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純的數據并不能夠直接帶給我們可利用的有益價值。“數據”只是對某個事件、物體或現象的記錄，體現為數字、文字、聲音、視頻、圖像等;當數據經過篩選、清理、加工、提煉之后，將成為有意義的“信息”;當同樣的信息重復出現，事物的本質規律被揭示之后，信息才可能變為“智慧”。“智慧”意味著對事物能迅速、靈活、正確地理解和處理，當“大數據”成為各種危機決策的基礎之時，將出現一種全新的公共安全治理形態，即智慧治理。智慧治理所強調的是以大數據為代表的知識與技術的廣泛性應用，并借以提升國家與政府應對公共安全等事務時的治理能力。其本質是基于大數據應用的精準化管理。

 

智慧治理的高度“精準化”只有在大數據時代時才能實現，這是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不斷升級的信息技術。近年來，信息技術已經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互聯網、云計算與大數據相繼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前沿技術。而智慧治理的推進，需要上述三項技術的“合作”：互聯網采集獲取大數據，云儲存、云計算等云技術對大數據進行分析。由此可見，智慧治理中需要大數據融合技術、大數據處理技術、大數據分析與挖掘技術等工具。在公共安全領域中，智慧治理的實現在根本上依托于公共安全決策模式的轉變。

 

那么大數據在社會公共安全領域是如何起到以上作用的呢?

 

 

大數據時代，我們必須以創新的理念和思維，從增強采集意識、豐富采集內容、提升采集水平、注重采集實效等方面入手，加強基礎信息采集工作。采集的信息一定要全面，其具體可以分為公安基礎工作數據信息、公安內網共享的數據信息和外部社會信息。當然，不僅要保證信息的全面性，同時也要保證信息的實時性，即采集到的信息必須保證鮮活和及時性; 靈活性，即在技術上可以靈活地適應各種渠道的采集工作，包括對未來各種采集計劃的接口支持。

 

 

各級各類政府部門在社會治理中積累了數以億計的公共服務大數據，對這些數據進行有效的處理分析，逐個環節校準責任偏差，不斷提高實時動態監測、實時預警能力，推進風險防控工作科學化和精細化，對各種可能出現的風險及其原因要做到心中有數、對癥下藥、應對有策，可以提高社會治理的精確度和靶向性，確保把社會風險化解在源頭，從而不斷促進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實現。

 

 

如今數據開放的主體集中在部分信息化基礎較好行業及經濟發達地區，如互聯網、交通出行、教育科研行業等，都出現了相應的數據開放企業和平臺。政府推動的公共信息資源開放網站也主要由信息經濟較發達地區先行先試，并逐漸向周邊省市輻射擴散。且第三方數據交易平臺不斷涌現，填補了居間服務的市場空白。目前全國范圍內已建成及正在籌建的地方數據交易機構達到十余家。一些早期的數據交易平臺逐漸從單一的居間服務商向數據資源綜合服務商轉型。

 

由此可以看出，公共安全治理的過程是一個數據搜集、數據整合、數據提煉、數據分析、數據監測、危機預警的過程。相較于傳統時期的公共安全治理機制與治理流程，大數據時代的最大改變在于，公共安全決策的流程將由危機事件發生后的“應對”轉變為危機事件發生前的“預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