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至今，中國電信業共經歷了四次大規模重組，借此創造的市場效率和國民福利，在諸壟斷行業中遙遙領先。
相比15年前，中國電信市場已從一個政企不分的行政壟斷結構，演變為三巨頭主導下的寡頭市場結構。競爭從無到有，局部還很激烈，但與開放環境下的國外市場相比，中國電信市場的競爭仍然非常不充分，且遺留下了頑固的既得利益群體。
時至今日，上一輪電信改革的紅利已經釋放殆盡，中國電信市場的發展亟須新一輪改革刺激。相比以往單純的政府主導，此輪改革在新技術革命的背景下展開，面臨邊緣化風險的電信寡頭自身亦有改革意愿。
自去年開始，決策層開放了虛擬運營商牌照，放松了寬帶接入網民間資本進入的限制，準備成立了家鐵塔公司，種種跡象表明，新一輪電信改革似乎已經啟動，并隱約閃現出徹底打破壟斷、真正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的勢頭。
但即將成立的國家鐵塔公司并不能背書上述解讀。這家公司僅涵蓋了部分移動基礎網絡設施，仍是平衡三大運營商利益的結果。所謂的“網業分離”實際仍由三大運營商把持，三大集團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角色定位沒有得到根本改變。
民營資本雖然被鼓勵進入電信業，但在國家鐵塔公司和運營商開放的轉售資源中仍只能扮演補充角色，同時一家獨享資源的國家鐵塔公司亦有可能形成新的壟斷。
因此，展望中國電信業未來，兩種結局都有可能。樂觀的結局是決策層超越既得利益羈絆，徹底打破三大運營商對基礎網絡的壟斷，進而帶動整個產業鏈尤其是互聯網及相關產業的繁榮，而運營商自身也蝶化為真正的市場化公司；不那么樂觀的結局是市場和權力再度糾結，決策層僅向社會開放部分電信壟斷資源，因此導致新技術革命進程受阻，中國互聯網及相關產業與國外同行的差距拉大，運營商自身也深陷依賴壟斷保護的泥潭不能自拔。
——編者
4月30日，也就是《財經》記者爆出電信業要成立“國家基站公司”的第二天，工信部旋即在其官網以相關司局負責人的名義發布“回應”稱：“目前，三家基礎電信企業正在研究共同組建一家通信設施公司，負責統籌建設通信鐵塔設施，進一步提高電信基礎設施共建共享水平。”
工信部的回應雖未就“國家基站公司”做出明確答復，但已表明國家有決心將一些基礎電信網絡分離出來統一建設。部分樂觀的電信業人士認為，這是中國電信業實施“網業分離”的第一步，亦是電信業再改革的信號（網業分離，即電信網絡與電信業務分開運營）。
基站是電信運營商布建移動互聯網的抓手，抓手到哪兒，移動信號就到哪兒。全國現有約140萬個基站。工信部在年初時曾預計，今年新增4G基站就將超過50萬個，年底僅4G基站就可達到100萬個。
鐵塔是基站的重要組成部分。電信運營商建設鐵塔將通訊天線安置到最高點以增加服務半徑，達到理想的通訊效果。通信鐵塔耗資巨大，其建設成本和土地選址成本，約占電信運營商資本開支的三分之一左右。
但由于信息通信與基建管理的管理職能分散于不同政府部門，再加上民眾擔心輻射的“鄰避運動”，因此造成基站的選址、建設越來越難，目前已出現影響4G發展進程的現象。同時，三大運營商都承受著利潤下滑的巨大壓力，面對開支巨大的鐵塔和基站建設已不堪重負。
今年3月，國資委便決定牽頭成立國家基站公司，為平衡三大電信運營商的利益關系，后明確為國家鐵塔公司。具體由三大運營商出資組建，并允許民資入股。該公司目前已經進入籌備階段，預計下半年掛牌。
這與工信部回應聲明和發改委的近期發文所言頗為一致。工信部聲明稱：“這種模式（國家鐵塔公司）的探索應按照市場化原則和三中全會提出的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的精神進行組建設計和運營。”5月下旬，發改委發文：鼓勵社會資本進入3G、4G移動網絡、大容量傳輸網等領域。
