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智能終端、網絡存儲、高速寬帶、云計算等技術創新應用的普及，人類社會進入大數據(Big Data)時代。以內容的視角看，大數據就是大規模數據或海量數據，具有體量巨大、類型多樣、產生速度快、價值含量大等特點，包括不同來源、不同結構、不同媒體形態的各種數據內容，沖破傳統的結構化數據范疇，囊括了半結構化和非結構化數據。以技術的視角看，大數據就是運用新技術、新手段對海量數據進行的采集、存儲、分析、整合和控制。大數據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注入了新的動力，也改變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環境。在大數據趨勢下，互聯網社會從技術、媒體、文化各個層面進入了新的發展形態，人們的信息交互、交往活動、工作方式、思維方式都發生了重大變革。大數據環境逐漸成為人類信息社會的新形態，成為人類嶄新的生存環境、活動空間和發展條件，也成為意識形態的新場域。借助先進的大數據技術和強大的互聯網信息優勢，西方發達國家正在不斷影響、改變著世界的生產生活方式，并進一步在文化和意識形態領域爭奪世界的主導權。可以說，大數據帶來的不僅是技術之爭、產業之爭、內容之爭，更是意識形態之爭、國家軟實力之爭。在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我國的意識形態工作尤其是網絡意識形態領域面臨更為艱巨的形勢。我們要深入研究大數據時代互聯網信息與輿論傳播的新特點和規律，大力推進意識形態建設理論與方法的創新發展，探索大數據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領導權、話語權的建設規律。

一、大數據背景下網絡意識形態的狀況與特點

在大數據背景下，信息網絡世界與現實物理世界日趨同構化。大數據是記載人類行為和物理世界特征的數字寫真，與客觀世界同構、同步；同時，大數據作為描述事物同構關系的數字模型，是客觀世界中事物的多樣性和關聯性在計算機世界中的表達。隨著信息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大數據將無限接近客觀世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發生深刻變化，社會思想意識多元、多樣、多變，開放的互聯網空間更是呈現出一個眾聲喧嘩、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和信息輿論環境。在這樣的形勢下，網絡意識形態呈現出多元主體、多樣形態、多種場域的發展特點。

在主體方面，網絡意識形態可以分為國家主導性意識形態、社會多元性意識形態和國外異質性意識形態。一是國家主導性意識形態。國家主導性意識形態包括國家的指導思想、主流價值觀、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以及主流媒體的新聞輿論導向等。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是黨和政府的宣傳陣地，必須姓黨。黨的新聞輿論媒體的所有工作，都要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1]5在互聯網已經成為意識形態斗爭主戰場的形勢下，國家主導性意識形態要占領互聯網陣地，掌握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二是社會多元性意識形態。社會多元性意識形態是基于社會生活多樣化、利益關系多樣化、社會組織多樣化等狀況而形成的多元化主體的大眾意識形態。當前隨著我國社會的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和社會利益格局的深刻變化，社會思想觀念和價值取向日趨活躍，主流的與非主流的同時存在，先進的與落后的相互交織。這既為社會發展注入了活力，也帶來了社會思潮的紛紜激蕩。[2]葛蘭西關于意識形態的思想對于我們認識社會意識形態具有啟示意義。他認為意識形態是具有實踐意義的世界觀，是一定的社會團體的共同生活在觀念上的表達。他把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筑分為兩個主要層面，即市民社會(意識形態)和政治社會(相當于馬克思所說的政治和法律上層建筑)，其中，市民社會是由各種社會團體和新聞媒介、民間組織構成的。[3]結合我國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況來看，當前受到普遍關注的“兩個輿論場”現象正是意識形態的多元化主體的體現。如有研究者認為一個是以黨報黨刊黨臺、通訊社為主體的傳統媒體輿論場，一個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興媒體輿論場。[4]也有觀點認為是官方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的不同。[5]無論怎樣劃分，在意識形態的視野中，這實際上是國家主導性意識形態和社會多元性意識形態的區別。三是國外異質性意識形態。國外異質性意識形態包括西方政治民主觀、“普世價值”論、“中國威脅論”等內容，是與我國主流意識形態進行競爭和對抗的內容。異質性意識形態把自己包裝成國際思潮、學術理論、文化產品等多種形態輸入中國，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產生沖擊、解構、抵消作用。在當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復雜背景下，意識形態領域是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進行西化、分化的前沿。有研究認為，我們同各種敵對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本質上是社會主義價值體系與資本主義價值體系的較量。[6]在當前經濟全球化和信息網絡化的時代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企圖憑借其經濟優勢和科技實力，利用互聯網輸出其思想文化和政治觀念，爭奪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動權，對我國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產生深刻影響。

