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2013年第四季度，從寬帶中國和信息消費兩大戰略加速推進，通信實名制實施，4G發牌，移動轉售業務落定，攜號轉網試點擴大到網間結算政策調整……整個通信行業的政策與產業趨勢的變革都在加速。
但對中國移動來說，其中很多政策調整，卻如同一根逐漸收緊的絞索，勒得這家中國最大的電信運營商越來越喘不過氣。
盡管自2010年于天津、海南兩地進行的攜號轉網試驗并不能算成功，工信部還是決定盡快將試驗擴大至江西、云南、湖北三省。從長久看，這將對中 國移動依托手機號段資源建立的“全球通”、“神州行”、“動感地帶”等品牌價值形成直接挑戰，同時會導致其2G用戶轉向其他運營商3G網絡。
與此同時，和OTT業務之間的競爭，已經成為所有運營商面臨的壓力，中國移動作為手機用戶最多的運營商，面臨的壓力也最大。2012財年，中國移動凈利增長僅為2.9%。
有報道稱，正在醞釀的網間結算調整，將使中國移動損失其年度總利潤的一成，而這也有可能導致中國移動盈利增長率首次轉向負數。
新的“移動網間結算”資費政策，會不會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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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間結算政策謀變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雍忠瑋
工信部正醞釀出臺新的網間結算政策，改變多年來的對等結算策略，而改用不對稱結算策略，有人指責這是“殺富濟貧”
10月3日，因身處國慶長假而略顯平靜的香港股市，突然波瀾涌現。當日，中國聯通(16.43, 0.03, 0.18%)(00762)股價暴漲8.4%，甚至一度超過10%，中國電信(51.5, -0.04, -0.08%)(00728)也大漲7.6%，同為國企紅籌股的中國移動(00941)卻一改此前穩中有升的勢頭，逆市下跌了0.7%。
而在10月8日，中國聯通A股上市公司(600050)也在國慶后的第一個交易日，以漲停收盤。
引發這連番資本市場震蕩的，是一個最新的消息：工業和信息化部(以下簡稱“工信部”)將醞釀調整三大電信運營商的業務牌照，以及電信運營商之間的網間結算收費，從而導致三大運營商利潤格局變化。
10月4日，中國聯通、中國電信均發布公告稱，沒有接到有關部門的相關通知。
不過，據《財經國家周刊》了解，政策調整已醞釀多時，中國移動距離最壞結局只有咫尺之遙。
調整網間結算
業內普遍的看法是，如果行業主管部門按計劃下調“移動網間結算”費用，將對中國移動形成極為沉重的打擊。因為此舉將改變多年來的對等結算策略，而改用國際上已不太認可的不對稱結算策略。
據《財經國家周刊》了解，2013年7月下旬，工信部電信管理局幾乎同步展開該局的兩項年度重頭工作：“網間結算”調研和“號碼攜帶”調研。
知情人士透露，9月18日，經過工信部相關部門近兩個月的多番調研，一份內部研究報告已經完成。
該報告的主體內容包括兩個方面：第一，建議將此前的移動網間結算，從對等結算改為不對稱結算；第二，建議允許中國移動進入有線寬帶市場。
這意味著，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互聯網交換中心網間結算辦法》(信部電[2007]557號)，和2010年1月1日起施行的《關于公用電信網網間結算調整問題的通知》，都有可能隨之進行調整。
而這其中，最重要的調整建議，便是建議對移動網間結算，實施不對稱網間結算。
具體調整建議是，中國移動手機用戶撥打(專業術語為“主叫”)至中國聯通、中國電信手機用戶，中國移動需要向后者支付0.06元/分鐘的結算費用；而自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手機用戶撥打中國移動手機用戶，兩家向中國移動支付的結算費用則有所優惠，最低可能為0.03元/分鐘。
初步估計，如網間結算費用降至0.03元/分鐘，則中國移動2014年由此產生的凈利潤損失，可能高達130億元人民幣，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則將分食這130億元凈利潤。
