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網D1Net導語：在中國，沒有幾個企業能稱得上世界級企業，所謂世界級企業，不一定是最賺錢或賺錢最多的企業，而是業務遍及全球的企業，向外拓展業務的企業，華為就是其中一個，也是國人引以為豪的少數企業之一。所以，人們對華為充滿了好奇。隨著華為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走向全球，同時在歐美市場開始遇到隔閡和阻力，任正非也在做出改變。繼在新西蘭、英國接受國外媒體采訪時候，11月25日，任正非又在巴黎小范圍接受了媒體采訪。
華為公司創始人任正非一直不喜歡面對媒體，這也被外界解讀成為通信行業“最神秘”的企業家。
但隨著華為以更加開放的姿態走向全球，同時在歐美市場開始遇到隔閡和阻力，任正非也在做出改變。繼在新西蘭、英國接受國外媒體采訪時候，11月25日，任正非又在巴黎小范圍接受了媒體采訪。
據“直觀中國”網站報道，“與會的記者被告知，這次突然召開的媒體見面會與近幾個月來華為深陷質疑的氛圍無關。
法國媒體在此次采訪中，涉及了任正非的從軍經歷、華為虛擬受限股、公司決策權、子女傳承等問題，任正非也對此作了答復，而在此之前以上問題都被華為列為“敏感”事項。
下面我們看任正非都說了什么：
華為命名
任正非披露，“華為”這個名字有極大的隨意性，他當初注冊公司時想不出名字，看著墻上“中華有為”標語響亮，就拿來為公司取名字了。
他認為，“華為”這個名字取得并不好，因為“華為”的發音是閉口音，不響亮，“所以十幾年來我們內部一直在爭議要不要改掉華為這個名字，最近我們確定不改了。我們要教一下外國人怎么發這個音，不要老念成‘夏威夷’”。
退出美國市場
雖然華為已成為全球一流電信設備企業，但過去10年一直未進入美國市場。在美國政府以“安全”問題設置的壁壘面前，并不是華為一家公司可以解決的問題。
任正非對此表示：“如果因為華為夾在中間而影響中美兩國交往的話，不值得。所以我們決定退出美國市場，不再夾在中間。”任正非輕描淡寫地說：“從美國市場退出來以后，我們的發展也挺好的，我們的手機在美國也有很好的銷量。”
不過這可能并不是任正非真正是相反，在不久前起與華為無線業務部門的內部講話中，任正非呼喊：“總有一天我們會反攻進入美國的，什么叫瀟灑走一回?光榮去走進美國。”
從軍經歷
任正非對此回應稱：大學畢業后我是當兵了，當的是建筑兵。當然是軍官，不是士兵，在中國“當兵”這個說法是指行業，而不是職位。我當兵的第一個工程就是你們法國公司的工程。那時法國德布尼斯.斯貝西姆公司向中國出售了一個化纖成套設備，在中國的東北遼陽市。
后來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后，要裁減軍隊，要裁減非戰斗部隊，比如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我們就脫下軍裝了。
虛擬受限股
任正非稱：華為大概有7萬多人持有公司股份。外籍員工持有的是一種TUP模式。中方員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是真正股份，叫虛擬受限股。因為全球法律不一致，華為要適應不同國家的法律形式的要求。華為也不是上市公司，我們能做到的是利益分享一致。
對于虛擬受限股轉讓問題，任正非回答稱：“不一定。比如員工到了一定年齡，退休時可以自愿決定放棄還是持有。如果持有的話是要承擔風險的”。同時，員工所持的股份不能傳給下一代。
子女傳承
“我沒想過身后什么事，我太太的觀念是把兒女培養成有能力的人。她說前面十幾年辛苦，后面一輩子都不苦。如果前十幾前沒有努力教育好孩子，孩子沒有教育好，后面幾十年都是痛苦的。我贊同她的觀點。我太太為了教育孩子，一生就是做了家庭婦女。(有幾個孩子?)三個孩子，因為我孩子總體教育是成功的，所以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財產怎么分配的問題。(像比爾·蓋茨)我沒有比爾·蓋茨有錢”。
股權與公司治理
為什么只有1.4%的股份?任正非回應稱：“為什么要持有更多的股份?能不能解釋一下?難道我要一輩子承擔企業的經營責任嗎?遲早一天我會得老年癡呆的。總有后面的人比我們優秀，就讓他們去管好了。后面人也會更辛苦，他們錢比我還少”。
“我們是一人一票制，而不是根據股權重量。在董事會上我說得對大家聽取，我說的不對，大家反對，我們從來都是民主討論”。
自我評價
“實際上是個宅男，我沒有其他的生活愛好，下班就回家，不是讀書就是看電視，看紀錄片，看網絡”。
“我閱讀速度非常快，書讀得很多，不知哪本書影響了我，哪件事影響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我腦袋里產生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頭在哪”。
“我一貫不是一個低調的人，否則不可能鼓動十幾萬華為。
“在家我平時都和小孩一起瘋。家里讀書的小孩經常和我聊天，我很樂意夸夸其談。我并不是像外面媒體描述的低調的人”。
評論：
在任正非與媒體采訪中，很多問題都突破了華為公關層面之前給媒體設置的“敏感”地帶，當然任正非在很多問題上回答的相當智慧，也不乏“避重就輕”，但對于華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進步。
隨著華為成長為全球一流的電信設備企業，關于股權、公司治理、接班人、上市等問題都是不可能再回避的問題。當然解決這些問題對于華為來說并不容易，這也需要任正非和華為領導團隊共同的“大智慧”，也需要華為內外部的力量的共同協力。
筆者對此也想多說一句：既然“一貫不是一個低調的人”，任老板何不考慮接受國內媒體采訪，一起“看重主流，忽略細節，一起浪漫呢?”
