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遵循司法規律,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和現代科技應用結合起來,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要全面落實司法責任制,深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開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提升改革整體效能。

近年來,上海、貴州等地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中,創造性地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破解難題,探索出一條司法體制改革和現代科技應用融合的新路子,改變了許多傳統的思想觀念、工作方式,提高了管理、決策的科學性。

在7月10日召開的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提出,要借鑒上海、貴州的做法,深入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努力構建適應實踐需要、符合司法規律、體現時代特征的刑事司法新模式,在更高層次上實現懲治犯罪和保障人權相統一。

打造司法辦案規范助推器

司法實踐中往往會出現這樣的情況:一件案件偵結以后,公安認為案件板上釘釘了,檢察院說證據不行；檢察院認為事實很清楚了,法院說證據不充分。產生這樣的分歧,不只是辦案人員認知和能力問題,還有證據標準的問題。

證據是訴訟的靈魂。

此次會議指出,以審判為中心,關鍵是貫徹落實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刑事訴訟原則,促使偵查、起訴、審判圍繞證據裁判的要求進行。依法制定刑事訴訟各階段的基本證據標準指引,并以此規范偵查、起訴、審判活動,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務。

智能輔助辦案系統為公檢法互相配合、互相制約提供了新載體。通過運用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對符合基本證據標準指引的案件自動放行,有利于增強配合的確定性預見性；對不符合基本證據標準指引的案件自動阻止并提示補證,有利于增強制約的客觀性、有效性。

上海、貴州研發的智能輔助辦案系統,不替代線下刑事訴訟活動,也不替代司法人員獨立判斷,而是通過推動公檢法在共同的辦案平臺上、明確的基本證據標準指引下辦案,成為推動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落地、提升刑事司法工作水平的重要抓手。

據了解,上海充分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學新技術,推進軟件系統的開發工作,研發了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具有證據標準指引、單一證據合法、合規性校驗及證據鏈完整性審查判斷三項核心功能,于今年5月3日上線運行。這一軟件系統連接公檢法三機關,形成新的辦案流程,初步實現信息共享,在公檢法三機關之間建立了統一的刑事辦案平臺,消除了長期以來存在的“信息壁壘”,初步實現刑事辦案網上運行、互聯互通、信息共享。

不少案件由于證據收集不合法,帶病進入訴訟程序,最終要么不被法庭采納,放縱了罪犯；要么導致事實認定錯誤,釀成冤錯案。

貴州搭建了數據信息互聯共享平臺,選取故意殺人、故意傷害、搶劫、盜竊、毒品五類案件,開發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把要素化、結構化的證據指引嵌入系統,既增強了公檢法三家間的配合與制約,又在偵查、審查起訴環節發揮好“篩子”作用,從源頭上防止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者違反法定程序的案件進入審判程序。

會議指出,通過運用大數據技術,對以往類似的海量案例尤其是有證據瑕疵的案例進行分析,找出易出問題的環節和要素,為制定針對性、操作性強的證據標準指引奠定了基礎,并為線下辦案活動規范化提供了助推器。

以往對證據是否合法合規的審查往往是事后進行,這種工作模式常常造成證據因為時過境遷難以重新收集或者補正,進而影響辦案質量和效率；現在,公檢法三方在統一的辦案平臺上,辦案人員只要上傳證據,系統就會對每一份證據的收集程序、形式要件、內容要素是否合法、合規進行自動校驗,并且及時反饋校驗結果。

為了使證據標準指引落地,力爭做到證據確實充分,貴州在貴陽市花溪區試點開發了大數據辦案系統,要求公檢法三家應用該系統進行案件流轉,在系統中嵌入證據標準指引應用模塊,如果不符合證據標準指引的要求,案件將無法流轉至下一環節。

據悉,通過運用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可以引導司法機關和工作人員依法、全面、規范地收集、審查證據,及時發現需要糾正的問題,防止因證據收集、審查不全面不規范而導致冤錯案的發生。

會議指出,上海、貴州兩地通過創新科技手段,明確了不同訴訟階段的基本證據標準指引,即針對常見多發的刑事案件,從偵查、起訴、審判階段不同特點出發,按照階段性、遞進性、制約性相結合的要求,分別制定基本證據標準指引,為辦案人員收集、審查、運用、判斷證據提供明晰、可行的指引,推動了向規范化辦案轉變。

統一司法尺度保司法公正

據介紹,當前,制約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推進,主要有三大因素:一是對證據標準理解不統一,公檢法各有自己的證據標準；二是受傳統司法理念和人情因素的影響,證據的收集、審查、運用缺乏剛性；三是法官、檢察官、警官個體認識和經驗水平存在差異,導致辦案存在主觀傾向性。