2012財年，中國移動的凈利潤1293億元人民幣，中國電信凈利潤149億元人民幣，中國聯通凈利潤71億元人民幣。
這意味著，這一個調整將導致中國聯通與中國電信上市公司的利潤大幅上漲，受益最大的中國聯通或將超過50%，而中國移動上市公司利潤則將下降近10%。
勢在必過的聽證會？
知情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透露，10月8日，電信管理局已經組織專家召開討論會，討論是否實施新的網間結算方案，以及結算資費如何確定。
該人士透露，在此前的報告基礎上，結算費用調整建議改為三個待選方案，分別為：0.06元/分鐘對0.03元/分鐘、0.06元/分鐘對0.04元/分鐘、0.05元/分鐘對0.03元/分鐘。
該人士透露，按照會議安排，共有包括官員、專家與企業代表共10人參與，討論是否調整移動網間結算政策為不對稱結算。
財經國家周刊》在截稿前，并未獲悉會議最終結果。
“但現有的人員組成，表明這個對中國移動極為不利的調整方案，獲得通過支持幾成定局。”10月2日，在北京萬壽路的一間茶館里，一位工信部內部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透露。
此次聽證會投票人員組成：有2位來自工信部電信管理局，3位來自三大運營商，另外5位，則是行業內的權威專家。
李默芳原為中國移動集團總工程師，也曾是早期中國移動集團黨組成員，出于維護中國移動利益的考慮，她或將投出反對票。
但是，高慧剛、劉韻杰、韓夏、蘇少林4位代表，則更有可能表態贊成。
高慧剛曾擔任原郵電部電信總局副局長，也曾任中國電信集團總工程師，以贊同意見幫助中國電信獲益順理成章；同樣，劉韻杰曾和高慧剛同時期擔任原郵電部電信總局副局長，也曾擔任過中國聯通總工程師，估計也會表示贊成。
韓夏是工信部電信管理局現任局長，前述內部文件就是其部門推出，“韓局長不可能自己反對自己”。而蘇少林則是現任江蘇省通信管理局局長，“雖然蘇局長曾做過云南省移動副總，但那已是多年前的事，現在他是韓局長的下屬，態度傾向不說自明。”內部人士如此告訴《財經國家周刊》。
如此一來，聽證會上獲得4張“贊成票”，或幾成定局。
除以上直接身涉其中的5位人士，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的高世楫、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工信部電信研究院院長曹淑敏、北京郵電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呂廷杰、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制與競爭研究中心主任張昕竹5人，也是參與此次聽證會的專家，目前態度仍不明朗。
知情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表示，從以上專家的學術傾向來看，曹淑敏和張昕竹投出贊成票的可能性較大，“比如張昕竹最近主張強化管制，尤其是對強勢運營商管制”。
該說法難以驗證，但接受《財經國家周刊》采訪的專家普遍認為，此次方案看上去已“勢在必過”。
不對稱結算
對這個“勢在必過”的方案，業內仍存有諸多爭議。
“這一措施，將違背基本的商業平等原則，就好比從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公路，你去的時候收費50元，回來的時候就必須收費100元。”某商業法專家在了解該移動網間結算政策調整帶來的結果后，對《財經國家周刊》稱。他進一步表示，“即便只是涉及國內企業甚至是國有企業，如果這樣公然支持不公平競爭，也是政策上的倒退。”
該商業法專家稱，這種做法也違背WTO原則，“我的建議是，如果工信部真的如此做，中國移動應該向發改委提起申訴。”當然，他也認為作為工信部主管的國有企業，中國移動顯然不可能提起申訴。
參與運營商調研的內部人士表示，中國移動某領導層人士在電信管理局調研過程中曾表示，應當借鑒歐洲和美國的網間結算政策，盡快建立基于成本的網間結算標準，“按照成本方式進行結算是最公平的，但是所涉及的工作量和監管要求太高。” 該人士說。
該人士介紹，由于行業主管部門意圖在短時期內完成年內調整的計劃目標，因此并沒有采納中國移動的建議。