在形態方面，意識形態包括政治思想、法律、道德、文學藝術、宗教、哲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等多種形式。在大數據技術不斷創新發展的條件下，文字、音頻、視頻等各種形式的數據信息都能夠被捕捉和處理，這使得多種形態的網絡意識形態內容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把握成為可能。就當前我國網絡意識形態的狀況而言，需要關注三種典型的內容形態：一是網絡社會思潮。網絡社會思潮是在網絡信息傳播環境下，反映人們的利益或要求并對社會生活有廣泛影響的思想趨勢或價值觀念。作為系統化的思想理論，網絡社會思潮是網絡意識形態中理論化、結構化特點比較突出的內容形態。有研究者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新自由主義思潮、西方多黨制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當代中國保守主義、個人主義思潮、人道主義和異化思潮、“普世價值”思潮以及“中國威脅論”等國際思潮進行了論析，并認為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成就的擴大、深層矛盾的凸顯、國際環境的日益復雜，這些社會思潮絕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而且會更加頑強地表現自己。[7]總體而言，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大變革在意識形態領域集中表現為各種社會思潮的交鋒，這極大地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社會的進程。尤其是隨著網絡空間和信息傳媒的迅速發展，思想表達的公共空間更加廣闊，為不同思潮的滋育、傳播、交流和碰撞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條件。當前在我國，互聯網已經成為一個多元的意識形態競爭平臺，展現出各種社會思潮交流、交鋒、交融的思想文化圖景。二是網絡輿論。輿論是公眾關于現實社會以及社會中的各種現象、問題所表達的信念、態度、意見和情緒表現的總和，具有相對的一致性、強烈程度和持續性，對社會發展及有關事態的進程產生影響。[8]網絡輿論是網絡傳播環境下社會輿論的新形態，當前在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產生著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在大數據的視野中，網絡輿論是網絡意識形態中以事件、問題、人物等為核心要素的內容形態。當前，基于社會突發事件、國內外重大事件、社會公共問題而產生的網絡輿論承載著意識形態的內涵，多數輿論辯爭往往會不同程度地上升為意識形態論爭。三是網絡文化。文化是人們社會生活實踐的產物。網絡文化是網絡意識形態中以日常生活內容為核心要素的表現形態。這里的文化指的是狹義的文化，其典型形態有網絡文學、網絡藝術、網絡語言、網絡倫理道德等。與網絡理論思潮相比，盡管網絡文化的內容在邏輯力量、內容體系等方面有較大不足，但其具有的生活化、感性化、碎片化、通俗易懂等特點，使其易于廣泛傳播和接受，顯現出對整個社會文化和社會心理極為顯著的滲透力和影響力，如“網絡惡搞”“網絡狂歡”等網絡文化現象對意識形態的影響不可小覷。從數據分析的角度來看，雖然網絡文化中的圖片、視頻等內容屬于以往難以處理的“非結構化數據”，但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應用，這些包羅萬象、價值豐富的數據在被進行專業化“加工”后就會呈現出意識形態的有效信息。

在場域方面，大數據環境在一定意義上是信息媒介不斷創新演化所形成、積淀和發展的媒介信息環境。新的媒介產生新的信息載體和流動結構，進而在聚合信息內容和用戶群體的基礎上，形成網絡意識形態的新場域，影響整個意識形態環境。由于信息媒介的不斷創新發展，網絡意識形態的媒介場域也在不斷推陳出新。從當前網絡媒介的發展應用狀況來看，網絡意識形態的主要媒介場域可以分為以下方面：一是公共論壇場域的網絡意識形態。這里主要是以公共話題為中心的輿論場域，強國論壇、天涯社區、凱迪社區、貓撲論壇、百度貼吧等大眾公共論壇以及“知乎”等知識群體化的社交網站是其典型代表。有研究者通過對不同網絡公共論壇的實證調查發現，不同論壇空間的政治取向具有顯著的差異，存在以“左”派、右派聲音為主流的“左”派論壇和右派論壇，并且它們各自在關注的內容和議程上都具有相異的特征。研究認為政治意識形態在網絡公共討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并與網民在社會變革過程中所展現的態度差異與分化有著密切關系。[9]二是微博傳播場域的網絡意識形態。微博場域是互聯網上的公共廣場，微博的發展對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了積極影響，它增強了大眾與主流意識形態的互動性，拓寬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路徑，提高了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的便捷性。但與此同時，微博的發展也對我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產生了一些消極影響，它削弱了大眾對主流意識形態的辨別力，降低了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安全維度，加劇了西方價值體系的滲透力度。[10]當前，微博平臺已經成為我國互聯網上的公共輿論場，微博意見領袖對于微博平臺的意識形態生態構建具有重要的影響。三是微信傳播場域的網絡意識形態。不同于微博平臺的廣場性質，微信平臺是以熟人社交關系為基礎的傳播場域，在一定程度上，微信意識形態具有意識形態的隱性傳播特征，它可以在圈子化的社群中不斷制造話題、意見和輿情，在一定條件下向社會公共場域輸送話題和輿論。因此在一定意義上而言，微信意識形態是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地下河”。但是微信平臺也有意識形態的顯性場域，如各種時政評論類的微信公眾平臺，它們發揮著微信社交網絡信息源的重要功能。四是在線課程場域的網絡意識形態。以網易公開課、慕課等為代表的在線教育平臺，為意識形態的生產和傳播提供了新的場域。就內容和用戶而言，在線課程場域的意識形態內容具有理論化、系統化的特點，用戶群體以青年學生和社會知識群體為主。