《財經》記者經多方確認獲知，國資委計劃將鐵塔公司49％的股份分配給民資。國家鐵塔公司將成為電信基礎設施領域采用混合所有制的第一家國資委控股混合所有制公司，這比將移動轉售業務開放給民資（虛擬運營商）再進一步。后者在電信基礎業務運營層面引入競爭，前者將民資進入領域擴展到基礎設施建設領域。
中國電信業是近20年來變化最多、管理機構調整最多的行業之一，歷經郵電部、信息產業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復雜沿革，基礎電信運營商更是歷經了多輪復雜重組。
改革成果十分顯著，走在多個行業前列。中國手機用戶總數超過10億，8億用戶用手機上網。中國電信市場，用20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50年的歷程。
但新時代已悄然來臨，已有的改革成果迅速變得不敷應對。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微信、微博、可穿戴、智能移動設備，這些新的移動技術、產品、應用服務均有賴于基礎電信網絡的支持，也正倒逼著政府和國有電信企業釋放出更多的壟斷資源。
鐵塔公司始末
目前只看見一家國家鐵塔公司，壟斷特質鮮明，缺乏對價、沒有成本壓力，如果接入費的監管再無法跟上，很容易造成上游定價畸形，最終成本只能轉嫁給下游消費者。
2014年初，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向監管層第一次提議設立一個鐵塔公司，統籌三大運營商鐵塔設施的建設和運維。中國電信的理由如下：三大運營商正值4G網絡建設高峰年，鐵塔公司不僅可避免重復投資，提高現有投資效益，節約土地資源，降低能源消耗，亦可解決多年來日益惡化的基站站址尋址難的問題，此事亦可加速運營商4G基站建設腳步，保證4G網絡覆蓋質量。
中國電信2008年開始建設移動網絡，截至目前約有30萬個基站。與美國87家鐵塔公司僅擁有10萬座鐵塔相比這已絕非小數，但與中國另外兩家電信運營商對比卻相形見絀，中國移動有基站70多萬個、中國聯通有40多萬個。
中國基站數量事實上已略有飽和，再建基站已非易事。特別是在核心地區，建設一個鐵塔、安放基站天線不僅要受到開發商物業的層層盤剝，還可能受到住戶的強烈抵制。2013年，中國移動計劃建設20萬個4G基站，只完成6萬個，站址缺失是主要原因之一。
而一旦鐵塔共享，中國電信可瞬間補齊基站差距，解決其部署4G網絡的難題。
2014年“兩會”期間，中國電信控股的中國通信服務青海公司總經理鄧曉輝，就鐵塔公司提出了更進一步的想法：可將中通服上市公司改造成為新的鐵塔公司，形成一個由國務院國資委直接管理、三大運營商共同持股并引入多元化民營資本的新型混合所有制公司。
中國通信服務公司（下稱“中通服”）成立于1996年，是中國電信控股的子公司，另外兩大運營商也持有該公司股份。電信基礎運營商（包括海外運營商）將基礎電信網絡建好后，便交由中通服代為運營維護。這本是一項旱澇保收的服務業務，但2013年，在互聯網的沖擊下，運營商建網投入滯后，中通服業績亦受拖累。
2014年初，在中通服的年度總結大會上，中國電信董事長王曉初語氣沉重地說：“上市七年第一次未完成年初預算目標。”
將中通服放入電信基礎設施的新壟斷公司里，無論整體包入還是持股參與，中國電信都能獲益匪淺。一是扔掉包袱，二是在未來基礎設施資源的再洗牌中占據重要席位。
此外，中國電信在提交的方案中，還列舉了多項有可能的鐵塔公司組建模式。例如，引入民營資本或外資、引入其他國有資本、國內A股上市等。方案尤其提出，鐵塔公司在后期應該收購運營商存量基站。
此事對于中國電信，可謂一舉數得。
中國電信上交方案后，受到決策層高度重視。但方案一看便知，對中國電信最為有利，中國移動最吃虧，為了平衡關系，國資委將成立鐵塔公司的具體籌備，交由中國移動負責。