而一位長期跟蹤電信行業的投行分析師也告訴《財經國家周刊》，此前，也曾有中國電信高管在與分析師交流時表示，中國電信迫切希望，并正在努力推動中國移動的網間結算標準下調。
“中國電信在調研期間也提到基于成本結算，但9月18日該內部文件出來之后，中國電信態度改為明確表示支持內部文件。”該內部人士稱，“顯然，誰會反對利好自己的政策變化呢？”
2001年，原信息產業部也以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息產業部令第9號《公用電信網間互聯管理規定》”方式，明確“網間結算標準應當以成本為基礎核定。在電信業務經營者互聯成本尚未確定之前，網間結算標準暫以資費為基礎核定。”
2009年，美國、法國、德國均進行重大調整，開始施行基于成本的對等結算?！敦斀泧抑芸氛{查過程中，大部分電信行業專家認為，采用不對稱結算政策，和國際運營商結算政策背道而馳，更有少數人士直稱，“電信管理局此舉是明著殺富濟貧，殺的是中國移動，濟的是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主管部門一碗水沒端平。”
“政績”傷害
事實上，早在2012年，電信管理局就曾拿出《關于統籌解決電信市場格局中若干突出問題的政策考慮與方案建議》，就已經提到對移動網間結算要進行“更進一步考慮”。
2012年底，電信管理局局長韓夏在其署名文章中表示，2013年的重點工作，包括了“認真研究廣電企業、民間資本進入電信業后續的市場監管問題，盡快制訂和完善相關管理規定。出臺互聯網本地直聯指導意見和網間結算調整方案，加快移動網異網漫游問題研究，推動實施移動網間結算調整。”
2013年5月17日，工信部發出《關于開展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工作的通告》，并要求三大運營商在6月1日前發出接受相關申請的公告。三大運營商進行協商后，在期限的最后一天，于5月31日發出公告，民間資本被允許進入電信基礎業務?！敦斀泧抑芸帆@悉，在2013年10月，將公布移動通信轉售業務申請單位的核準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電信管理局此次要調整的網間結算政策，僅局限于“移動網”，這意味著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在固定電話網絡、有線寬帶互聯網領域的結算收益不受影響。同時整體上，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對中國移動網間結算支出減少一半，收入不會產生任何變化；而中國移動則是結算支出不變，結算收入減少。
“中國移動多年來在網間結算上一直是虧損的，直到2012年才轉入凈收入階段，主要原因是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手機用戶數量激增。結果虧了這么多年，剛第一年掙錢，就又要被打回原形了。”中國移動內部人士對《財經國家周刊》抱怨稱。
中國移動人士稱，中國電信2013年的網間結算收入預估將達到298億元人民幣，而中國電信人士則表示沒有那么多，中國電信2012年網間結算收入僅為70億元人民幣，支出則為100億元人民幣。
北京郵電大學某教授對《財經國家周刊》表示，調節市場格局突出問題的政策，不應以違背公正公平原則為代價。“救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是應該的，但是應該是以增強其盈利能力作為政策出發點，不能說是從中國移動那兒強行切一塊蛋糕給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然后就當作他們的盈利能力增強了。這樣做，既毀了中國移動，也毀了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最終是競爭力強的企業沒有了積極性，競爭力應提高的企業就等著政策傾斜來獲利。”
該教授稱，不能增強競爭活力、僅僅拆東墻補西墻的政策，最終并沒有產生市場增量，而是引發不公平競爭。“我認為監管機構要這樣做，還不如直接發通知，讓中國移動集團向中國電信集團、中國聯通集團撥款，至少錢的流向是在明處的，以前也不是沒有這樣做過。”
