼首席法律官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是一名在微軟工作24年的公司資深人士，他表示，這一閱讀任務是“納德拉謀求公司業務和文化雙重轉型的第一個明顯信號。”

納德拉接手之時，微軟已經被華爾街和硅谷視為無關緊要的科技公司。科技產業從臺式電腦轉向智能手機，也就是從微軟的Windows轉向蘋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設備。此時Windows Phone份額跌破4%，而蘋果和谷歌移動業務飆升，不斷刷新著市值記錄。在2000年至2014年鮑爾默擔任首席執行官期間，盡管微軟營業收入增長了三倍，利潤也增長了一倍，但微軟股票價格卻在不斷下跌。市場研究公司Jackdaw Research分析師喬丹森（Jan Dawson）表示， “這曾是一家非常有利可圖的公司。他們不會很快就倒閉，但是否會衰退卻是一個問題。”

　　圖示：納德拉認為優先考慮公司文化轉型有利于產品創新

因此，當鮑爾默宣布在2013年8月退休的時候，誰也沒有把繼任視為好差事。彭博關于微軟尋找繼任者的文章題為《為什么你不想成為微軟首席執行官》。

ValueAct總裁兼首席信息官梅森·莫菲特(Mason Morfit)曾向微軟投資了20億美元，他對于招聘首席執行官也有相當的話語權。他坦言：“無論誰是繼任者，我想這都像是一頭公牛闖進了一家瓷器店。我個人更傾向于選擇一位局外人，”事實上，大多數其他微軟觀察家也是如此。而納德拉早在1992年就加入了微軟，當時他僅僅25歲，盡管早已掌管微軟云業務，但并不是高層的中意人選。（“毫無疑問，我是一個內部人士”，納德拉說道：“我為此感到自豪，我是微軟的產物。”）當他的名字被公之于眾時，有些評論家將微軟的選擇視為倒退。

從那時起，納德拉不僅使微軟恢復了業務相關性，更重要的是在短短三年半的時間里，納德拉帶領的微軟市值超過5700億美元，比同時期的明星公司Uber和Airbnb，Netflix和Spotify，Snapchat和WeWork增長都要多。事實上，微軟的市值增長量超過所有上述公司的總和。只有諸如貝索斯、庫克、扎克伯格等少數科技公司的CEO有如此輝煌的成果。微軟的股票價格不僅回到且超過了歷史高點。微軟現任董事會成員之一的莫菲特也表示：“納德拉已經超出了我的期望。我希望我能說我們預見到了這一切。但那未免太不誠實了。”

納德拉扭轉了微軟發展態勢，也轉變了公司文化。通過閱讀，他啟迪了公司的124,000名員工，以接受他所謂的“全面學習”的好奇心。這反過來又激勵了開發人員、客戶以及投資者以一種全新的，更現代的方式與公司接觸。納德拉完全是一名當代的CEO，常常會強調那些在公司政治深層次世界中經常被嘲笑，但是在當今快速發展的市場卻不可獲缺的軟技能。

圖示：納德拉經常造訪肯尼亞等偏遠地區，以了解客戶如何使用技術，從而更好為其服務

Box首席執行官Aaron Levie表示：“微軟可以聘用的領導者很多，但無論從方式還是規模上看，納德拉對微軟文化的轉變堪稱教科書。”據悉，Box這家初創公司曾以抨擊微軟著稱，但現在與微軟已經建立了多方合作關系。

每周五早上8點，微軟高級領導團隊（SLT）的成員都會聚在納德拉辦公室下面大廳的一個會議室，圍坐在著馬蹄形會議桌旁開會。隨著高管的不斷涌入，Surface設備成排亮起，穿著微軟人工智能學校黑色文化T恤的納德拉從桌旁中間的一個座位上站起來，挑選了一盤葡萄和菠蘿塊。

會議總是首先從納德拉開始，首先是稱為“最驚奇的研究員”的內容展示，列舉了公司的一些鼓舞人心的最新進展。在6月下旬的這一天，伊斯坦布爾的土耳其微軟工程師們通過視頻會議演示了為視覺障礙者開發的應用程序，它旨在讓視障者能夠閱讀書籍。在這樣一個令人振奮的開場之后，每周的例會有時會長達七個小時。由鮑爾默擔任首席執行期間發起的SLT會議已成為納德拉運營微軟團隊的標準方式。他在會上征求各方意見，并提供積極的反饋并不斷協調。某一時刻當納德拉的觀點與他人一致時，他甚至會用牙叼住咖啡紙杯，騰出雙手表達自己的贊許之情。

