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部長苗圩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國際信息通信展上重申,4G牌照將在今年底前正式發放。這與其在今年3月“兩會”期間所發布的消息,并無二致。
4G如箭在弦,這亦被認為是一場由中國移動積極促成的產業大躍進。今年初,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高層尚在多個場合強調:3G業務方興未艾、投資尚未收回,暫時未有4G打算。彼時,中國移動已宣布未來三年的4G基站部署計劃,并在內部下達了今年底建成20萬4G基站的硬任務。
中國牌照發放制度,直接決定著電信運營市場下一階段的競爭格局。因此在決策部門頻繁放出4G牌照發放時間之后,電信聯通高層口風急轉,并迅速轉變戰略。
今年5月,中國電信開始在全國范圍內進行4G站址勘察,8月確定4G網絡建設方案,9月進行小范圍定向網絡建設招標。中國聯通雖未有實質行動,但高層亦多次強調,希望政府盡快發放牌照,確定建網方案。
對于運營商而言,建網方案的選擇,將直接決定建網成本和市場前景。以3G建網方案為鑒,中國移動由于選擇了后來被稱為“孤島化制式”的TD-SCDMA制式,雖耗資3000億元仍在3G時代失去了優勢地位;中國聯通因被授予國際上最為成熟的WCDMA牌照,在過去數年中,用戶增長和利潤增長均保持雙位數速度。
單純從技術演進路徑,及部署成本、市場前景等角度選擇,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的網絡選擇方案其實并無懸念。中國電信董事長王曉初和中國聯通董事長常小兵多次公開表示,如果運營4G網絡,更加青睞具備成熟商用經驗的LTEFDD制式。LTEFDD已成為全球采用最廣泛、終端種類最豐富的一種4G標準。
GSA機構最新數據顯示,目前在全球81個國家已有213張LTE商用網絡,其中LTEFDD商用網絡192張,TD-LTE商用網絡僅11張。
在中國,網絡運營牌照采用政府發放制度,而非拍賣制。這令電信運營商在技術路線選擇上處于被動地位。由中國移動主導的中國版4G標準TD-LTE,具備中國自主知識產權,承載巨大自主創新意義。決策部門優先扶持TD-LTE產業發展,不僅合乎正常決策思路,亦是國企運營商的義務。
目前可信度最高的牌照發放方案為:三大運營商均將獲得TDD/FDD雙牌照。但是,先發TDD牌照、后發FDD牌照,還是雙牌照同時發放,目前尚未有定論。
按照這一思路,中國移動有望重新搶得先機,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作為4G的被動參與者,在整體實力和投資能力上弱于中國移動,在建網方案上受非市場因素所影響,有可能再度成為跟隨者。若這一弱勢不可逆轉,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在4G時代該怎么辦?
中國電信暗度陳倉
今年以來,中國移動一直朝著4G商用的道路飛奔。
9月初中國移動在全國范圍內招募2萬名4G友好測試用戶,此舉被認為是其試商用的開端;9月中旬工信部通過了四個品牌的四款TD-LTE智能手機入網測試,蘋果iPhone5S也推出了支持TD-LTE版本,曾被稱為TD-LTE最高難度、最復雜動作的終端產業鏈基本被盤活。
與此同時,中國電信悄然啟動了LTE招標。8月30日,中國電信已向十家設備商發出了LTE標書,首批招標規模達到了6萬個基站。按照中國電信的時間表,兩周前完成技術澄清,9月22日回標,10月中下旬實現主設備到貨,最快11月底割接入網。
此前,接近中國電信的相關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中國電信最初上報給工信部的建網方案中,TD-LTE占比不到10%,工信部否決了該方案。隨后,中國電信二次上報方案,提升TD-LTE的占比,約為30%,這一方案得到工信部首肯。
但有廠商透露,招標的最終結果顯示,中國電信在TDD和FDD的投資比例實際為14。“最終扛住了壓力。”中國電信總部的一位中層人士表示,這一結果既兼顧了政策導向,又最大限度地節約了投資金額。
據了解,出于投資回報最大化的考慮,一些中國電信業務發達省份,TD-LTE投資占比可能更低。中國電信某南方省份公司參與制定4G網絡建設發展規劃的一位核心人士告訴《財經》記者,該省最后確定的4G網絡規劃中,TD-LTE基站計劃建設數量和計劃投資額僅為總投資的10%左右。
從規劃來看,中國電信將主要采用FDD新建基站為主,TD-LTE補點部署的方式來部署4G網絡。同時遵循幾大建網原則:新建站址基本不考慮TD-LTE,留給LTEFDD;TD-LTE不發展智能終端,僅考慮數據卡和Mifi(便攜式寬帶無線裝置,大小相當于一張信用卡)等數據終端;城市密集區域主要發展LTEFDD,TD-LTE則定位于郊區和補點;不考慮TD-LTE和其他網絡的終端交互功能。
