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云計算生態產業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美國已有無數企業投入了云計算的SaaS，PaaS研發。其中，知名企業從2009年的130家左右發展到現在的近200家，涉獵了幾乎所有的云計算關鍵領域。而中國的云計算發展仍大多集中在云平臺運營和少部分最終用戶應用上，服務形態基本以云服務的IaaS層面為主。 中國云計算發展雖火，但存在的尷尬也顯而易見——原創性顯得較為薄弱。

美國云計算生態產業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美國已有無數企業投入了云計算的SaaS，PaaS研發。其中，知名企業從2009年的130家左右發展到現在的近200家，涉獵了幾乎所有的云計算關鍵領域。而中國的云計算發展仍大多集中在云平臺運營和少部分最終用戶應用上，服務形態基本以云服務的IaaS層面為主。

為何會有這么大的差別？其中的原因值得業界思考。我們應當看到，創新需要環境。與美國的創新環境相比，國內仍然存在著不少的差距。首先，美國人才儲備豐厚。在美國本土，長期以來都擁有大量的人才儲備，社會對人才個性的保護與鼓勵，使得創新有了最根本的土壤。

而在中國，傳統的應試教育、社會的急功近利導致從大專院校到企業環境、商業環境等方面，使得整個環境的創新相對薄弱。簡單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虛擬化是云能夠實現規模效應、彈性運行、終端用戶遠程順利訪問的關鍵技術，當我們的學術圈在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第一輪談虛擬化概念的時候，虛擬化在美國已經被提出、被發展了近30年。而目前就虛擬化而言，在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原創解決方案。

但中國也不必過于擔憂。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解讀，這或許是中國面臨的一個大好時機，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后發優勢，在現有技術的基礎之上培養自己的人才；同時，中國特殊的發展軌跡與國情、龐大的市場資源都可以成為我們吸引國外人才的優勢，給予他們更大的創新、實踐的市場與空間。這對于那些專注于技術的海外人才來說，無疑是最誘人的。

其次，持續的創新。創新之所以在美國可以持續，這不僅與大家對于創新的尊重有密切關系，也有賴于完善的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如果缺乏保護，我們在云計算的發展當中就會出現如同盜版DVD的事情——缺乏原創和抄襲的問題。如果我們從一開始就不尊重云的創新，那勢必將直接影響到我們云平臺的原創性。我們可以借鑒國外現有的一些法律法規，探討并制定出適合中國國情的條款，保護創新企業的知識產權，為他們提供最強有力的法律保障。

再次，需要充足資金的支持。資本本身的逐利性要求快速回籠投資，但短期的利益與長期的、可持續的利益相比，美國的投資界顯得更有耐心去培養和等待。而在中國，由于VC和PE存在結構性的限制，絕大部分都不會投資給短期之內不能快速回收，不能上市的項目，導致他們在中長期項目的投入能力相對薄弱。因此，我們可以結合中國的國情去考慮，也許是VC\PE之外的第三種模式。

還有一個因素是來自于政府。美國政府雖然是云服務的最大客戶之一，但卻是最有話語權的客戶，他們每年龐大的IT費用支出以及因此被要求成本控制的壓力使得云服務商們趨之若鶩。

而在中國，當我們與當地政府部門交流云項目的時候，我們發現政府往往關注的角度與云服務的本質還有一點兒距離，例如，他們會問：“該項目需要多少畝地？需要多少資金投入？管線費跟寬帶費需要多少，有幾萬的機架？”等類似的問題。如果我們把云計算當作GDP來推，這便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方向，這個思路將導致大部分的云計算中心實際上沒有吸引最終用戶的應用。

解決途徑是什么？首先，政府需要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去創造環境。從產業界、金融界、學術界全方位制定有序發展云的規劃框架；細分并扶植云計算的產業鏈，深入到每個環節，找到生態薄弱處，進行有的放矢的創新改進。幫助投資界建立一個可以提供中長期、壓力較小的融資平臺；并且以具體的稅收政策、金融政策去幫助中小企業使用云服務。

其次，投資者應利用政府的幫助，從自身的專業角度甄選出真正具有創新潛質的科技企業，給予其充足的資金支持，鼓勵其在關鍵技術領域專注研發。而作為云計算生態鏈中最重要的角色——云技術公司，應該多關注企業自身的技術領域，修煉內功的同時，以市場為導向，創新產品市場化的道路；建立產業聯盟，以市場需要為基礎，以創新的思路去探討并制定行業技術標準，引導云技術的發展方向。

中國有著巨大的云市場潛力，云計算的發展雖未占先機卻享有后發之優勢。希望中國有越來越的人加入到促進云發展的隊伍中來，抓住IT產業的第三次革命的機會，提升中國云計算的原創性，給中國未來在科技領域書寫一段創新的歷史。

許肇元：

現任戴爾公司大中華區成長型企業部總經理，負責領導戴爾大中華區中小型企業的銷售營運。畢業于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獲得國際金融、貨幣金融及房地產金融三項學位，并于北京清華大學獲得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