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達爾文曾在他的進化學說中提到：未來能夠生存下來的，或許不是最強、最聰明的，而是能夠適應環境并愿為之而改變的。如今100多年過去，人潮從四面八方奔流而入，追逐著機器人這個變革極為活躍的科技領域，一個緣由就是生怕錯過這趟開往未來的時空列車，至少看一眼“屬于未來的樣子”。
正在經歷這場變革的人們，對于機器人，也不再滿足于“人機大戰”中是機器贏還是人類贏，抑或是機器人“威脅論”等頗具煽動性的話題，而更愿意追問當今最為活躍的投資者和最富有想象力的人正在打造一個怎樣的機器人世界?頗被看好的工業和服務兩大領域的機器人現狀又是如何?以及浩浩蕩蕩的機器人大潮之中，正在沖刺創新型國家的中國究竟需要補哪些課?
為此，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蹲守大會對此進行了調查。
中國能否走出“四大家族”的封鎖圈?
“太快了!”
造訪中國后，美國機器人工業協會主席杰夫·伯恩斯坦最為驚訝的，就是機器人市場興起速度之快：縱觀全球工業機器人市場，從2011年到2016年復合增長率達12%，主要應用行業是汽車和電子制造業，而主要使用地區，就是中國。
此次大會最新發布的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明確提到，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占全球市場份額約1/3，已連續6年成為全球第一大應用市場。熱鬧背后，人們不禁追問，份額最多，但國產化機器人占比如何;市場最大，但利潤如何——換言之，在這個“最大”的市場中，究竟誰是贏家?
或許可以從兩組數據中看出一些端倪。一組來自中國機器人產業聯盟理事長、沈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總裁曲道奎：在中國工業機器人市場中，外資機器人占70%以上市場份額，而在國內市場規模快速增長的背景下，國產機器人市場份額卻比上一年“縮水”5.9%——這表明，外資機器人正加速占領中國市場。
另一組數據是國產工業機器人的價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機器人研究所名譽所長王田苗注意到，從去年年底開始，原本售賣30萬元一臺的國產工業機器人，在今年上半年已經降至12萬到15萬元一臺，甚至有的廠商直接賣到兩萬元一臺，只是別人的零頭。他隱約感到，這就是工業機器人領域的“價格戰”。
“低價之后是否伴隨‘低質’擾亂市場?”王田苗問。一方面，銷售自家國產機器人時，陷入低價、低質的價格戰，“賣什么，什么便宜”;另一方面，引進國外技術時，對方抬高價格，“買什么，什么貴”，這種“內憂外患”的亂象令人擔憂。
王田苗說，低價甚至低質的機器人之所以在我國有較大的市場需求，說到底，還是“核心技術不行”，工業制造水平整體還處于中低端——花被蓋雞籠，外面好看里頭空。
細究起來，真正制約工業機器人的技術瓶頸，主要是控制器、伺服電機、減速機三大核心零部件，這些可以占到一臺機器人成本的70%。國投創新董事總經理王世海在大會期間告訴記者，“對企業來說，這些核心技術不突破，就談不上贏利!”
鮮為外界所知的是，這些核心技術基本都掌握在瑞士ABB、德國庫卡、日本發那科和安川電機等機器人領域的“四大家族”手中。王世海說，即便是看似龐然大物的機械臂，也潛藏著運動精度、速度、周期時間“分毫不差”的技術奧秘，這恰恰是“四大家族”中ABB的優勢。
相比之下，國產工業機器人亟待走出低水平重復的局面。哈爾濱工業大學機器人研究所所長趙杰說，從1到10、從10到100，我們能做得很好，但談及從0到1的原創，卻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這些課必須要補，一旦失去核心技術創新，引領作用被替代，競爭者可能趁虛而入”。
一些機器人和豆漿機沒有本質區別?
