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大數據時代，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范圍也由物態現實空間延展到網絡虛擬空間。新形勢、新語境下扎實開展意識形態工作，需要探索大數據技術嵌入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基本方式，以有效應對大數據時代給意識形態建設所帶來的風險，從而保證黨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建設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

當前，黨的意識形態建設要直面網絡時代與信息化的現實語境，能否制定全面的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發展戰略，依法治理網絡空間，用執政黨的話語權引領網絡空間多元價值的走向，是檢驗中國共產黨新世紀執政能力的重要維度。

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基本立足點就是要使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得到群眾普遍認同。如果只是停留于政治領導、法律強制及價值宣傳等方面還不夠，新時期，要想進一步增強主流意識形態的說服力，就應在繼續加強宣傳教育的基礎上，使用大數據技術有效推動主流意識形態建設。當然，國家權力的“硬推動”作為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工作中的傳統強項，仍要保留，不過這與新的技術應用并不矛盾。實際上，意識形態很難脫離現代技術而獨立存在。技術“軟推動”也是我們推進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必要方式。

大數據技術給人類認識自然、改造社會帶來新的方法，同時，其消極作用也被裹挾而來。一方面，大數據技術如提燈女神般點亮了人類前行的方向；另一方面，它也似開啟了潘多拉魔盒，放出了反噬人類的萬千魔怪。必須清楚的是，大數據技術本身并無意識形態性，而使用技術的人卻代表了不同的階級立場。因此，在國家的意識形態工作中，要迎難而上，積極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開發大數據技術，實現網絡空間的“戰略平衡”。

大數據技術嵌入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包含著三個層次的內容。第一層是指大數據技術以其體現的思維方式嵌入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大數據體現了一種更為科學的管理思維，這種思維對轉型時代的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工作大有裨益。第二層是指大數據技術嵌入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以輔助性地位及功能發生作用，亦即大數據技術以外在的形式嵌入意識形態，是意識形態建構、傳播、演化的輔助和推動手段。在第三個層次上，“模型建構”是大數據技術嵌入國家意識形態的有效實現方法，也是大數據技術嵌入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技術性難點。

在大數據時代，各種價值取向、社會思潮紛繁復雜，包括意識形態風險在內的各種社會風險更加突出，正如有的學者指出，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和危機高發的風險型社會”。尤其是在網絡空間中，信息和數據呈現出指數增長的態勢，過去在一年內才能形成的風險和威脅，在網絡社會可能一周內甚至一兩天內就會完成從“量變”到“質變”的嬗變。如果不能做到對國家意識形態工作進行常態化管理，很難對突如其來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及時化解壓力、合理調配力量，也容易造成國家治理成本的提高和有限資源的浪費。這就要求必須事先科學預測、合理規避這些隱患和風險，把“頭痛醫頭”的行動思維轉變為“預防為主”的管理思維，“有的放矢”地開展相應的措施防范風險，才能更好地掌握意識形態工作的主動權、管理權。

大數據技術嵌入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給國家意識形態工作在新時期的創新性發展提供保證，也為集“理論建構”與“技術開發”于一身的全能型政府“瘦身”。就是以“眾包”——把一部分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建設的任務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分給社會力量的做法，從而“獲得技術知識的互補效應和治理的協同效應”，形成以政府為主導，以企業個人及非政府組織為主體的社會協同治理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