在實際規劃中,TD-LTE不僅投資占比被壓到最小,網絡部署角色也被最大邊緣化。一位資深電信業者預測,中國電信首期4G網絡建設既然如此定位,后續投資路徑其實已清晰。“FDD擴容量將遠遠大于TDD,企業投資最終還是靠市場選擇。”
可以說,中國電信最終在選擇建網方案時,采取了“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策略。
上述資深電信業者向《財經》記者表示,電信和聯通在4G的技術路線上選擇FDD/TDD融合組網,更多的是一種政策表態,并不完全出于市場考慮。但作為上市公司,雙方同樣將平衡投資成本和投資收益。因此,“在具體網絡建設上的實際行動,必然會和公眾所理解的FDD/TDD融合建網不同,采取一套更加有利于自身的建網方式”。
年初,針對有可能獲得TD-LTE牌照一事,王曉初曾表示,中國電信在4G技術選擇上,更加傾向采用成本較低的FDD網絡,“若日后4G牌照需要規定使用TDD網絡,中國電信會考慮向中國移動租用網絡,甚至與其他具備TDD技術的運營商共同建造運營網絡,相信合作較單獨建設更具效率”。
中國電信副總工程師靳東濱近日亦在一個行業會議上公開呼吁,希望能夠與中國移動在2.6GHzTD-LTE中實現網絡同步和相同的時隙配比。靳東濱稱,“是為了避免干擾友商網絡。”
這也是中國電信高層首次公開討論與中國移動就TD-LTE網絡合作的詳細運作方式。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國電信在CDMA網絡接手初期曾飽受終端等產業鏈困擾,在4G時代迫切渴望回歸LTE時代主流趨勢。
在不得不運營TD-LTE的現實之下,如何低成本充分利用已有的頻譜資源,特別是如何充分利用TD-LTE主頻段2.6GHz(2600-2620MHz或2635-2655MHz)資源,是非常現實的選擇。
從整個4G發展來看,如何完善終端產業鏈,只是運營商步入4G時代的挑戰之一。
新建基站缺口有多大?
3月初,工信部部長苗圩稱,目前我國4G網絡建設有兩個短板,一是基站建設相對滯后,二是終端產品比較缺乏。
支持TD-LTE網絡的智能手機的批量推出,尤其是蘋果的支持,為中國移動TD-LTE商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3G時代,蘋果iPhone成功幫助美國AT&T、日本軟銀、中國聯通等各國弱勢電信運營商反敗為勝,改變格局。
目前,中國移動明確了4G終端的發展路線圖,中國移動終端副總經理唐劍峰在9月舉行的智能手機峰會上透露,中國移動目前已基本明確了TD-LTE終端的發展策略:“2013年仍以3G終端為主,2014年3G與4G終端并舉,2015年以4G終端為主,推動多模多頻的TD-LTE手機,實現高中低端產品線的全面發展。”
相對于中國移動的破釜沉舟,中國電信選擇了更加便捷的網絡及終端發展思路。
接近中國電信的消息人士向《財經》記者透露,由于對TD-LTE網絡的定位是熱點地區的補充接入(非主要運營制式),因此中國電信并不打算規模發展TD-LTE智能手機,主要用于數據卡、Mifi等數據終端接入,甚至不考慮終端與現有的3G網絡兼容,只在FDD網絡發展智能手機。
德勤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全球已面市的LTE客戶端設備共有948件,分別由100家設備制造商提供。這其中絕大部分為FDD制式。類似3G時代的WCDMA制式,FDD制式由于在全球范圍內支持的運營商數目眾多,智能手機終端產業鏈強壯。
橫亙在所有運營商面前的另一個難題是,高達10%-30%的新建基站缺口。
多位地方省份電信、移動和聯通公司人士向《財經》記者確認,目前在新建基站選址上存在諸多阻撓因素。“一方面是用戶反映手機沒有信號,另一方面是社區居民擔心輻射,要求我們拆除基站。而且,城市公共建筑物上很難有空閑站址,小區物業的進門費也越來越高。”上海電信的一位中層人士抱怨,基站選址幾乎成為一線電信運營人員的主要工作。
一向視儲備站址資源為重要戰略資源的中國移動,亦備受站址荒的困擾,在大中城市尤其突出。
合肥移動相關人士告訴《財經》記者,“合肥城區普通公共建筑物上很難再選址,城區的每一處理想位置都已經過多人多輪攻關,可選站址資源基本枯竭了。”據其透露,今年截至目前,已完成基站租賃合同簽訂超過300處,但未完成建設或建設完成被迫拆除也將近40處。
有負責基站建設的電信運營商人士向《財經》記者指出,如果站址荒問題不解決,4G新建基站任務很難在預定時間內完成,并最終影響網絡覆蓋和用戶體驗。