相比于工業機器人領域廝殺爭斗的血雨腥風，服務機器人給人的感覺，可能更像是遍地開花、爭艷斗芳：不管是垃圾分揀、雕玉刻石，還是養老助殘、導醫導診，新的應用場景和模式層出不窮，置身于大會現場，“家家都有機器人”的夢想似乎觸手可及。
早在10多年前，人們談起服務機器人便會問道：何時走入尋常百姓家，如今再來審視周遭，可能要感慨人類社會無處不有的機器人身影——盡管，它們的樣子看上去還只是個“機器”，而非“人形”。
作為大會主論壇的受邀嘉賓，明勢資本創始合伙人黃明明談及一個頗為有趣的細節：一旦提及服務機器人，公眾總會先想到“人形”，然而這個領域的投資者，卻很忌諱這一點，“如有創業團隊在他們的商業計劃書里提及‘人形’機器人，我們第一反應就是：這個項目，不必看了!”
這是因為，人們對于“人形”機器人有著天然的高預期，電影動漫等藝術作品不斷影響刺激人們，養成一種潛移默化的認識：人形機器人“無比強大、無比智能”。但現實中，即便機器是“人形”，其基本功能也十分單一，“要么是說幾句話，扮演一個類似智能語音助手Siri的角色，要么是端個盤子，僅能擔負一個托盤的重量，總之怎么看、怎么用都不像一個‘人’!”黃明明說。
也因此，現實世界中資本和市場追逐的，往往還是“性價比高”的掃地機器人，商家們圍繞“掃地”“墩地”“除塵”等這些看似簡單卻是家庭生活必須的功能，絞盡腦汁不斷翻新花樣。
正如王田苗在大會現場所感受到的那樣：商家們“秀”出來的機器人“同質化十分嚴重”，五六個展位過去，好不容易蹦出一個“搶眼的”，細問卻發現只是概念化產品，落地人間遙遙不可期。留下的，還只是“掃地機器人”一枝獨秀。
這也暴露出一個深層次問題，即服務機器人整體技術的“不成熟”。王世海說，從技術層面來說，掃地機器人和早些年間火爆一時的豆漿機比起來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只不過加入了激光感知，以及一些新的算法，可以規劃重復清掃的路徑。但和人們對于機器‘人’——即人工智能的期許還有很大差距”。
國際電氣和電子工程師協會工業信息期刊總主編、臺灣大學講座教授羅仁權亦有同感：近兩年服務型機器人的發展十分迅速，包括大數據、物聯網、云計算等在內的新興技術似乎都在不斷和機器人生產相結合，帶來巨大商機。
然而，這些服務機器人的“生老病死”，依賴的仍是人類大腦貢獻的編程：接受代碼，被動完成任務，“與人類沒有‘實質性的’互動，一旦有外力介入將無法‘主動地’響應”。羅仁權希望，未來能夠誕生一些能與人們良性互動，自主適應復雜環境的“高智商的機器人”——即便不是人形，也堪稱真正的機器人。
機器人取代的只是勞動力而非人?
僅從眼下來看，機器人相比人類的最大優勢，可能還是體力上的。大會上，諸如“三頭六臂”的智能協作機器人、主刀外科手術的手術機器人、制作奶茶的全自動飲品機器，等等，似乎在告訴來訪者這個世界離開了人依然可以很好地運轉。
這也是黃明明進軍機器人領域的最大理由。幾年前，當世界機器人大會還不曾在中國舉辦，機器人還不像如今這樣火爆之時，他和他的資本團隊就已經闖進了這個彼時還是冷門的領域，判斷依據就是：人口紅利漸漸消失，“機器換人”是大勢所趨。
他常年接觸制造業，幾乎跑遍了長三角和珠三角制造企業，企業老板出奇一致地告訴他，每年最痛苦的，就是招人難。一個專注智能電動踏板車的老板，曾到常州一家餐館吃飯，上菜的小姑娘看著有些文化，這位老板便問她，“餐館一月付你多少錢，我加你500塊錢，明天來我的工廠報到!”
