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0日第一財經“財經名人談”現場,學者就互聯網是否實質推動了經濟發展、勞動力資本將在未來資本中占據怎樣的地位等話題展開討論
[未來我們可能有一些更重要的、更加無形的東西,更難衡量,這意味著,如果要理解我們的未來,我們仍然需要理解人類,需要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的想法。]
[如果未來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經濟,主導我們經濟的財富分配狀況將有很大的改變。更多人享受教育,更多人有技能與創意,更多人可以在家里參與生產過程。經濟學也要改變。]
[今天的企業是知識密集型企業,不再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這也是互聯網給我們的沖擊,以前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今天關鍵在知識的生產率。]
美國近些年是否仍具有很強的創造力?信息技術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對經濟有那么大的推動作用?5月20日第一財經“財經名人談”現場,美國知名經濟學家、《大停滯》作者泰勒·考恩首先拋出了這樣的話題。而他自己的回答是,既悲觀,又樂觀,“樂觀和悲觀之間,需要一些平衡。”
泰勒·考恩目前任教于喬治梅森大學,并主持該校知名智庫MercatusCenter。他同時是著名經濟學博客“邊際革命”(MarginalRevolution)主筆,他的博客在全美經濟類點閱率的排行榜上高居第二位。話題由他在中國的簡體版新書《大停滯》開始,泰勒認為,美國經濟正在放緩,這可以由收入、就業、教育等方面得到驗證。
“上世紀50年代,窮人的收入提升了很多,中等收入水平也上升很多,這對美國是黃金時代。60年代更好,上升更快,最為受益的是最底層的人。到八九十年代,主要的五個經濟組收入都在下降,2010年,還在下降。”泰勒說,這十年其實是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技術帶來革新發展,但從生產力角度看進展是如此緩慢。“看一下過去25年的美國,可衡量的生產力總量其實在往下走。”
就業領域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最近十年,沒有任何新增崗位。”同時,泰勒認為,盡管創新催生了非常高效的公司,技術應用到社會各個層面的速度卻非常緩慢。“譬如到一個新的醫院,我還要填寫很多病歷表格,一般都不會填寫電腦表格,這是一個老套的系統。我們的技術是成熟的,但系統是過時的。這就是我們看到的事實。我很懊惱,也非常尷尬,但我們意識到它的老套,這就是改變的開始。”
泰勒隨后比較了兩代人的生活改變。“上世紀20年代,我外祖母生活的時代,美國就像現在中國的邊遠地區,很少人能高中畢業,很少人不在農場生活。沒有馬桶,很多家庭沒有車,沒有抗生素,沒有疫苗,沒有電視,沒有各種家電,沒有飛機……外祖母50歲的時候,抗生素出現了,有疫苗,大部分人高中畢業,有車,有很好的房子,有電,他們不是富人,但過著富足的生活。這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泰勒說,就通訊而言,電話在當時對于生活的變革,比智能手機現在帶給我們的變革大得多。“如果從享用的物質來說,我小時和今天的生活相比,沒有發生我外祖母那樣大量的變化。”
關于互聯網是否實質推動了經濟發展、勞動力資本將在未來資本中占據怎樣的地位等話題,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院長張軍,科技學者、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涂子沛隨后參與了圓桌討論。論壇由《第一財經日報》副總編輯楊宇東主持。
經濟穩定性是成功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楊宇東:泰勒·考恩教授做了非常詳細的研究,有大量的數據支撐他的主要的觀點,即美國近三四十年經濟增速相對放緩,五六十年代的增長曲線非常陡峭,但到七八十年代是趨緩的。所以他從GDP增長、就業、居民家庭收入等因素分析,這些年來科技并沒有給美國經濟帶來顯著的拉動作用。張軍教授是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你怎么看待泰勒關于美國經濟進入停滯時期的觀點?