該專家所指撥款，是指一個未獲證實的業界傳言：2008年9月，有關部門曾要求，中國移動集團向中國聯通劃撥500億元資金，作為中國電信收購中國聯通CDMA網絡的部分費用。
但也有專家對《財經國家周刊》表示，工信部電信管理局此次的網間結算調整，不能僅從短時間的結果來判斷，而應看到長期效應。“這樣調整有利于鼓勵運營商，尤其是中國電信、中國聯通更進一步降低移動通信資費，并且激勵運營商面向消費者展開競爭。”該專家說。
中國移動的政策困局
文/《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雍忠瑋
2013年，接踵而來的幾項政策出臺或調整，加速了中國移動利潤下行時代的到來，對中國移動發展造成挑戰
事實上，中國移動面臨的政策困境并不只是網間結算。
過去10年來，作為中國通信行業領頭羊，中國移動既成為整個行業高速發展紅利的最大受益人，也不得不成為行業受到“負能量”沖擊時的“扛雷者”。
一方面，外界對于國企壟斷、行業壟斷乃至各種問題的輿論指責，中國移動都成為眾矢之的，另一方面，幾乎每一屆行業主管部門“促進行業市場化”，都以加強對中國移動的“不對稱管制”作為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從受制單向的攜號轉網，承擔國家自主通信技術商用主力，吃虧互聯網間結算，到如今向競爭對手“被轉移”利潤，這些政策都目標明確，一脈相承。而且現在的政策也不會是終點。
2013年，來自政策層面的多項措施，幾乎同時出現，并開始對中國移動形成利益擠壓：攜號轉網、OTT收費難以成立、移動通信業務轉售、乃至網間結算向不對稱轉變，都在這一年快速而來。
而即便是在所謂“利好”的政策領域，例如4G牌照，固定網絡牌照等，也意味著需要幾年的虧損性投入，和長期性的盈利水平低下。中國移動在產業層面的發展紅利，基本已經消失殆盡。
交換“全業務”
從表面看，雖然會在移動網間結算上吃個大虧，但中國移動也將得到“補償”。
知情人士透露，通信監管部門可能在著手網間結算調整同時，也向中國移動發放固定寬帶牌照，以進行平衡。
不過，在業界看來，這個條件其實并沒有表面上那么大的實際價值。
早年，中國移動一直試圖獲得固網基礎業務牌照，成為和中國電信、中國聯通一樣的“全業務運營商”，甚至為此打過擦邊球，也因此被工信部(包括原信息產業部)點名批評和發文限制。
其中，最主要的有，原信息產業部2006年發布的408號文，和工信部2009年發布的686號文，兩文都明確要求，中國移動不能進行有線寬帶業務。
但2012年以來，形勢不斷變化。隨著“寬帶中國”戰略及實施方案出臺，在國家戰略落實需求之下，中國移動獲得固定網絡基礎牌照，也將成為現實。
“繼續拖著不給中國移動固網基礎牌照，這已經不太現實，所以此次政策調整中，將其作為對等條件交換，其實只是順水推舟。” 業內行業分析人士指出，“但只要互聯網網間結算政策沒有調整，這個利好條件對中國移動就沒有多少實質性幫助。”
在此之前，在互聯網間結算環節，一直是由中國移動向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單向結算，也就是說，不管是誰的用戶訪問對方的網絡，都是中國移動向其他兩家掏錢。
而且，在具體執行上，流量結算價格標準一直高于市場定價，這讓中國移動極為被動，甚至導致中國移動借道子公司中國鐵通，開展寬帶自建自營業務， 并不得不通過第三方接入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并在2010年，引發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聯手封殺第三方接入的惡性事件，進而引起發改委對寬帶市場的反壟斷調 查。
在此前提下，如果中國移動進入固定寬帶市場，將在未來幾年內遇到以下問題：第一，三年內將向中國電信、中國聯通支付更高的網間結算費用；第二，用于固定寬帶網絡的巨額投資，收回成本年限高達5年以上。
業內專家表示，按照現有的互聯網間結算辦法，如果中國移動真要認真做寬帶業務，那只能是規模越大，虧得越多。
該專家同時指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移動互聯網的加速發展，即使未獲得寬帶業務，中國移動在互聯網間結算環節的凈支出也在加速增大。
“對中國移動來說，成為全業務運營商的價值，更多還是在戰略布局上擺脫受制于人，而不是以此能夠獲得多少業務利益。”中國移動內部人士稱，但如果要以不對稱的移動網間結算這個關鍵條件來換，實在不是一個劃算的買賣。