有中國移動內部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此事令具體分管領導感到左右為難：從移動自身利益考量，鐵塔公司就沒有成立必要；但叫停它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主管部門交給的任務又不好不完成。
一些中國移動員工后來稱這一行為是“摘桃子”，諷刺中國電信在中國移動的基站形成超大規模之后，插進來分享果實。
鐵塔公司在迅速被列入國家日程的同時，亦從一開始便被抹上了厚厚的利益色彩。
2014年3月26日，由國資委牽頭，會同工信部，組織三大運營商召開協調會。此次會議研究討論了鐵塔公司組建涉及的重要問題，設立鐵塔公司協調組和籌備組。其中，協調組負責協調公司組建中的重大事項，籌備組負責具體的公司組建工作。國資委副主任、黨委副書記張喜武任協調組組長。
中國移動幾經權衡之下最終拿出了籌備方案，并在4月中旬召開的一次只有三家運營商參加的討論會上基本通過。
該方案兼顧各方利益。業務方面，鐵塔公司業務范圍僅限鐵塔及周邊配套設施，成立初期將承攬三大運營商所有新建鐵塔，運營商不再單獨新建，存量鐵塔部分，由于涉及上市公司的資產剝離和資產變更，鐵塔公司前期只做存量鐵塔運營維護，后期再逐步納入。
在資產方面，公司注冊資金60億元，先期運營資金40億元。三家運營商共持51％，出資比為4∶3∶3（移動∶電信∶聯通），民間資本占比49％。
按照計劃，鐵塔公司將盡快啟動注冊流程，名字很有可能是“國家鐵塔股份有限公司”，9月完成注冊成立。
一位與會者告訴《財經》記者，引入民資并非中國移動提交的方案內容，而是國資委的新提議，那次會議并未商討引入的民資類型和范圍，而是約定“由國資委單獨研究并發文”。
鐵塔公司雖由中國電信提出，但國資委推動此事，或有意借機形成一攬子的改革方案。否則只成立一家鐵塔公司會帶來新的壟斷利益。
冰冷木訥的鐵塔，帶來的利益卻性感豐滿，它是運營商最大的支出之一，也是下游產業鏈最大的肥肉。在運營商內部，負責基礎設施的崗位可謂肥缺，回扣豐厚。鐵塔耗資巨大，每個造價一般在20萬元左右，總體建設成本和土地選址成本約占電信運營商資本開支三分之一左右。
在這樣一個高利潤的壟斷行業引入民資，民資的角色定位很難看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向《財經》記者表示，混合所有制要真正起到轉換機制的作用，否則將很有可能成為壟斷紅利尋租的載體。“是讓民資來裝點門面，分食壟斷紅利，還是讓民資來激活機制？”
中國社會科學院規制與競爭研究中心主任張昕竹認為，目前只看見一家國家鐵塔公司，壟斷特質鮮明，缺乏對價、沒有成本壓力，如果接入費的監管再無法跟上，很容易造成上游定價（接入費）畸形，最終成本只能轉嫁給下游的終端消費者。
他建議，監管層如果引入一家“民營鐵塔公司”，就可彌補沒有對價的缺陷，保證公平競爭和市場有效。
固網寬帶引入競爭者
中國廣電網絡公司的掛牌意味著，國家將逐步放開固網寬帶資源，激活市場競爭，也有望讓市場解決多年未決的骨干網互聯互通問題
基礎網絡不只是移動互聯網（基站、鐵塔），還包括制約互聯網產業進一步發展的骨干網，后者的壟斷問題更是懸置多年未決。
骨干網是連接城市和地區網的高速光纖網絡，也是最基礎的網絡。由于歷史淵源，目前中國95％的互聯網國際出口、90％的寬帶互聯網接入用戶、99％互聯網內容服務商（ISP），都集中在中國電信和聯通這兩家公司。
互聯網公司要發展業務，需要向電信、聯通租賃機房設備，購買互聯網出口，然后通過優化出售給用戶。由于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分別主導南北市場，十分強勢，買方不僅無議價能力，還備受賣方限制。
由于中國的骨干網之間不能實現互聯互通，幾張主要的骨干網，其實就是幾個大“局域網”。互聯網企業必須把同樣的內容部署三份，在三大運營商的數據中心部署服務器，租用機架以及電力等配套，并購買專線連接到自己的數據中心。