以下為任正非在法國接受媒體采訪實錄：
回聲報/Solveig Godeluck：您是個低調的人，我們希望了解您是什么樣的人，您的童年是怎樣的，您來自哪里?
任：我也不清楚怎么解釋自己是什么樣的一個人，因為不知道應從哪個角度來看。我認為自己從來都很樂觀，無論身處什么樣的環境，我都很快樂，因為我不能選擇自己的處境。包括小時候很貧窮，我也認為自己很快樂，因為當時我也不知道別人的富裕是什么樣的。直到40多歲以后，我才知道有那么好吃的法國菜。
我小時候生長在貴州的一個少數民族邊緣小鎮(鎮寧縣)，在小鎮讀了小學和中學，隨父親工作變動，到了很小一個城市(都勻市)讀中學，然后考上大學。我父母都是中、小學教師，雖然他們沒有給我們寬松的物質生活條件，但在我們的教育上付出非常大。我不知道這個回答您是否滿意?
回聲報/Solveig Godeluck：希望您接著向下說。
任：我考上大學后，學的是建筑，在重慶建筑工程學院。電子方面是自學的，是改行了的。
回聲報/Solveig Godeluck：后來我們知道您從軍了一段時間，有人說您那段時間做的是工程方面的工作，也有人說是密碼方面的工作，有人說是軍官，也有人說不是軍官。
任：大學畢業后我是當兵了，當的是建筑兵。當然是軍官，不是士兵，在中國“當兵”這個說法是指行業，而不是職位。我當兵的第一個工程就是你們法國公司的工程。那時法國德布尼斯.斯貝西姆公司向中國出售了一個化纖成套設備，在中國的東北遼陽市。我在那里從這個工程開始一直到建完生產，然后才離開。我跟法國很有緣分，第一個工程就是法國的。我是從事石油裂解開始的油頭8個裝置的自動控制工作。當時有400或600多個法國專家在現場指導工作，他們教了我化工自動控制。
因為當時中國比較貧窮，國家的理想就是每一個老百姓都能穿上化纖的衣服。中國人那時認為化纖的衣服很挺，不打皺，很漂亮。那個化纖廠建好以后中國就改革開放了，改革開放后中國人認為棉布比化纖好。化纖有個缺點，不透氣，一旦著火以后沾在身上燒很危險。這個廠沒有實現給每個中國人提供化纖服裝的夢想，后來轉變為做包裝袋材料，而不是做衣服了。(記者：絲綢更好。)絲綢很貴啊，那就更不可能了。那時候中國人總體生活水平還是很低的。所以為什么那個時期以化纖為中心，就是為了解決中國人的溫飽問題。像現在法國奢侈品對中國的出口，在那時候連印象都沒有，因為30年前中國的基本問題是溫飽問題。
回聲報/Solveig Godeluck：當時您已經想到要創業嗎?因為創建一個像華為這樣的企業，不是什么人都能想到的。
任：沒有。因為中國改革開放后，鄧小平要裁減軍隊，要裁減非戰斗部隊，比如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我們就脫下軍裝了。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你創建華為時，政府是否鼓勵你們創業?