另一根勒索：攜號轉網
不僅僅是“不對稱結算”政策，正在試點的“攜號轉網”也有可能成為勒在中國移動脖子上的另一根繩索。
2013年9月， 工信部電信管理局組織工信部電信研究院、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等單位，在江西、湖北、云南三省，進行攜號轉網擴大試驗的調研和培訓工作，《財經國家周刊》獲悉，該三省將成為攜號轉網二期推廣省份。
然而，曾經為保護中國3G標準TD-SCDMA的市場發展，而在2010年確定的TD-SCDMA用戶只能“單向轉網”政策，已被證明并無多少成效。
由于TD-SCDMA起步較晚，雖有政府和中國移動大力支持，但在終端產業鏈上仍然落后于CDMA和WCDMA。在天津、海南當地，中國電信(51.5, -0.04, -0.08%)和 中國聯通(16.43, 0.03, 0.18%)依托終端產業鏈優勢，以及TD-SCDMA用戶不能攜號轉網的政策規定，事實上利用了號碼攜帶政策的漏洞，反而加大了更多用戶選擇TD- SCDMA網絡的疑慮。
為保護TD-SCDMA產業和市場發展的單向轉網政策限定，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反而因此失效。有專家認為，在第一期相關政策的實際操作失效、乃至出現反效應的前提下，繼續推進和擴大試驗范圍，將在事實上傷害中國3G標準市場化的進程和發展。
簡言之，在商業層面將直接傷害中國移動。
然而，中國移動的更多憂慮，并非TD-SCDMA單向轉網政策支持的完全失效，而是攜號轉網政策擴大化，導致中國移動優質2G用戶的流失。
“中國移動多年來，營造了‘全球通’、‘動感地帶’、‘神州行’三大品牌，特別是在價值含量最高的‘全球通’用戶群上，建立的強有力的品牌忠誠 度。而這一忠誠度建立，有至少超過一半的因素來自于號碼唯一性。”分析師對《財經國家周刊》表示，一旦攜號轉網在全國范圍內鋪開，將造成中國移動全球通用 戶流失的負面影響，進而對中國移動苦心經營多年的以號碼號段為基礎的業務品牌價值，產生沖擊。
中國移動“下行”提前到來
數據顯示，在2011年，中國移動仍然占據通信業務增量市場51.3%的份額，而隨著3G市場的興起，2012年中國移動增量市場份額迅速回落 至37.5%，在2013年前8個月僅為35.7%。中國移動預判，2014年其增量市場份額將下降至30%以下。“在TD-SCDMA市場‘三分天下有 其一’的目標，將難以兌現，即便4G牌照在2013年發放，中國移動能夠全面商業化TD-LTE的時間，至少也將延至2015年初。這意味著中國移動在近 三年內，凈利潤負增長已成必然。”有分析機構對此表示。
而包括攜號轉網、移動業務轉售、移動網間結算調整等政策轉變同時到來，對中國移動而言，意味著其“下行”時代將更早到來。電信專家表 示，2013年即將施行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對于中國移動維持凈利潤增長，無疑是雪上加霜。而中國移動在現階段獲得寬帶互聯網經營權，甚至獲得全業務牌照， 將使中國移動面臨多線投資、多線作戰的局面。
相關數據也證實上述觀點的正確性。根據財務報告數據，2013年上半年，中國電信收入增幅11.7%、凈利增幅15.9%，中國聯通收入增幅 114.1%、凈利增幅54.3%，而中國移動這兩項指標僅分別為5.7%和2.9%。市場分析機構認為，僅移動網間結算調整，就將會在2014年給中國 移動帶來130億元的凈利損失，直接拉低其凈利增長約10個百分點。
盡管獲得固定寬帶互聯網牌照，將對中國移動整體競爭能力的提升，有關鍵性的幫助，但固定網絡巨大的投資額度，和資產回收的緩慢性，也將成為中國移動的重要挑戰，尤其是在中國移動需要大量資金進行TD-LTE建設的同期。
“盡管如此，中國移動仍然擁有超過3500億元人民幣的現金儲備，這對于中國移動進行多線投資和建設，有關鍵性的幫助。”電信專家表示，“但如 何花這筆錢，能花多少錢，顯然要復雜得多。”據他介紹，作為國資委管轄企業，中國移動集團2000萬元以上的單筆費用開支，需要向國資委申請并獲得批準， 方可實施。另外，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國企年度考核的雙重壓力，也將是中國移動領導層進行年度預算和決算的隱形紅線。