聚會般的輕松感覺與微軟之前的差異很大。在過去，總裁史密斯常說，“我們所有在這里成長的人都知道，我們需要為每次會議做好準備。不能有任何差錯，但這意味著在會議開始就要準備好正確答案。比爾·蓋茨和史蒂夫·鮑爾默都用這樣的方式，但也限制了發散性思維方式。”

當我問及納德拉自己與他的前任工作有何不同時，他很直率。他說：“比爾不是那種走進辦公室，然后說：‘嘿，干得不錯’的人，他就好像在說，‘讓我先告訴你今天你做錯了20件事情。’”納德拉補充道，鮑爾默也是這樣。他常常暗自得意自己樹立的形象，并強調他發現這種直率“令人耳目一新”。（成為首席執行官后，納德拉甚至要求仍任公司技術顧問的蓋茨加大對產品團隊的反饋意見）

納德拉的做法則相對溫和，他相信人類都有同情心，這不僅能夠在工作中創造和諧，對于開發讓用戶產生共鳴的產品也至關重要。 “你必須能夠說出，‘這個人從哪里來？’”他說。 “什么能讓他們贊同？為什么他們對于正在發生的事情感到興奮或沮喪？”

他的哲學源于他個人生活的重要經歷。1996年，納德拉29歲時，他的第一個孩子扎恩Zain出生，卻患有嚴重的先天性腦部麻痹，這徹底改變了他和他的妻子阿奴無憂無慮的生活方式。直到兩三年后，納德拉依舊為自己感到難過。隨后，作為一名建筑師的妻子阿奴放棄了自己的職業生涯，專心照顧扎恩，這也讓納德拉的觀點發生了改變。他回憶道，“我應該設身處地為扎恩想一想，盡全力地幫助他。”盡管他警告說這個詞有時是過度使用，納德拉說這種同情心“是我今天思維的很大一部分……我清楚地記得我曾經是誰，將來又是誰。我不會說曾經的我過于狹隘或自私，但的確失去了很多東西。”

納德拉說他從兒子那里得到了持續的靈感，今年八月他兒子就滿21歲。“當我遇到任何問題時，都會想到扎恩經歷了那么多的挑戰。當我靠近他時，他會微笑。這成就了我的每一天和我的生活。”

與扎恩的共同生活有助于解釋納德拉為什么對微軟工作場所和產品可供殘疾人格外感興趣興趣。在他被任命為首席執行官之前，他已經是該公司殘疾人員社團的執行主管；現在，他每季度都會與社團會面，并在其每年一度的能力峰會上發表講話。2017年社團峰會吸引了大約850名與會者。“我發現他是一個學習者，充滿好奇，善于傾聽，但在需要時非常果斷”，微軟首席輔助官Jenny Lay-Flurrie表示，“會以非常協作的方式推進一件事情。”

圖示：納德拉訪問自己的母校，印度海德拉巴海得拉巴公立學校。2014年微軟以25億美元收購了Minecraft公司，將業務拓展到教育領域

在印度海得拉巴長大的納德拉小時候很喜歡電腦，像喜歡板球一樣著迷。當他15歲的時候，納德拉的中產階級父母從曼谷那里為他買了一套電腦組件；在他21歲生日的時候，納德拉來到大洋彼岸的美國威爾遜大學密爾沃基分校主修計算機科學。畢業后，他在Sun Microsystems公司工作了幾年，然后就進入了微軟。20世紀90年代是微軟的繁榮時期，納德拉發現自己也在按部就班地前進。他說：“如果說‘下一份工作就是最好的’，這種說辭對我來說就是一個糟糕的陷阱。如果你說，‘我現在的工作就是我想要的一切’，那么我的生活就變得簡單明了。”

當時負責微軟業務解決方案小組、現任北達科他州州長的道格·布爾剛(Doug Burgum)成為了納德拉的導師。布爾剛曾這樣告訴我：“很早時候亞馬遜的杰夫·貝索斯想要挖走他。而我的工作當然是要留住他。”雖然亞馬遜已經開始擴大其業務范圍，但布爾剛有信心認為微軟所提供的機遇遠非一個電商賣家可以比擬的。 “當然我對亞馬遜的預期描述是錯誤的，”布爾剛承認，“但是我說服薩蒂亞留下來是正確的。”