任：我們脫下軍裝以后就要走向生活。其實那時我們很缺乏生活能力的，因為不熟悉市場經濟。中國當時正面臨著社會轉型，我們這種人在社會上，既不懂技術，又不懂商業交易，生存很困難，很邊緣化的。我轉業在南海石油深圳開發服務公司工作，這個公司主要是蓋房子。(記者：哪年)1982到1983年，這時已經是市場經濟時代了。南海石油深圳開發服務公司，它不屬于石油系統，隸屬深圳市政府。深圳想給南海石油多蓋些房子，賺它的錢。我因為不適應市場經濟和管理方法，沒有干好，人家也不要我了，我只好辭職找工作。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為什么走上電信這一行?
任：如果我去賣水果，你也會問我為什么去賣水果。但是如果我聰明的話，不走上電信，也許對我的人生意義會更大。如果我去養豬的話，這時可能是中國的養豬大王了。豬很聽話，豬的進步很慢，電信的進步速度太快，我實在累得跑不動了。不努力往前跑就是破產，我們沒有什么退路，只有堅持到現在。我根本跟不上電信發展的速度。那個時候就是錯誤地以為電信產業大，好干，就糊里糊涂地進入電信了。進去后才知道電信最難干，它的產品太標準了，對小公司是一種殘酷。但是我們退不出來了，因為一開業一點錢都沒有了。退出來我們什么錢都沒有了，生活怎么過，小孩怎么養活。退出來，再去“養豬”的話，沒錢買小豬，沒錢買豬飼料。因此也不可能改行了，只好硬著頭皮在電信行業前行。
回聲報/David Barroux：您是指開始很不順利?后面才好些?
任：應該是無知，我以為電信市場那么大，我做一點點養活我就行了。進來才知道電信不是小公司能干的，標準太高了，進步太快了。要活下來只有硬著頭皮干到底，不然就干不下來了。那時應該說和我們同樣傻走上電信行業的公司有幾千家、上萬家，也許他們早認識到他們的傻，所以轉到別的行業成功了。因為不認識他們，說不清他們的故事。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當時中國政府是否有鼓勵計劃，鼓勵人們在電信領域投資?
任：我們那時是因為傻繼續走下來了，越往前走公司越少，越走越孤單。當時中國最大的問題是上千萬“知識青年”從農村返回城市，無法就業，政府那時鼓勵大家去賣大碗茶、賣饅頭等做生活。這些人那時叫個體戶，做得很成功的就叫萬元戶。萬元戶的概念就是一年能掙1000歐元，在那個時候可能是大明星了，政府渴望解決知識青年回城就業問題。我也就是一個成功的個體戶。有些成功的個體戶就開始雇工，成為雇主，那時有法律規定雇工不得超過8個。中國的市場化，私有化就是從這樣的情況磕磕碰碰開端的。不可想象今天可以十幾萬的雇工。
中國那時還沒有想到在高科技產業產生突破，高科技在那個時候的中國還認為是高不可攀的事。中國那時想解決的是文革的后遺癥，使國家盡快穩定下來。在那個變化的時代，我們這個年齡段是很容易被時代拋棄的。轉型的時代，中國從封閉的落后時代，轉化到現代化電腦化的時代，我們這個年紀是最沒有價值的。電腦不懂，英文不好。那時最代表中國潮流的是大面積的出國留學，吸收外國的經驗，這對中國后來的經濟發展起到很大推動作用。我們那個時代沒有條件出國留學，只能看看書，從書中了解外國的經驗是什么。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那您當時為什么沒條件出國呢?
任：第一，我有老婆小孩，他們要吃飯、上學，總不能留學兩年不管他們吧!第二，我本人英文不好，我自學英文要花很長時間。又要掙錢又要補習英文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因此我目光短淺一點，沒有出國。
費加羅/Marc Cherki：華為公司的名字是您建立初就起的，還是后來起的?華為是中國繁榮的意思?
任：我們當初注冊公司時，起不出名字來，看著墻上“中華有為”標語響亮就拿來起名字了，有極大的隨意性。華為這個名字應該是起得不好。因為“華為”的發音是閉口音，不響亮。所以十幾年來我們內部一直在爭議要不要改掉華為這個名字，大家認為后面這個字應該是開口音，叫得響亮。最近我們確定華為這個名字不改了。我們要教一下外國人怎么發音這個名字，不要老發成“夏威夷”。
費加羅/Marc Cherki：中國在繼續變革，您擁有華為1.4%的股份，您想怎樣把您的股份傳給子女?