對此,只有通過政法機關有效協作,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才能更好地解決上述問題,進而把分工負責、相互配合、互相制約的刑事訴訟原則落到實處。

據了解,智能輔助辦案系統通過對以往辦案中積淀經驗的淬化、提取,對司法人員認定事實、采信證據、適用法律的思維過程進行模擬、復制,研發出智能化程度高的輔助辦案系統；將基本證據標準指引轉化為數據模型,嵌入智能輔助辦案系統,由其對基本數據進行自動審查,把機器的客觀準確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結合起來,推動向人工和智能審查相結合轉變。

會議指出,科技為司法人員依法獨立判斷提供了好助手。機器沒有偏好,不會變通。通過運用智能輔助辦案系統,對證據完整性及矛盾點進行基礎性審查、判斷,可以幫助司法人員克服認識局限性和主觀隨意性,最大限度減少誤差和人情關系的干擾,促進對案件事實證據的認定符合客觀事實,統一司法尺度,保障司法公正。

上海運用人工智能技術,研發了證據校驗、審查判斷等功能,及時發現、提示證據中的瑕疵和證據之間的矛盾,克服了辦案人員個人判斷的差異性、局限性、主觀性,提高了證據審查判斷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貴州的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通過數據的無偏好增強了法官的中立性,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當下中國人情社會和惰性的問題。

據悉,自今年3月1日政法大數據辦案系統在貴陽花溪、遵義紅花崗等4個法院試點運行以來,不僅極大地提升了辦案效率,還較好地解決了案件辦理過程中的主觀性、任意性問題。截至目前,貴陽市花溪公安分局審查起訴退偵案件13起,同比下降28%,花溪區檢察院辦理的案件中因證據不足不批準逮捕率同比下降28.8%。

創新提高辦案質量與效率

改革是一個除舊迎新的過程。司法責任制落實、新型辦案團隊建立后,如何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是司法體制改革必須破解的又一個難題。

會議指出,現代科技迅猛發展,不斷突破人的體力、智力局限,為提高司法效率創造了有利條件。

各地政法機關把體制機制改革和現代科技應用深度融合起來,進一步優化司法資源配置,實現了辦案質量效率的飛躍和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提高辦案質量最終體現在判決的公正上。實行司法責任制后,法官、檢察官獨立辦案,為防止“類案不同判”,依托大數據技術、建立專業化辦案團隊,可以更科學地分析案情、更精準地適用法律,提高辦案質量。

從2014年開始,針對盜竊、搶劫類案件數量大、量刑尺度不統一問題,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歷史上300多萬件同類案件進行大數據分析,形成智審輔助量刑裁決系統,將影響盜竊案件判決的20多種情形所占權重分析出來,當法官輸入一個案件要素后,系統會在傳統推送相似案例的基礎上自動比對和運算,并對量刑幅度給出圖形分析和數據參照。

深圳市福田區密布著全市70%以上的金融公司總部,金融交易活躍造成金融糾紛案件數量巨大。2016年,福田法院與阿里巴巴公司合作開發“金融糾紛案件智能裁判”系統,用大數據技術形成庭審要素表,法官將信用卡類案件起訴要素輸入系統后,案件的相關信息及訴訟材料就可以自動生成,法官只需對要素進行審核及打勾式審理。

據悉,在上述系統開發的基礎上,福田法院形成了由1名法官配備3名助理的信用卡糾紛案件審判團隊,僅用半年時間就審結5000多宗信用卡類案件,真正做到類案同判。

在案件量不斷增長的今天,僅靠加人、加班提高辦案效率已經難以為繼,隨著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的運用,一些簡單重復性的工作可以讓機器來完成,一些瑣碎的程序可以靠信息技術來簡化。

蘇州法院打造了智能語音識別系統,將其應用到庭審及合議記錄中,基本實現說錄同步,實現庭審過程100%完整記錄,庭審時間縮短30%至50%,合議庭合議不用書記員記錄,合議時間平均縮短30%。

為解決“人難找、物難查”,深圳法院建立了“鷹眼查控網絡平臺”,創新地將44家聯動協助單位互聯互通,執行工作的查、扣、凍一體化完成。2016年,深圳全市兩級法院執結率提高46.7%,執行案件的查控周期也由15個工作日縮短為兩天。

會議指出,政法機關要站在大數據、人工智能新時代潮頭,主動適應智能輔助審判系統建設和應用的實際需要,摒棄本位主義,加強協同配合,推動形成有利于平臺互聯互通、信息共享共用、業務銜接聯動的體制機制,共同提高打擊犯罪、保障人權的水平。上海、貴州等地的探索說明,現代科技應用邁出一小步,可以推動刑事司法文明前進一大步。只要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遵循司法規律,善于把制度優勢和技術優勢結合起來,就能走出一條社會主義刑事司法文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