相較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在新建站址方面的需求更加迫切。由于中國電信的2G/3G網絡使用800M頻段,而國內LTE頻段較高,兩者之間的覆蓋范圍有較大差距,這使得中國電信在LTE網絡建設過程中必須新建較多的基站。有設備商人士分析,按照中國電信情況,即使在城區估計也需新增30%-50%的基站。
中國電信南方某省公司運維部負責人向《財經》記者表示,該省規劃2014年前建設約9000個4G基站,但可能將有10%-30%的站址難以落實。
TD-LTE基站被進一步壓縮。中國電信南方某省公司相關人士稱,該省公司已形成建設規劃,原則上不將新建站址用于TD-LTE基站建設。
有分析機構認為,基站荒問題只困擾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中國移動在4G網絡建設的推進方面則遙遙領先。關鍵原因是,中國移動先前已在中國的一二線城市購買了很多基站。
4G之后更艱難
毋庸置疑,相繼卷入競爭的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正推動著4G市場逐日壯大。
中興通訊中國區副總經理顧翔認為,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雖然沒有中國移動如此龐大的投資規模,但LTE雙模融合網絡的建設,也將為TD-LTE帶來協同拉升作用。
三大運營商2013年中期財報顯示,今年的計劃開支差異巨大。中國移動上半年資本開支為570億元,全年計劃開支為1902億元;中國電信上半年資本開支為330.5億元,全年計劃開支為750億元;中國聯通上半年資本開支為216.1億元,全年計劃開支沒有在此次財報中透露。
據此推算,下半年三大運營商的資本開支預算約在2000億元左右。其中,4G和寬帶建設是這筆開支的主要去向。
有廠商透露,中國移動要求供應商最遲在10月底前完成20萬個基站的設備交付,這一時間表略早于此前規劃的2013年底。中國移動希望留出更多測試、調試時間,主要是為了“使LTE一經推出,就能被用戶所接受,并具備相當的競爭力”。
中國移動積極促成國內多運營商共同運營TD-LTE的局面,以形成強大的產業聚合力量,從而打造出TD-LTE的開放形象。
中國電信亦全力以赴建4G網絡。為了緩解資金壓力,中國電信不僅將建網出資方由集團公司分散到了各省分公司,甚至打算暫時停止3G網絡和非急需項目的擴容
更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電信的固網寬帶投資,也有可能受到4G投資的影響而減少。
然而4G的規模市場才剛剛開啟。近日在中國國際通信展上,中國聯通總經理陸益民被媒體問及4G具體部署計劃時表示,大規模建網還需看工信部4G牌照的發放時間。
多年來,電信牌照發放方式和發放時機成為考驗政府決策者的最大難題。從目前的走勢來看,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4G部署方案并非完全出于市場競爭角度,而是在很大度上兼顧了執行政策的義務。
中國移動的一位中層管理者坦言,電信運營商是上市公司,也是國有企業,既要兼顧上市公司股東利益,亦須承擔國企義務,這往往令運營商包袱太重,腳步太慢。
隨著基礎電信運營市場政策的不斷開放,及移動通信領域競爭市場格局變遷,基礎電信運營市場的真空狀態已被打破。今年,工信部發布了面向民資企業的移動轉售業務試點,基礎電信運營業務首次嘗試向民資有限開放。
近期亦有消息稱,上海自貿區有可能嘗試在電信基礎運營市場引入國際電信運營企業。而對于運營商而言最為緊迫的競爭態勢是,以OTT企業(OverTheTop,互聯網企業利用運營商的寬帶網絡發展自己的業務)為代表的輕型運營商正在逐漸蠶食其未來增空間。
接近決策者的分析人士認為,這也是為何監管部門既要求運營商在網絡建設中保證一定比例(至少30%)的TD-LTE份額,又最終對電信的最終網絡建設方案網開一面。
對于電信運營商而言,即便進入4G大規模商用市場階段,亦很難真正分享市場收益,更艱難的任務在4G運營之后。用戶增長有限,流量增長無限。
國際經驗證明,4G網絡并非電信運營商的救命稻草。美國最大移動運營商Verizon測算,借助LTE網絡,其未來三年的流量將出現7倍增長,網絡壓力巨大,需要不斷投入資金用以擴容和維護。與此同時,其為運營商帶來的收入增長,普遍僅維持在10%-20%。
在這些方面,中國移動亦不是強者。中國移動相關負責人向《財經》記者透露,中國移動的4G資費將比目前的3G資費更加便宜。
在4G運營之初,全球運營商大多選擇低價方式招徠用戶,但從長期看,這亦頗有飲鴆止渴之嫌。
愈益管道化的電信運營商會步電力公司、石油公司純管道運營商后塵嗎?運營商需要考慮,政府決策者同樣需要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