十余年來，互聯網公司在骨干網上付給運營商的租賃成本一直居高不下，自2004年至今，類似騰訊這樣的公司，年“移動及電信收費以及頻寬及服務器托管費”支出高達數十億元。對于那些消耗帶寬的企業來說，成本更甚。優酷總裁劉德樂曾透露，中國視頻企業的帶寬成本，是Youtube的4倍。
租不如建。自2012年開始，騰訊等一些互聯網公司開始模仿谷歌、Facebook自建骨干網（自用），以降低成本，提高互聯網服務性能，確保有足夠的帶寬支持網絡視頻、照片、游戲等不斷增長的流量。
從全球范圍看，這正在成為互聯網巨頭的發展趨勢。過去一年來，互聯網公司甚至開始在自建網絡的道路上走得更遠，谷歌等公司甚至已經開始鋪設海底和地下光纜，達成租賃所謂暗光纖的長期協議，自行生產網絡硬件。
經過數年努力，谷歌在全球范圍控制的光纖網絡超過10萬英里(約合16.1萬公里)，超過美國運營商Sprint的不足4萬英里(約合6.4萬公里)。
這為國內互聯網公司提供了樣本。阿里巴巴的一位技術負責人曾在一次飯局中對華為的工程師調侃：以后，阿里巴巴完全可以自己設計網絡設備架構，你們就負責幫我們生產制作就好了。
傳統上是電信公司客戶的科技公司成了電信公司的競爭對手。運營商稱這些對手為“泛運營商”。
中國郵電大學教授闞凱力曾呼吁多年，給廣電和移動發放互聯網骨干網牌照，并允許設立獨立的國際出口局。由于中國移動和廣電此前已經建設了一定規模的骨干網，發牌授予其經營權，互聯網骨干網就由目前的一南一北壟斷，變為四家競爭。
“中國移動和廣電目前都有自己的骨干網，但不能經營，這是問題本質。”闞凱力向《財經》記者表示，廣電和移動只需兩張牌照，就能激活整個市場。
最近兩年，互聯網公司加入戰局，令情況更加復雜。是參考國際監管經驗，逐步實現骨干網間的免費對等直連，還是將骨干網經營權限制在幾個運營商手中？監管部門需要仔細考量。
2014年5月28日，中國廣播電視網絡有限公司（下稱“廣電網絡”）宣布正式掛牌成立。根據國務院對廣電網絡組建方案的批復，廣電網絡應可開展增值電信業務、比照增值電信業務管理的基礎電信業務、基于有線電視網絡提供的互聯網接入業務等。
廣電網絡公司成立，最大的意義在于代表全國34個省級廣播網絡公司，在申請基礎業務運營牌照、網間結算、寬帶出口等方面成為政策承接的主體。
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科技委副主任杜百川曾對《財經》記者表示，廣電到現在還沒有拿到寬帶牌照，是因為國家不可能給每個省廣電都發一張寬帶牌照。寬帶業務是廣電網絡的基礎業務，因此，可以預見廣電網絡下一階段的核心工作之一一定是爭取這張遲來的寬帶牌照。
廣電網絡公司此時正式成立，亦可充分利用新一輪電信政策調整帶來的利好。其一，工信部今年即將放開寬帶接入網民間資本進入的限制，廣電網絡公司完全可以借助民間資本解決錢的問題，實現網絡的快速建設。
其二，中廣互聯總經理曾會明認為，廣電網絡要跟國家有關部門爭取寬帶方面的政策，解決電信企業對廣電網絡實現雙向收費、網間結算價格居高不下的問題。預計今年基礎網絡之間的網間結算改革力度很大，廣電完全可借此東風再上一城。
接受《財經》記者采訪的多數業內人士認為，廣電網絡的掛牌意味著，國家將逐步放開固網寬帶資源，激活市場競爭，并有可能讓市場完成所有骨干網的自然連接。
回顧過去，從移動到固網，決策層的調整思路極為相似：增加競爭主體，部分資源向民營資本開放（如移動轉售業務、寬帶接入網）。展望未來，移動業務已經先行一步，通過建立鐵塔公司初步剝離基礎網絡。借鑒移動經驗，固網寬帶的進一步改革也只是時間問題。
不過到目前為止，中國政府尚未真正開放基礎網絡建設與業務運營上的競爭。此外，三大運營商仍然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作為特大型國企，運營商的體制改革也并未真正展開。