任：中國在進行變革，我相信這個變革是有利于世界的。特別是近日范佩龍和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的會談很成功，他們達成的決議是非常偉大的，規劃了未來20年中歐之間的相互關系，非常激動人心。亞歐兩個經濟體能發揮作用，對世界的貢獻是巨大的。最近，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的決定也非常偉大，因為推動中國國內的內部改革有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在未來的10-20年中一定會發揮出巨大價值。如果中國真的能夠繁榮，就會對世界經濟起到巨大支撐。
我在開放改革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僅僅是個過客，我沒想過身后什么事，我太太的觀念是把兒女培養成有能力的人。她說前面十幾年辛苦，后面一輩子都不苦。如果前十幾前沒有努力教育好孩子，孩子沒有教育好，后面幾十年都是痛苦的。我贊同她的觀點。我太太為了教育孩子，一生就是做了家庭婦女。(有幾個孩子?)三個孩子，因為我孩子總體教育是成功的，所以我從來沒有考慮過財產怎么分配的問題。(像比爾·蓋茨)我沒有比爾·蓋茨有錢。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為什么你只有1.4%的股份，而不是更多,以便更好地把握企業的經營?
任：為什么要持有更多的股份?能不能解釋一下?難道我要一輩子承擔企業的經營責任嗎?遲早一天我會得老年癡呆的。總有后面的人比我們優秀，就讓他們去管好了。后面人也會更辛苦，他們錢比我還少。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您在董事會里掌握的表決權是否比股份份量更重?
任：我們是一人一票制，而不是根據股權重量。在董事會上我說得對大家聽取，我說的不對，大家反對，我們從來都是民主討論。
費加羅/Marc Cherki：說到國際化發展，華為的董事會里目前只有中國同事，這一點今后會不會變化?
任：我們國際化是要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走出來。如果一開始就強調董事會國際化的話，今天會亂得一塌糊涂，不知道向哪里走。我也不認為今天華為公司就很先進，我覺得我們還是一種過渡時期，我本人也只是在過渡時期起到一定作用。
我們在逐步地使自己走向國際化。我們子公司已經開始有外籍董事了，如澳大利亞子公司董事會。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公司現在一共有多少股東?多少股份?
任：大概有7萬多人持有公司股份。外籍員工持有的是一種TUP模式。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是否有外籍員工持有公司股票?
任：具體多少我不知道，應該是幾千人，上萬人。我們中方員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是真正股份，叫虛擬受限股。因為全球法律不一致，我們要適應不同國家的法律形式的要求。我們也不是上市公司，我們能做到的是利益分享一致。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是否從股權結構上講，華為是合作式的股權結構?當員工離開華為時，是否要把持的股交回企業?
任：不一定。比如員工到了一定年齡，退休時可以自愿決定放棄還是持有。如果持有的話是要承擔風險的。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員工所持的股份不能傳給下一代?
任：不能。
新工業/Emmanuelle Delsol：您剛才說華為現在處在轉型時期，你們在國外有很成功的發展，很多研發力量在國外。您覺得在哪些方面的欠缺，還不具備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化公司?因為你們面臨一些網絡安全問題。
任：轉型是一個慢慢的過程，我們還在逐步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們也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國際化模式。所以我們在慢慢地尋找真正的國際化。
我們也不怕別人說我們什么不好。關鍵的問題是我們是不是真正的不好。如果我們真正沒有什么問題，不在乎別人是不是說我們不好。因此我們是經得起考驗的，我們要保持自己真正的好。
新工業/Emmanuelle Delsol：自從有了美國棱鏡事件以后，西方國家對華為的態度是不是好了一些?
任：對棱鏡事件我們不關注。這個事件講的是信息的問題。信息的問題更多是互聯網公司的問題。我們做的是管道，就是傳輸信息的管道。甚至我們做的不是管道，僅僅是做管道的鐵皮。自來水污染了，應該去找水廠，不應該怨鐵皮。
回聲報/Solveig Godeluck：你們是否有點像思科?
任：我們和思科還不一樣。思科要比我們先進。全世界走向ATM技術模式時，唯有思科走的是IP模式。結果我們全部都走錯了，就思科走對了。思科就站在全世界的前面，領先了世界。我們現在還創建不到這么高水平，因為我們還是走向IP的路上，在這條路上的創造能力還不如思科。
觀點報Guillaume Grallet：您剛才提到您年輕時是從書里了解世界的，都有哪些書?華為和中國政府的關系?如果華為在某些國家的發展遇到困難，會不會中美兩國政府雙邊談判時雖否會談到華為?