布爾剛將納德拉成功打造成了他的繼任者。2007年，在布爾剛最后一次出席的微軟客戶大會上，他在數以千計的觀眾面前大力贊揚了納德拉，并把主旨演講的接力棒傳給了后者。但是在會議結束之后，鮑爾默入主微軟，對崗位進行了重組。他認為納德拉負責Windows Live Search的工程部門更好，這也就是后來的Bing搜索業務。

明顯看出，搜索業務的機遇并不見得要比商業解決方案更好，卻背負著過多的利潤和虧損責任。 “史蒂夫很明確，”納德拉回憶到自己面臨的困境，他覺得他不能拒絕，“他只是說，‘看，這是我最重要的挑戰。雖然我并不認為這是一個明智之舉，但我希望你這樣做。明智地思考，做出選擇。順便說一句，如果你失敗了，沒有退路。并不是說你搞砸了我就會來救你，你也不會回到以前。’”

微軟的搜索業務遠落后于谷歌。要在激烈競爭中占露頭角，微軟在搜索領域的運營要比其他業務更為寬松。地理數據提供商笛卡爾實驗室現任首席執行官，曾在微軟工作的馬克·約翰森（Mark Johnson）表示，“我記得當時大多數的高管在參加Bing業務會議時都是用iPad。這被視為非常寬松，是反對微軟機械化的象征。”

納德拉運營Bing業務過程中打磨出了局外人的視角。Netflix首席執行官，也是微軟董事會成員里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曾邀請納德拉代他主持Netflix會議，局外人的特點更是得到了加強。納德拉這樣斷斷續續做了一年時間。納德拉回憶道，“哦，我的上帝，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感覺到我的最大障礙就是一直在微軟成長，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其他公司。”

納德拉在Netflix工作的同時，還負責這微軟網絡工具部門Azure，其主要競爭對手是亞馬遜網絡服務公司，而納德拉的多部門工作經驗為其晉升首席執行官加分不少。“Netflix基于新數據的業務運行非常之快，”ValueAct的莫菲特回憶納德拉曾告訴他，“他認為這相比于微軟的官僚組織非常有趣。”

納德拉的上位也意味著微軟將如何把自己呈現給世界。在鮑爾默時代，“你去參加微軟的活動，會有大的微軟旗幟和標志，耀眼的燈光和大分貝的音樂，”負責微軟宣傳圖片的史蒂夫·克萊頓（Steve Clayto）說，“我們都說這樣的活動與薩迪亞完全相反，這不是他的風格。”

納德拉在上任八周之后，他首次以微軟首席執行官的身份低調現身舊金山舉行的新聞發布會，沒有任何轟動的介紹，身著黑色，面部嚴肅且平靜，帶著黑色框架眼鏡。這與經常帶來轟動效果的鮑爾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納德拉在發布會上引用了美國著名劇作家托馬斯·斯特爾那斯·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話描述了微軟的目標：“你永遠不應該停止探索，而且在所有的探索結束之后，你將到達再次出發的地方。”

在新聞發布會上，納德拉宣布推出蘋果iPad版的Office應用。雖然Office已經上市多年，但此舉對微軟來說依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我們不會說‘只能使用這個設備’，”納德拉告訴我，意指微軟Surface平板電腦和其他Windows設備。該公司長期以來一直致力于控制其生態系統，但隨著Word，Excel和PowerPoint開始兼容蘋果iPad，微軟正在向新的方向發展。

　　圖示：納德拉支持微軟混合現實項目HoloLens，認為其實計算技術的未來

Sun Microsystems共同創始人兼前任首席執行官斯科特·麥克尼利（Scott McNealy）表示，納德拉“將微軟帶入了(當今)更加開放和集成的計算環境中，” Sun Microsystems是微軟在20世紀90年代的主要競爭對手之一，也是以及納德拉踏上工作崗位的第一個雇主。 “他賦予微軟全新的交際水平。”

當納德拉于2014年從高通聘請了佩吉·約翰遜（Peggy Johnson）時，更是強化了這一理念。作為業務發展的執行副總裁，約翰遜的工作是加強微軟與硅谷的聯系，并與其一直被視為競爭對手的Box和Dropbox等公司進行交易。約翰遜說：“薩蒂亞已經正式訪問了硅谷，這對于微軟首席執行官來說是全新的。他對我說，‘我希望你能夠頻繁往返于雷德蒙德和硅谷之間。’今天，一些曾經選擇亞馬遜網絡服務的初創公司轉投Azure，在最近一個季度其營收增長了93％。