運營商定位抉擇
決策層需要確定，運營商是繼續保持高額利潤，以國有資產增值為首要任務，還是在承受打破壟斷降低利潤的代價之后，轉為整個國民經濟的底層平臺。
近期，國資委向三大運營商下達了三年降低50％營銷費用的目標。《財經》記者經多方確認獲知，今年中國移動要削減270億元營銷費用，約占中國移動此前規劃支出1700億元的16％，中國移動的營銷費用包括了渠道傭金、保留客戶成本和終端補貼成本。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也有約40億元的削減任務。
5月中旬，中國移動某省的一位部門領導很不好意思地向來訪者表示，運營商很快將關閉全國所有機場的VIP中心，到期不再續約。
輔之以近期出臺的電信業“營改增”稅改計劃、虛擬運營商入場導致的運營商資費集體跳水現象，未來一年到三年，運營商在營收和利潤上要維持繼續增長態勢已經越來越力不從心。
以中移動為例，年報數據顯示，中國移動2013年凈利潤為1217億元，凈利潤率依然高達19％，在央企里僅次于中石油的1296億元。但其凈利潤率同比下降5.9％，亦是其15年來首次出現凈利潤下降。
決策層首先需要確定，運營商要繼續保持高額利潤，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任務，還是在充分市場化后轉為整個國民經濟蓬勃發展的底層平臺？選擇后者，就意味著打破壟斷，至少短期內打破高利。
“把運營商推出去，但又不給運營商松綁和武器，最后的結果就是運營商會死得很慘。”中國聯通的一位人士坦言，運營商的優勢在于壟斷紅利，一旦失去，便毫無優勢。
運營商只好在容許的范圍內“自救”。這次最先行動的依然是移動用戶數最少、移動業務營收利潤率最低的中國電信。
一向被譽為電信業最懂資本經營的王曉初，決意在移動互聯網業務上摸索出一個新模式——從利益上滿足合作者，從主導權上給對方松綁，王曉初希望通過這種體制松綁，給電信摸索出一條互聯網業務之路。
2014年5月13日，在中國電信開放合作大會上，王曉初宣布，中國電信要在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上再往前走一步，在接下來的合資公司中，中國電信將不完全按照股權來分配經營權，小股東也有可能在初期就獲得主導經營權。
令王曉初最終下決心放開移動互聯網業務的，是他對電信運營商前途的預判。去年中，在用戶數逼近6億時，微信開始商業化，移動互聯網BAT（百度、阿里、騰訊）格局顯現。在這個過程中，王曉初看清了移動商業的整體發展趨勢，以及運營商在移動商業價值鏈上越來越下沉的地位。
此前，中國電信和網易在易信上的所有制探索并不算太順利。半年來，由于管理理念和模式的不同，雙方合作上時有摩擦。
但王曉初依然認為，易信是電信較為成功的一個互聯網產品。今年，中國電信不僅進一步向網易開放了易信產品、經營權限，還將在易信公司的經驗上，進一步開放閱讀、孵化基地。
在不擅長的移動互聯網領域，讓互聯網的人，用互聯網的思維，做中國電信的互聯網業務。并利用這些業務的導流效應，將中國電信的盤子做大。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外來資本可以染指中國電信的所有業務。對于視頻、互聯網金融、社交平臺、O2O、游戲、閱讀等新興互聯網業務，充分開放，充分放權。而在綜合平臺、支付、物聯網等關乎中國電信發展命脈的入口級業務上，中國電信仍然有限開放、有限授權，保證控制權。
這與中國電信的未來戰略一脈相承：中國電信將把重心轉移到運營商更加擅長的ICT（信息通信技術）、物聯網等基于網絡的信息化業務方面。政企信息化業務被公認為運營商下一階段的藍海市場，而中國電信占據了超過60％的市場份額。
有人認為，中國電信這種改革已在國企體制內做出了最大努力，也與國際主流運營商、互聯網公司的戰略更加接近。移動互聯網的變化太快，單個企業很難獨自完成創新，互聯網公司一般會采用收購、兼并、合作的方式來及時彌補生態鏈上的不足。