尤其是在出現凈利潤下滑之后，中國移動將如何處理大規模資金投入，將是一門學問。“在TD-LTE上還好辦一些，畢竟是國家戰略層面支持的事 情，而進行寬帶互聯網投資，則更多是為企業競爭，雖然也迎合國家寬帶戰略發展，但前有中國電信、中國聯通已經全面鋪網的現狀，以及五年內必然虧損的結果， 如何拿出足夠多的錢來，現在還尚不能明確主管部門是否批準。”該專家稱。
“鋤強扶弱”不是真改革
文/ 《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王云輝
打破壟斷，最有效的辦法是進一步開放準入，鼓勵民資參與更多的競爭，而不是以“相對公平”的方式，行政主導壟斷資源的再分配
最近，通信監管部門又開始了新一輪的“鋤強扶弱”。對此，很多人可能會一片歡呼，再生“打土豪”之氣概。
但在我看來，這樣的管理方式，這樣的觀念思路，或并不足取。
對國人來說，向來以“均貧富”為樂，而在一些曾經被輿論指為壟斷的行業，監管部門的“市場化”，往往是以削弱強勢企業，扶持弱勢企業，從而營造“相對均衡的市場生態”為成績。
在用戶眼中，很多國有企業的強大，往往都是根源于國企壟斷、剝削、尋租等灰色利益鏈，但對于相關行業的管理者做出的規范化與市場化努力，卻往往視而不見。
在國際上，是否利用市場優勢地位牟取暴利，才是壟斷與否、應該懲罰與否的關鍵標準，而只要是合理獲取的財富，都敢于并樂于向公眾公開。
但在國內，人們慣常的想法卻是“財不露富”，因為“不患寡而患不均”，只要木秀于林，不管是個人努力還是環境促成，都大多免不了被八面來風摧毀的命運。
科技行業的發展便是明證。在上個世紀，尚未開始電信市場化改革之時，中國電信(51.5, -0.04, -0.08%)一直承受著各種罵名，即使是與它無關的中國移動和中國聯通(16.43, 0.03, 0.18%)的增值業務問題，也被用戶和各方歸結于中國電信身上。
后來，由于中國電信受到壓制，加上移動通信對固定電話的替代，中國移動逐漸取代中國電信，成為行業領頭羊，也逐漸成為新的政策打壓和輿論指責對象。
在這個過程中，行業監管部門的手段，大都是采用政策加行政命令進行直接干預，比如中國電信遭遇拆分，中國移動遭遇不對稱管制，乃至在市場競爭生態下罕見的三大運營商高管輪換等等。
但從實際的效果來看，這種干預方式的邊際效應在不斷遞減。
在中國通信行業發展早期，政企不分，市場主體單一的情況下，通過行政手段加速市場化進程，確實取得了較明顯的成效，讓它很快成為中國改革最快、最徹底的行業之一，市場競爭也促使了通信價格資費不斷下降，為國民提供了超過西方國家發展速度的通信服務。
但近年來，運營商無論組織流程還是資本結構，其實都已經完成了“由政而企”的轉變，并形成了相對均衡的市場競爭格局。在這樣的情況下，再進一步的行政干預，對市場化的促進作用越來越小，負作用卻日益凸顯。
我們看到，通信監管部門近年來也在進行更積極的市場化努力，比如開放移動通信業務轉售，推動民資進入電信市場等等。但同時，也仍未擺脫過去的粗放行政管理習慣，仍在以一些行政手段直接干預市場競爭。
以通信監管部門正在醞釀的不對稱管制為例，該政策雖然有助于平衡三大運營商的利潤格局，但由于人為制造了競爭關鍵要素的不均衡，未來可能將催生眾多反市場化的競爭方式與格局，這與推動通信業市場化、提升行業綜合競爭力為用戶服務背道而馳。
拔苗助長，只能讓莊稼越長越弱，結不出豐碩果實。
更重要的是，中國正在越來越全面地融入世界經濟，而在未來以信息技術為核心拉動力的新一輪產業革命中，通信乃至相關行業，將承擔極為關鍵的職責。
在此過程中，運營商不但需要承擔公眾服務職能，更需要助推國家產業升級，應對全球變革。
站在這個高度，“鋤強扶弱”或將削弱中國通信行業的國際競爭實力。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通信業改革需要停步，而是應該以一個更新的思路來進行行業管理，中國市場經濟尤其是互聯網產業的發展早已證明，開放競爭才是市場化的最有效手段。
比如打破壟斷，最有效的辦法，是進一步開放準入，鼓勵民資參與更多的競爭，而不是以“相對公平”的方式，行政主導壟斷資源的再分配。
那不是真正的市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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