納德拉還修改了Microsoft的使命宣言。比爾·蓋茨（Bill Gates）曾說：“每張辦公桌、每個家庭中的每臺電腦都運行著微軟的軟件。”而現在這個口號更具時代感：“賦予地球上每個人和每個團隊更多力量”。然后，他開始通過全公司的努力來印證這個口號。回首以往，微軟在技術上的每一次大潮來臨時都黯然失色。而納德拉則傾向于那些雄心勃勃的戰略領域（如Surface，HoloLens）。當納德拉第一次看到微軟最高機密的HoloLens項目時還是在擔任首席執行官之前。微軟混合現實負責人亞歷克斯·基普曼(Alex Kipman)回憶道，“從‘我不明白’到‘這是計算的未來’，納德拉的轉換時間是我見過的最快的，他一直是一個堅定的支持者。”

當認識到Windows手機再無法趕上iPhone和Android的步伐后，納德拉拋售了鮑爾默以70億美元收購來的諾基亞手機業務，失去了超過20,000個工作機會。此外，微軟還發布了超過100種iOS應用程序，而不再一味堅持Windows，甚至開始擁抱Windows對手開源Linux。微軟加入Linux基金會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因為鮑爾默曾稱Linux為“癌癥”。

接下來納德拉主導了對LinkedIn的收購，這是一筆260億美元的歷史性交易。微軟的投資者為此大舉歡呼。LinkedIn的5億專業用戶與使用Office 365的8500萬人相結合，為微軟打造了一個強大的數據庫，從中可以獲得無限的市場洞察力。可以說這與Facebook的社交網絡或Google的搜索引擎一樣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以及無可比擬的不可復制性。今年1月份，微軟收購了一家總部位于蒙特利爾的熱門創業公司Maluuba，其開發的技術旨在解析微軟的數據。“我們對于微軟獨有的這種人工智能感到非常興奮，”微軟公司執行副總裁和微軟研究人員沈向洋(Harry Shum)表示。

納德拉似乎并沒有因為這些成就讓自我膨脹。他曾經告訴過我，他主政微軟時養成的獨特視角為其帶來了很多好處，“當每個人都向你表示祝賀的時候，恰恰是你最該感到害怕的時候”。

納德拉的管理理念深受斯坦福大學教授卡羅爾·德威（Carol Dweck）出版的《思想集》Mindset一書的影響，其中概述了兩種思維方式。那些以固定的思維方式行事的人更有可能堅持利用他們所掌握的技能，而不會因為冒險失敗而陷入尷尬境地。另一方面，專注于成長的人會把學習新事物作為使命，這也能夠理解不是其中的所有人都能獲得成功。

早在納德拉成為首席執行官的幾年前，他的妻子阿奴就為他推薦了這本書。作為父母，他們都認為書中的很多內容有指導作用。但是很容易看出為什么納德拉會將書中的概念應用于微軟，因為這個公司的行事哲學曾經是如此固定。就像微軟創意策略分析師卡羅琳娜·米蘭希(Carolina Milanesi)所說的那樣，完全可以總結為“一切必須在Windows平臺上，而且上帝禁止我們在另一個平臺上運行”。

圖示：微軟研究部門負責人沈向洋（Harry Shum）主要致力于根據Office 365和LinkedIn的數據開發新功能

在納德拉晉升為微軟首席執行官之后，在為微軟員工制定新的宣言時，他與Dweck進行了商討并將這些作為她的工作主題。 “我們需要一種文化，讓我們不斷更新和重塑，”他解釋說。而Dweck則為微軟塑造了一個渴望新知識大型組織的新形象，并以納德拉為主導。她說：“我們看到很多領導會宣傳成長心態，但從不踐行。特別是在科學家文化中抓住要點并付諸實踐并不容易，因為其傾向于崇拜自然能力。”

納德拉承認，一些微軟管理人員誤解了固定思維和成長心態的概念，往往將其視為不可改變的人格特質而不是行為方式。他說，他的一些同事甚至試圖將自己的團隊成員分成兩類。大多數情況下，但納德拉相信人們都能夠成長。“微軟每個人都被納德拉額成長心態所激勵，他是更好的父母，更好的合作伙伴，也是更好的同事。”