事實上，在過去的三年中，互聯網公司的腳步已經飛快。并購、合作的數量及金額均達空前高度。《財經》記者根據公開資料統計，阿里巴巴在這三年收購和入股了30家公司，騰訊入股了40家公司，百度也入股了30家以上的公司。
但運營商身份不同。有人提醒，國企對其他公司的收購、兼并，很容易與國有資產流失等問題畫上等號。中國工程院院士鄔賀銓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批評目前的國資監管模式，他認為，如果國資委對運營商的監管方式不轉變，電信運營商在目前體制之下永遠不能跟互聯網企業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
此種改革風險也不小。基于子公司的碎片化改革，有可能帶來兩大問題，其一，越來越多的子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造，這將為集團管控帶來難題；其二，母體是國有全資，而子公司孫公司是混合所有制，規模變大后，容易滋生利益輸送和不當關聯交易。
怎么改，如何改，運營商改革沖動強烈，但前景如何難有定論。中國電信科技委主任韋樂平曾對《財經》記者表示，運營商在移動互聯網業務上難有大成，“十年之后，通過運營商的轉型，管道業務和互聯網業務的收入占比也許可以達到各占50％。能在少數互聯網業務上做好就很不容易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認為，運營商體制改革好比航母戰斗群，驅逐艦、飛機都進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航空母艦本身的改造才是重點。未來國企的主流改造模式，應是運營商集團公司的整體改造。
張文魁認為，那些不具備條件進行整體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特大型企業，應該通過“拆離”的方式，將不能市場化的資源交由類似于“托管局”之類的機構，或國有資本運營公司來處置。“留一個國有全資的母公司，好像留一只抓岸的手，即使大半截身子下水了，也不會真正游泳。”
激進的改革派則認為，沒有什么資源是不能交給市場處置的，若改革給運營商帶來陣痛，甚至破產，那也是自然規律，國外破產倒閉的運營商不乏少數。
改革關口能否跨越
松綁電信運營商，徹底開放壟斷資源，形成公平公正的電信市場秩序。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創造出全球最大、最強的電信和互聯網市場。
1980年之前，我國電信業的基本體制是郵電部直接壟斷經營公用電信業。1994年7月，原電子部聯合鐵道部、電力部及廣電部成立了中國聯合通信有限公司，郵電部獨家壟斷國內電信市場的局面開始改變，這一年也成了中國電信體制改革的起點。
1998年，中國電信業迎來第二次改革。當年3月，在原電子部和郵電部的基礎上組建信息產業部，隨后電信業實現了政企分開，信息產業部負責電信行業監管。1999年2月，國務院將中國電信拆分成新中國電信、中國移動和中國衛星通信公司等三個公司，尋呼業務并入中國聯通公司。
為強化競爭，政府又給網通公司、吉通公司和鐵通公司頒發了電信運營許可證。此后，中國電信市場共出現了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網通、吉通、鐵通和中國衛星通信等七家電信運營商，初步形成電信市場分層競爭格局。但由于分層市場上壟斷力量依然較強，新運營商進入時間較短，電信業的有效競爭局面仍未形成。
在此背景下，中國電信業進行了第三次改革，總體思路依舊是破除壟斷。2002年5月16日，中國電信集團公司和中國網絡通信集團公司掛牌成立，實際就是中國電信被實施南北分拆，由北方的中國網通集團整合了原來的吉通和小網通。