任：第一點看了哪些書我確實是不能回答出來。我實際上是個宅男，我沒有其他的生活愛好，下班就回家，不是讀書就是看電視，看紀錄片，看網絡。我閱讀速度非常快，書讀得很多，不知哪本書影響了我，哪件事影響了我，思想是怎么生成的。我腦袋里產生的想法我也找不到源頭在哪。
我們公司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公司。我們在美國的銷售額就是10億美金左右，中國的出口可是幾萬億美金。中國政府更多關心的這個大數目對他們的影響。中國政府更多的關心是就業問題，關心大眾的問題。我們本身是個民營企業，不具有什么高度的政治地位。如果中美兩國的關系，華為夾在中間產生影響的話，很難辦，影響兩國的交往不值得。所以我們決定退出美國市場，不再夾在中間。我們現在從美國市場退出來以后發展也挺好的。但是我們手機在美國是有很好的銷售的。美國不能說手機也有安全問題吧?因為軟件是美國的，不是我們的，我們沒有操作系統。所以我們做些合理的事情，放在合理的位置上，不去影響整個世界。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和您同一代的創業家很多以美國的韋爾奇為管理典范，您是否受到他的影響?
任：我沒有受到他的任何影響，因為我不了解韋爾奇。我們學的方法是IBM的。IBM教會了我們怎么爬樹，我們爬到樹上就摘到了蘋果。我們的老師主要是IBM。
回聲報/David Barroux：在法國和歐洲越來越有保護主義呼聲崛起，特別是針對中國針對電信企業，您是否擔憂?對華為是否有影響?
任：我對任何一種保護都不擔憂。誰也阻擋不了這個社會變成信息社會。信息流的增長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并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當流量越來越大時，主要是看誰能解決疏導這些流量的能力問題。我認為只要有流量就有希望。當前在疏導流量方面華為能力是強的。所以你愿意不愿意，可能都要采用華為的設備。我們不能保證別的企業以后不會超過華為。我們在組織上變革就是要使華為的人永遠保持青春活力，保持和新興的公司競爭的能力。
觀點報/Guillaume Grallet：您這次來是準備要見法國數字經濟部部長、工業部部長、奧朗德總統?
任：我這次來沒有奢望見總統。我見了工業部長和外交部長，我已經很興奮了。
我們在法國的發展，未來將新增三個研究所：第一個是美學，研究所關注于色彩學，法國在色彩學上的積淀可以幫助華為的產品改變形象;第二個是數學研究所，未來的數字世界流的數據大的不可想像，我們不知道如何應對這樣大的流量的。自來水在管道里面分子是一樣的，從這個支路到那個支路流動的都是水。巴黎的自來水管網就非常復雜了。而在信息管道里面流的每一個分子都不一樣，而且每個分子必須準確流到他想去的地方。如果，這個信息流比自來水大千億倍，信息管道比太平洋還粗，如何辦。我們就打算在數學領域加大投資，用數學的辦法來解決這樣一個大流量下的管理辦法。我們十幾年前在莫斯科投資了一個數學所，數十名數學家幫助華為的無線發展成為全球一流，也使華為從一個落后公司變成世界先進公司。我們覺得面對未來的大數據業務，數學能力支持不夠，因此想在法國成立一個大的數學所，希望能解決大數據的問題;第三個是芯片設計中心，現在芯片技術美國最發達，我們在設計水平上已經達到了美國水平。我們想繼續加大芯片投資，改變我們的落后狀況。
世界報/Philippe Escande：您一生為人低調，媒體見得不多，為什么今天您這樣做了?而且選擇在法國?
任：我一貫不是一個低調的人，否則不可能鼓動十幾萬華為人。在家我平時都和小孩一起瘋。家里讀書的小孩經常和我聊天，我很樂意夸夸其談。我并不是像外面媒體描述的低調的人。
我很重視中歐關系的解決，華為和歐盟關系的解決。我在英國、很多國家都會見過媒體。法國代表處老是叫苦，說你不出來見媒體我們不好做工作。我就說，有空我們就見見，只要你們不歪曲報道，我們就是朋友，以后有空可以一起喝下午茶。如果你們專門盯住我講錯哪一點呢，那么下午茶時我就會老老實實的，規規矩矩地呆坐在那兒。就不會像小孩打打鬧鬧那么隨便。法國是個浪漫的國家，為什么不只看我的主流，忽略細節，一起浪漫呢?
我今天的飛機馬上要飛羅馬尼亞，所以不能和大家多聊了。歡迎大家今后到公司去。非常感謝!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