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速降費進入第七個年頭，回顧既往，筆者認為，其在社會經濟的需求和供給側，均形成了深遠的價值。首先，在需求側，獲取了豐厚基礎設施紅利，加速其數字化轉型。對于公眾用戶而言，意味著帶寬（固網和移動網絡）的提升，以及資費水平的下降，使其有能力、有意愿使用各種智能終端、數字化應用，并且擴散到各區域、各年齡層次。例如使用APP支付的人越來越多；移動IM正取代電話，成為各類人群主要溝通方式等。
對于政企用戶而言，意味著不僅能夠獲取單位價格更低的網絡產品，同時云計算等新型基礎設施產品價格也同步降低，聯合的杠桿作用促使其逐步邁入數字化轉型的進程。從大型企業先進智能制造的實施，到線下各類商家的O2O化，再到商業服務型企業對SaaS應用的深度使用，均體現了紅利釋放的效能。
其次，在供給側，實現了結構性的變化。對于提速降費的主體——電信運營商，并未因為每年百分之幾十的資費降低要求，導致營業收入的直線下降，相反卻保持了正向增長。可以說，正是政策的壓力，迫使其擴充了業務線，促進生態合作（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對外投資等深層次的合作），提升了服務水平，在單位資費下降的情況下，努力讓用戶基礎資源使用量更大，并且能夠使用更多形態的業務。
同時，數字經濟中的其他供給主體，也借助于“提速降費”的春風，實現供給的放大，核心是促進公眾與政企用戶能夠用上更多類型的業務，這樣數字經濟的供給生態就得以充分激活。
“提速降費”發展至今，已經不單純是指電信運營商提升網絡速度、降低業務資費，而已變成了數字基礎設施全面釋放產業紅利的代名詞。
在數字經濟中，除了以電信運營商為核心的網絡基礎設施外，各類互聯網企業所提供的業務與內容平臺，在數字經濟生態中的地位日益凸顯。眾多社會經濟主體聚合在此類平臺上，受其調度，并向平臺貢獻各類服務費，這些主體的生存和發展，高度依托于平臺。
其中，最為典型的平臺包括各類綜合或垂直的電商平臺、打車平臺、外賣平臺等，借助于日益提升的壟斷特性，它們不斷提升所收取的服務費水平。合作商家不堪重負，但由于業務流量已經被平臺掌控，所以不得不再勉力維持。
為此兩會報告中明確指出“引導平臺企業合理降低商戶服務費”，“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結合前期出臺的《關于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征求意見稿）》，可以預期，網絡平臺企業向產業釋放紅利，將成為“提速降費”的新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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