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爾科技集團與英特爾、Vanson Bourne公司合作，對來自全球大中型企業的4600名決策者進行了調研，并對他們所在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進展進行了評分。
調研結果顯示，新興市場數字化轉型表現更加成熟，印度，巴西和泰國在全球排名中位列前三;相比之下，發達市場表現不盡如人意，日本，丹麥和法國數字化成熟度得分最低;中國在參與調研的40余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16位。
圖表1：數字化成熟度最高、最低的國家和地區
數字化轉型進展緩慢
DT Index Ⅱ指數是在2016年發布的首份數字化轉型指數的基礎上調研編制而成的。兩次調研結果的對比突顯了一個事實：全球數字化轉型進展緩慢，企業難以跟上急劇變化的腳步。通過對受訪者進行基準評估后的組別分布來看，與2016年相比，雖然數字化實踐者的比例有所上升，但處于“金字塔”頂部的數字化領導者并沒有任何提高;全球仍然有近四成(39%)的企業屬于兩個數字化最不成熟的群體——后進者和跟隨者。
戴爾科技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邁克爾•戴爾指出：“在不久的將來，每個企業都將迎來數字化變革，但我們的調查顯示，絕大多數企業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企業如果想抓住數字化轉型帶來的前所未有的機遇，就必須馬上在技術現代化方面有所行動了。”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盡管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但研究表明，中國企業正在行動——2016年，中國有33%的企業被列為數字化后進者，今天這個數字只有9%;而2016年中國僅有2.3%的企業被歸類為數字化實踐者，現在這個數字達到了24%。可以說，在數字化轉型的很多方面，中國企業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全球平均水平。
根據DT Index Ⅱ指數，新興經濟體的得分總體高于發達經濟體。因此，53%的新興市場對其“顛覆而非被顛覆”的能力充滿信心，而發達市場只有40%。來自中國的企業決策者們尤為自信，84%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會扮演“顛覆者”的角色。
“DT Index Ⅱ指數的這些發現，印證了中國近年來對數字化發展的重視，以及在前沿技術研究方面取得的突破性進展。”戴爾科技集團全球執行副總裁、大中華區總裁黃陳宏博士說，“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勢頭強勁，正成為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和傳統行業轉型升級的內生力量。”
轉型的主要障礙
調研結果還表明，很多企業決策者缺乏足夠的信心——全球91%的受訪者認為數字化轉型受困于各種各樣的阻礙。
數字化轉型的五大障礙：
1. 數據隱私和安全問題(2016年排在第5位)
2.缺乏經費和資源
3.缺乏必要的內部技能及專業知識
4.監管和立法的改變(2016年排在第9位)
5.數字化文化不成熟
圖表2：全球企業數字化轉型主要障礙對比
中國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所遇到的“五大障礙”與全球情況基本相同。但與“監管和立法的改變”相比，來自中國的受訪者認為“缺乏適應業務發展速度的技術支撐”更應被列入其中。
除此之外，此次調查還發現，有近一半(49%)受訪者認為，未來5年內他們所在的企業不得不努力證明自身價值。中國受訪者中有27%勾選了這一選項，顯然，相對而言中國企業認為自身能更好地了解客戶的需求。
為實現數字化未來做出規劃
由于意識到自身正處在一個“要么轉型要么死亡”的環境中，全球越來越多的企業著手制定計劃，以克服數字化轉型的種種障礙，重建信心。
例如，全球有46%的受訪者表示，他們的企業通過教授員工編程等方式，提升了企業內部數字技能、培養了專業人才，這一比例遠高于2016年的27%;而在中國，這一數字更是從22%增至62%，將近翻了三番。同時，有超過一半(51%)的企業正利用數字化技術加速新產品/服務的開發(中國為53.5%);有大約44%通過提高IT部門管理者的業務技能和業務部門管理者的IT技能，推動跨職能知識共享(中國為42%);還有43%將數字化目標整合到所有部門和員工目標中(中國為57%)。
DT Index Ⅱ指數還調研了全球企業未來1~3年最主要的技術投資方向：
1. 網絡安全
2. 物聯網技術
3. 多云環境
4. 人工智能
5. 以計算為中心的方法
圖表3：全球企業主要技術投資方向對比
毫無疑問，企業未來的發展將取決于目前采取的舉措。以Draper公司為例，這家戴爾科技集團的客戶，其業務涉及生物醫學等多個領域。該公司首席信息官Mike Crones表示：“從支撐我們創新的基礎架構和服務，到可以用來對抗各種疾病的實驗技術，技術能夠幫助我們不斷解決各種最棘手的問題。如果不實現徹底的轉型和現代化，我們就無法突破藩籬真正成為一家名副其實的工程與研究公司。”
編者注
數字化成熟度最高的國家
1.印度
2.巴西
3.泰國
4.墨西哥
5.哥倫比亞
數字化成熟度最低的國家
1.日本
2.丹麥
3.法國
4.比利時
5.新加坡
調查方法
2018年夏，獨立調研公司Vanson Bourne對來自42個國家和地區的4600名大中型企業高管進行了調研，以評估他們所在企業在戴爾科技集團DT Index Ⅱ指數中所處的位置。Vanson Bourne利用一套數字業務的核心特征考察了企業的IT策略、生產力轉型舉措和效果，并據此對企業數字化業務的進展情況進行了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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