與招人難相應的是，工業機器人的“缺位”——不是太熱，太多，而是太少。
今年4月，國際機器人聯合會發布一項研究報告，其中分析計算了2016年制造業中每1萬名員工的工業機器人密度：全球平均密度為每1萬名員工擁有74臺工業機器人，歐洲為99臺，美洲為84臺，亞洲為63臺。就國家而言，新加坡位居首位，為488臺，其次是德國309臺，日本303臺，美國189臺，中國68臺。黃明明說，對比來看，我們的機器換人還遠遠不夠，提高機器人化水平的潛力巨大。
事實上，對于很多一線科技企業，“機器換人”早已不再是個討論的話題，而是“正在進行時的運動”。
這就不可避免要說到“搶飯碗”問題。羅仁權說，從人類文明的發展歷史來看，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沒有引發大規模的失業潮。如今機器人的出現和發展，會代替人類去做一些簡單的工作，這部分人的確會面臨失業的風險，但也會倒逼他們去做一些更富有創造性、更高級的工作。
“的確要意識到，目前‘機器換人’取代的還只是勞動力，而不是人!”曲道奎說，眼下機器更多的是對“人類肌肉力量”“低技能工作”的替代，是輔助人類社會向更文明的方向發展的工具，而非對人“智能”的替代。
語音智能機器人近些年頻頻走進人們的視線，不過，科大訊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慶峰說，現在的機器人通過海量數據學習，翻譯、下棋等技能可以超過90%的專業人士，但自主推理能力卻連6歲的孩子都不如。
于是，極客們選擇繼續瘋狂投入、推動機器人的技術發展，希望機器具備理解、思考、學習和決策的能力——但這似乎也不意味著機器對人類“智能”的替代。
“強人工智能”出現再討論倫理問題，晚矣?
事實上，技術的發展無外乎一種根本動力——人性。比如懶，懶得掃地，于是造出機器人代勞;比如貪，想要生命不息，于是發明抗生素;比如好奇心，想要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于是造出火箭來飛向太空。如今，擁有這么多復雜人性的人類，使出渾身解數想要造出像我們自身一樣具有智能甚至具有人格的物種——機器人，倫理問題首當其沖。
著名科幻小說家阿西莫夫曾提出機器人三大定律，首要一條就是“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辛國斌在機器人大會上公開表示，從目前的發展趨勢來看，這一問題還難以形成共識，機器人很可能引發法律法規和道德倫理的重塑，全球機器人產業發展依然面臨著現實技術瓶頸和潛在倫理道德隱患的雙重挑戰。
當然僅從當下來看，這個問題似乎還不夠突出，畢竟，以圍棋高手“阿爾法狗”、醫療機器人“沃森”和智能伴侶“小冰”等為代表的機器人，仍屬于“弱人工智能”，離真正的智能主體還比較遠。但假以時日，未來一旦“強人工智能”出現，并深度介入人類事務，再去討論人類如何與之相處的問題，就已晚矣。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段偉文說，讓機器符合人類道德規范，學界大體有3種設想：一是自上而下，即在智能體中預設一套倫理規范，如自動駕駛汽車，應將撞車對他人造成的傷害降到最低;二是自下而上，即機器通過數據驅動，學習人類的倫理德道規范;三是人機交互，即讓智能體用自然語言解釋其決策，使人類能把握其復雜的邏輯并及時糾正可能存在的問題。
在他看來，目前仍沒有一套有關人工智能倫理研究的普遍原則，因此可以從應用實例出發，找到價值沖突點，討論需要作哪些倫理考慮。比如，醫療外科手術機器人出現意外怎樣處置、無人駕駛汽車發生交通事故怎么界定責任，等等。
對于這些問題，也許今天的機器人研發者、生產者、使用者可以一笑了之，但他們的下一代——今天的青少年，未來社會的主人卻很可能要獨自應對。站在時間長河之外來看待這些，就不會覺得太過遙遠。
在機器人大會的現場，來訪者之中就有不少孩子，他們喜歡的機器人，家長會當作玩具一樣買回家，送給他們“玩”。但當這些與兒童對答、陪孩子玩耍的“玩具”不斷走進家庭，孩子們傾注的情感會越來越多，甚至與之產生情感依賴，家長們該怎么辦——“像扔掉其他玩具那樣，一扔了之?”
機器人的“倫理問題”已經來到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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