納德拉補充說，鼓勵所有員工要有成長的心態，學會承擔一些責任，當然也包括“在某些時候為員工犯下的錯誤提供保護”。

2016年3月，微軟未來社會體驗實驗室（FUSE）的研究人員發布了一個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工具Tay，能夠以一名18至24歲的美國女子角色用俚語與用戶交談。一些Twitter用戶發現，如果他們在交談中為Tay灌輸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其他仇恨言論等內容，那么這個機器人也會對用戶說同樣的內容。恰恰微軟沒有考慮到這種情況的出現。一天之內Twitter用戶以惡毒的語言方式與Tay交談了96,000次，將微軟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公開實驗轉化為恥辱。FUSE實驗室負責人程莉莉(Lili Cheng)表示：“早上還很好，到了晚上變得糟糕了。”

程莉莉笑著回憶，“納德拉還是和藹可親。“為了鼓勵Tay的開發團隊，他專門寫了一封電子郵件： “繼續推，要知道我和你們在一起”，那年12月，微軟又發布了類似于Tay的聊天機器人了Zo，當然能夠避免出現像Tay那樣的問題。

而僅僅在上任八個月之后，這位首席執行就經歷了教訓。納德拉被邀請出席計算技術女性年度慶典（Grace Hopper Celebration of Women in Computing）的問答環節，他向大多數女性觀眾宣稱，技術行業的女性不要總是要求地位提高，要相信公司總會給予正確的回報。這引起來很大的消極反應，與會者迅速做出了回擊。

納德拉意識到自己的錯誤，第二天就發表道歉聲明。 “我回答這個問題是完全錯的，”他在一封給微軟員工的電子郵件中寫道。他將自己的評論描述為“這個特權人的廢話”。

納德拉做得還不僅僅是這些。他深刻反思了自己的偏見，并推動他的執行團隊跟隨。微軟首席人力官凱瑟琳·霍根（Kathleen Hogan）曾經是是全球營銷首席運營官，納德拉在沖突后不久提拔了她。霍根表示：“通過這件事我更加認同薩迪亞。他沒有怪任何人。他來到整個公司，說：“我們要學習，我們會變得更聰明。”

　　圖示：微軟實驗室FUSE實驗室程莉莉獲得納德拉的大力支持。

對于納德拉來說，這是一個罕見的公開指責，但卻讓微軟變得更加強大。在此后的一段時間里，微軟公司員工告訴我，公司加強了內部信息交流，鼓勵員工尊重多樣性，打擊不必要的偏見。納德拉為其他公司樹立了榜樣：我們會犯錯誤，但我們可以通過學習做得更好。

納德拉和霍根也在通過細節點滴改變微軟員工的態度，公司文化墻上滿布了高雅的格言，而關于包容性和可及性的內容遍及公司各處。食堂餐巾架鼓勵員工成為終身學習者（包括Bing的插頭）；電梯門用中文符號“聽”裝飾;在一些戶外裝飾中推廣計算機科學共同教學計劃。

對一個擁有超過12萬名員工的公司來說，也許你會對標牌和杯子改變行為嗤之以鼻，因為很多人對于微軟的慣常文化已經習慣多年。然而納德拉堅持認為，這種努力不僅僅是重新教育，更是塑造一種同情心。 “這只是一個喚醒并表達的問題，”他說。

微軟員工現在表達同情心的一個地方就是一年一度的黑客節。作為微軟傳統活動OneWeek的一部分，這個活動由納德拉發起并取代了鮑爾默的年度會議，每年狂歡的員工會塞滿一整座體育場。在舉辦了四屆之后，黑客節的參與者已經達到18000名，遍及美國，中國，印度，以色列等多個國家和地區。

在造訪納德拉位于34號建筑的辦公室之后，我穿過了整個微軟總部，參觀了黑客節的本地部分，其中有2,000名微軟員工，而參與者的帳篷已經占滿了兩個足球場。

雖然他們的許多努力涉及尖端的技術——我在能夠虛擬現實設備中體驗肯尼亞農村的生活 。其中一個團隊正在努力改進Windows的設置，能夠讓視聽障礙者更容易調用功能。該組團隊希望能夠將產品作為下一次Windows10更新(Redstone 4)的一部分發布。

起初，微軟的這些努力只是為參與黑客節而生。但30位開發者，產品經理，研究人員和營銷人員加入了該團隊。 “我們很熱情，但我們不是狂熱分子，”一名團隊成員解釋說。 “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它可以實現。這就是薩迪亞曾經做的。”