張軍:去年我讀到一篇論文,哈佛大學前校長拉里·薩默斯(larrysummers)的《回歸到均值》(RegressiontotheMean),非常有趣,文章的意思是,這一兩百年,全球的平均增長率只有2%。因為個別經濟體爆發增長,會把數值拉上去,但時間不會很久,過了十年二十年,又會回到均值。戰后經濟增長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東亞經濟的奇跡。但是從最長遠的平均的增長率來講,從來沒有超過2%。
美國從建國到現在,平均增長率在2%~3%之間,沒有到6%~8%。我們說中國經濟“新常態”,增長率百分之七八的樣子,美國沒有達到過。但是有一點是新興市場國家很難看到的現象,就是美國可以長期增長,增長兩百年。這是我們要關注的問題。即便2%、3%的增長,長期積累,人均GDP也會提高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更何況美國建國以后的人均GDP是中等收入。
二戰后的50~70年代末,美國社會經歷了大幅度的財富積累,最重要的就是財富的均衡分配。可是后來,美國撤銷政府對經濟的管理,2%、3%的增長,在財富分配越來越惡化的情況下,大多數的家庭分享不到增長的成果。這也是美國經濟最核心的問題,導致政治兩極分化,國會兩黨沒有辦法坐下來,就任何改善經濟的政策達成共識。到目前,我們看不到美國的財富分配有改善的跡象。
泰勒·考恩:我想解釋一下,真正成功的國家有一個共性,就是它們的靈活性。看一下丹麥,丹麥的經濟奇跡就基于穩步的增長。所以對于中國經濟,不是要保持高速的經濟奇跡,可以降低一點,最核心的問題是,你的經濟穩定性是成功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講到不平等,我覺得一個國家夠大就會有不平等。當你有好的產品,從事這些事業的人會變得很富裕,這并不困擾我。但是我擔心,窮人沒有好的教育,在我的國家,四分之一的人沒有高中畢業,在中國,農村人口的福利也是問題,但我認為他們有希望。
涂子沛:其實對我來說,成長可能不僅僅意味著長個子,人到三十歲就不長個子,但是我們長智慧。這就是我今天想要提的,信息技術在優化,比如優化我們的結構,優化我們的過程。科技創新,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主的創新,本身是一種進步。
科技創新是現有產業的優化
楊宇東:我們的核心問題是科技,包括互聯網對全球的影響有多大。泰勒在書里說了FaceBook的工作崗位的例子,他認為社交媒體對整個經濟的帶動并沒有那么大。我也在思考電商的問題,其實電商做的是一種替代性工作,對應的是傳統零售業的衰退。我們從數據角度觀察,從社會的零售總額來看,增長速度還是比較一般的。各位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涂子沛:首先我認為這種觀察結論是對的。回頭看歷史,歷史的進步永遠是一種替代,當年的機器怎么替代人,機器替代人的時候,整個社會有沒有憂慮?每一個科技大進步都是一種替代。今天的企業是知識密集型企業,不再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這也是互聯網給我們的沖擊,以前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今天關鍵在知識的生產率。
我們現在回頭看,機器比人的效率高多了,但是蛋糕做大了,人類的生活水平前所未有地提高。今天也是一樣。比如云和大數據,智能手環普及之后,你覺得心跳脈搏有問題,都可以到云上咨詢。在美國,你去醫院第一個見的是測血壓的人,但新的工作會產生,如云的維護者、數據的分析者。歸根到底這就是變革,把人類的生活導向一個好的方向。所以我認為,科技創新不是對現有產業的威脅,而是現有產業的優化,一定是人類往前發展,實現更優質的生活的途徑。
泰勒·考恩:我想強調一下,為什么技術的創新比人類社會的發展更快。我們教育勞動力去了解、掌握技術,這比技術發展的速度低很多,能夠用技術解決目前困難的人非常少。所以我想,技術發展的瓶頸是人。技術發展的奇跡可能是真實的,但我們人在阻礙技術的發展。這是很棘手的問題。
人力資本在未來更加強勢
楊宇東:對,可能人的因素是更重要的。通常認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依靠勞動者技能的提高與科技的發展,隨著互聯網經濟的蓬勃,勞動生產率本身的內涵是否將發生改變?
張軍:這是比較有趣的話題。中國和美國的發展階段不同,美國的人均GDP是中國的4倍,中國的財富分配不均,是因為國民收入更多給了物質資本。美國的資本比重,物質資本占GDP不到20%。美國的分配不均,更主要的是金融資本主導的。金融資本跟物質資本不一樣,物質資本不太容易全球化,所以金融資本的話語權遠遠高過物質資本。將來的經濟體里,什么變得強勢,不再是物質資本,也不是金融資本,我個人認為是人力資本。
如果未來是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經濟,通過幾十年的發展,主導我們經濟的財富分配狀況將有很大的改變。更多人享受教育,更多人有技能與創意,更多人可以在家里參與生產過程。如果未來世界是這樣的,經濟學也要改變。勞動生產力這個概念就不能再用。現在的GDP拆開來看,中間層的比例很大。中間的很多環節是創造GDP的,將來我直接生產的東西就可以給你,沒有中間環節,GDP的概念就無法度量那個時候的經濟,就業概念也會失去意義。
涂子沛:我是研究大數據的,都說數據是資產,但數據怎么定義資產?這是傳統的經濟學沒辦法定義的。所以我們真的進入了一個新的經濟時代。張教授提出來,GDP衡量不了社會進步,考恩教授今天的演講中有一張圖片,展示了兩個不同時代的馬桶,第二個馬桶增加你的幸福感,但幸福感不產生GDP。實際上很多的東西,傳統的經濟學是沒有辦法衡量的。
楊宇東:剛才張軍教授從新的角度,思考科技創新給整個經濟學帶來的沖擊和變化,我覺得非常有意思,這可能意味著傳統的經濟學正面臨巨大革新。考恩教授在書中也提到,政府應該為科技人才提供更多的支持,你怎么衡量制度因素在未來經濟中的地位?
泰勒·考恩:我的擔心跟張教授很相似,GDP的增長是否會與人民的幸福感失聯。但美國總體來說是一個快樂的國家,與二三十年前的美國人相比,他們更快樂、更寬容,而且對社區的歸屬感更強,再一次證明了,經濟增長與幸福感的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
談到投資,如果是對技術公司的投資,很多都會失敗,如果你投資在人才上,搭建團隊,或者賣數據,整個流程跟制造業非常不一樣。我們現在還不知道怎么確切地衡量這些技術公司的價值。我不確定,我們是否能用更好的數據解決這些問題,未來我們可能有一些更重要的、更加無形的東西,更難衡量,這意味著,如果要理解我們的未來,我們仍然需要理解人類,需要更加深刻地了解人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