與此同時，移動業務開始替代固話，由中國電信拆分出去的中國移動業務，迅速崛起，成為更大的電信寡頭。
2008年5月23日，第四次中國電信重組方案最終敲定：中國電信收購中國聯通CDMA網（包括資產和用戶），中國聯通G網與網通集團合并，中國衛通的基礎電信業務并入中國電信，中國鐵通并入中國移動。
在此次電信重組之后，中國政府發放了3G牌照。在牌照發放方案中，中國聯通獲得了最具優勢的國際3G標準WCDMA牌照，中國電信獲得了另一國際標準CDMA2000。發展中國自有技術標準TD-SCDMA的艱巨任務，則落在了實力最為強大的中國移動肩上。
此次改革的整體思路是：以增量發展平衡市場結構，傳統業務結構則由市場自行調整。具體說，就是以3G時代的新業務來建立新的市場結構，特別是以增值業務拉動新市場結構的形成。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產業室主任史煒事后評價稱：“這樣的思路在中國傳統國有壟斷領域是前所未有的。”
這對此后的電信市場格局確實產生了重大影響，自2009年起，中國移動增速迅速下滑，三大運營商3G用戶數基本實現了“三分天下”。
3G在刺激投資、拉動消費、推動中國電信市場快速成長、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做大做強”的同時，也令中國互聯網企業脫穎而出，這讓中國電信業的市場格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競爭不再局限于三大電信運營商之間，而手握壟斷資源的三大運營商，居然成了被邊緣化的對象。
中國電信2014年一季度財報顯示，移動用戶流失嚴重，一季度累計流失達238萬，而去年同期3G用戶數凈增902萬。2014年春節期間，中國電信的短信發送量下降42％，而騰訊的微信發送量卻增加200％。
僅有移動業務沒有固網的中國移動更加不容樂觀，2014年一季度竟然出現凈利潤同比下降9.4％的現象。用戶ARPU值降為62元，環比下降達8.82％。
體量最小的中國聯通成為業績最好的運營商，2014年一季度營業收入764.7億元，同比增長11.8％；凈利潤33億元，同比增長73.9％。但相比去年增速也已放緩，2013年一季度公司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5.4％，凈利潤同比增長88.7％。
闞凱力向《財經》記者表示，上世紀80年代以后，電信技術革命，尤其是光通信的普及，使網絡容量提高十幾個數量級，計算機技術又使電信網變為計算機網絡，即互聯網。因此，電信網絡與電信服務，由30年前的供不應求，變為嚴重的供過于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與任何壟斷企業一樣，運營商亦在人為制造短缺，使價格上漲，獲取利潤。
以光通信技術為例，現在一根光纖的傳輸能力是30T（1T=1000G），每根光纜有幾十甚至上百根光纖。但光纖到戶以后，提供100M（甚至是1000M）帶寬的成本是基本相同的，但是一般給用戶的只有10M－20M。電信運營商限制帶寬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更大的壟斷利益。
在固網市場無法突破壟斷的前提下，互聯網企業卻在移動信息服務上找到了切口。在短信業務和互聯網業務（如微信）都占用網絡同樣帶寬的條件下，互聯網幾乎可以免費提供服務。以至于造成運營商的集體恐慌，因為受困體制的運營商們無法在移動產品上獲得創新能力，飛信、易信無一成功。
在新形勢下，政府加快4G的建設步伐亦無法扭轉電信運營商淪為“啞管道”的命運，反而將它們拖至成本壓力的漩渦。業內估計，2014年－2016年三年，僅中移動在4G網絡建設的總投資金額，就將超過2300億元。