如果您登陸YouTube，可以發掘出一部微軟在1993年發布的“DevCast”視頻。在那個還沒有寬帶互聯網的時期，其主要通過衛星上行渠道分發給開發人員。作為一名年輕的技術營銷經理，納德拉在剪輯中出現了1小時45分鐘。當時的納德拉有著濃密的黑頭發，口音明顯。看著今天自信的納德拉，你能夠明白他走了多遠。

圖示：在1993年為微軟開發者制作的視頻中，年輕納德拉就展現出其能夠成為一名自信的領導者

在去年5月份的微軟Build開發者大會上，納德拉公開質疑人工智能的影響。在主旨發言的頭幾分鐘內，背后屏幕上掠過的是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1984》以及阿爾多斯·赫克斯利的《勇敢的新世界》封面，這警告了技術可能帶來的黑暗。坐在觀眾席上的我沉迷于這種演講，但也試圖設想Facebook的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或者谷歌的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但失敗了。

主題演講結束之后，在前往西雅圖華盛頓州議會中心的途中，我問納德拉為什么選擇表達對人工智能的恐懼。 “我們行業中的每個人都應該能夠正視技術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后果，”他微微側身，訕笑著說，“我們公司的身份就是打造基礎性技術，從而使其他人能夠創造更多的新技術。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被用于賦予更多人的力量。”

納德拉以及微軟的社會責任感也通過今年的政治主張中展現出來。當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在1月簽署移民令時，微軟稱之為“一種誤導和落后”，納德拉親自評論說，他以自己的經驗反對這種移民政策：“任何社會都不該有偏見”。

然而，納德拉6月份前往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參加了美國技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這是由總統女婿賈里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和前微軟首席財務官克里斯·利德爾（Chris Liddell）主持的一個小組，負責探索如何使政府服務現代化。與蒂姆·庫克（Jeff Cook），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等人一起，納德拉在白宮的國家餐廳與特朗普會面，并參加了分組會議。

四天后，我來到納德拉的辦公室，并告訴他，我的編輯和我對他當時臉上的表情感到困惑，他的照片中顯示他坐在特朗普的左側，頭微微朝下，嘴唇卷曲成半笑。我們想知道，當時他在想些什么。他很快地回應中這一點，他很高興成為美國技術委員會中的一員，但對于特朗普的其他政策持中立態度。他說：“對于我們來說，與政府之間沒有更為重要的對話了，我很高興能參與其中。坦率地說，這不是一個管理層與另一個管理層之間的對話，也不是一方與另一方的對話。這是關于美國的競爭力的合作，我很高興看到這一切。”

大多數主要科技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都不喜歡抨擊政府，盡管有業內人士認為，納德拉等知名外裔高管有義務發表講話，特別是當白宮首席戰略家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對“硅谷的亞裔高管人數”表示出擔憂之后。當時Fog Creek Software首席執行官Anil Dash表示，“如果班農說美國科技公司不應該讓印度裔美國人擔任首席執行官，我完全會說，‘對不起，我就是一個，我覺得你錯了。’”

　　圖示：納德拉與特朗普政府合作，他認為新技術在政府協助下能夠得到更好推廣

納德拉的新書《Hit Refresh》融合了個人回憶，也有關于技術未來的展望。在書中，微軟首席執行官雖然沒有指名道姓，但似乎暗暗抨擊了班農的話 “即使有些權力人士表示亞洲技術高管太多，我依舊忽略了他們的無知。“他補充說，一想到他的孩子和朋友們不得不面對種族歧視，這一點就“激怒”了他。他告訴我，“我沒有依靠任何人當選，”他告訴我。 “所以我確定我們沒有獲得支持。”

然而，在微軟，納德拉當然已經獲得了支持。在8月中旬，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白人主義騷亂發生之后，納德拉表達了他在國家對話中的觀點，展示了納德拉式方法完全可以解決紛爭。在給微軟員工的電子郵件中，他分享了“可怕”事件對他的“深刻影響”。

“在這個時代，”他寫道，“對我來說，只有兩件事情對于領導者是至關重要的。 第一是永恒的價值觀，其中包括多樣性和包容性……第二是同情周圍發生的傷痛。在微軟，我們努力解決分歧，鼓勵他們并相互融入…..我們的成長文化要求我們真正理解和分享他人的感受……我們必須一起擁抱我們共同的人性，渴望創造一個充滿尊重，同情和機遇的共同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