此消彼長又各懷利器，目前中國電信市場上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擁有壟斷資源的三大運營商受困于體制得不到快速發展，而擁有靈活市場機制的互聯網企業卻又被壟斷資源鉗制施展不開。
其實，未來電信改革的指向已十分明確：松綁電信運營商，徹底開放壟斷資源，形成公平公正的電信市場秩序，只有這樣才能創造出全球最大、最強的電信和互聯網市場。
2013年5月17日工信部發布了《關于開展移動通信轉售業務試點工作的通告》，開啟了中國在基礎電信運營領域引入民資的先河。今年19家虛擬運營商陸續拿到牌照。
2014年4月30日，經國務院批準，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印發《關于將電信業納入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的通知》，明確從2014年6月1日起，將電信業納入營改增試點范圍
電信業營改增對三大運營商的影響普遍呈負面。有投行計算，中國移動、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三大運營商利潤將因此下降36.5％。中國移動已發布公告稱，預計受“營改增”影響，今年收入下滑9％，利潤下降超過200億元。
中信建投研報分析認為，從長期看，政府此舉是為了倒逼電信企業特別是三大運營商改變過去粗放的業務模式，轉而采取精細化運營策略，推出更多增值服務產品。
從上述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到，政府有意在基礎電信服務、增值服務領域形成充分的市場競爭。虛擬運營商的鯰魚效應已經開始顯現，今年5月，中國移動宣布大幅下調移動流量資費。但虛擬運營商仍在批發價格、牌照等方面受制于電信運營商，這是改革不深入的表現。
與國外健全的法制體系相比，中國監管機構本身亦是改革重點。當下電信行業的監管，已經捉襟見肘。
在工信部的一個內部討論會上，一位發言人表示，工信部的行業監管能力正在遭受挑戰，“從三家基礎電信運營商，現在又增加了幾十家虛擬運營商，未來，還有更多需要監管的企業。”這位發言人問：監管能力就這么多，如何做到有效監管？座上一片寂靜。
電信監管“重審批輕監管”的矛盾越來越明顯。例如，在“寬帶中國”政策推行后期，為了解決三大運營商公平接入小區，解決“最后一公里”的矛盾，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工業和信息化部等三部委曾在2013年3月聯合發出《住宅區和住宅建筑內光纖到戶通信設施工程設計規范》及《住宅區和住宅建筑內光纖到戶通信設施工程施工及驗收規范》兩項國家標準。
但某省通信管理局人士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法規頒布之后，小區物業壟斷的問題仍然無法解決，原因在于，通信管理局只能落實到省一級，到了地市，就沒有人去管這個事情了。“管局一共才十幾個人，管得過來嗎？”
上升到更高層面的監管，改革就更加艱難。電信業改革的根本在于立法先行，電信法從1980年醞釀，至今仍無法出臺，各種部門利益和監管體制糾結其中。
多年來，業內諸多學者多方呼吁，須排除各自為政的部門利益，建立一個超越幾大部門之上的國家層面的統一監管機構，并以此作為改革核心。
現實則是，中國電信業不僅在行業這條線上的改革未觸及壟斷的基礎網絡本身，而且在國企體制改革這條線上也不徹底。中國電信業最近幾年的動作，實際上還稱不上改革，而應叫“醞釀改革”。但只要跨越這個關口，改革之劍就會刺入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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