二、大數據背景下網絡意識形態建設亟待重視的問題

1.大數據能力不足影響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建設

互聯網科技革命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日益深入。當前最具影響力的變化就是網絡空間的大數據正逐漸成為國家的戰略資源。“網絡主權”“數據主權”等概念先后被提出，反映出信息網絡時代國際政治、經濟、文化競爭的新形勢和新問題。網絡主權是指主權國家對互聯網基礎設施和關鍵硬件設備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對互聯網軟件技術的自主知識產權，互聯網傳播領域中國家意志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保障公民網絡通信自由和國家、組織及個人信息安全的權力的總稱。而數據主權是指一個國家對其政權管轄地域范圍內的個人、企業和相關組織所產生的文字、圖片、音視頻、代碼、程序等全部數據在產生、收集、傳輸、存儲、分析、使用等過程中擁有的最高管轄權。[11]互聯網并非是無國界的空間，這里仍然有國家主權的邊界，而在這片國家疆域中，最為重要的是信息數據資源。在當前的全球網絡空間中，不同國家占有的信息數據資源與擁有的能力處于不對稱狀態，因此數據主權的重要性日趨凸顯。基于數據主權的能力競爭，已經成為國家能力競爭的最前沿。[12]2011年美國發布了《網絡空間行動戰略》，2013年啟動了“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強調大數據的應用關系到美國國家安全，對科學技術發展進程有著直接影響，同時對教育改革等諸多領域都有一定影響。有研究者指出，美國在大數據分析領域已經進入以非結構化數據分析以及數據驅動、實時分析、人機互動、結果易讀等為特點的數據分析的新紀元。[13]在新的形勢下，大數據已經成為大國競爭的新領域，與一個國家的信息安全、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都具有關聯。我國現在正處于由網絡大國向網絡強國的發展進程中，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大數據能力建設亟待提升，這種狀況不但影響著我國的網絡安全、數據安全，而且對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也提出了新的緊迫問題。例如，網絡新聞跟帖、網絡社區、論壇、BBS、微博微信等社交新媒體產生出文本、圖片、視頻等形態的海量數據，這些數據大部分都是非結構化數據，而對于這些數據的匯聚整合與關聯分析能夠得出許多有價值的意識形態信息。[14]我國如果沒有掌握這些非結構化數據的相關分析能力和前沿技術，就容易受制于人，在意識形態斗爭的主戰場上處于被動局面。

2.大數據污染侵蝕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基礎

隨著數據爆炸性增長，數據“洪流”在全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奔騰。海量、開放、復雜的數據環境必然要面對數據污染的問題。一般而言，數據污染有兩種典型的情況：一種是收集的數據中含有大量虛假、錯誤信息；另一種是數據庫遭到入侵，數據被篡改。大數據的污染問題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在數據資源已經成為國家戰略資源的情況下，大數據污染直接威脅國家的信息安全和網絡安全。由于大數據呈現出的社情民意、網絡心態、輿情熱點、社會思潮等是我國政治、經濟領域的重要決策參考，也是網絡文化建設的有機組成部分，因此有效應對大數據污染的問題與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息息相關。有學者認為，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面臨的外部壓力尤為嚴峻。西方國家始終沒有放棄對我國進行和平演變的圖謀，利用各種手段對我國進行思想文化的滲透；依托境外服務器設立數千網站對中國實施全方位、全天候、不間斷的輿論戰，通過互聯網大肆推銷其價值觀，炒作熱點問題，扶植所謂“公知”和“意見領袖”，組織非法串聯，發布虛假信息，詆毀黨和政府的形象，激化社會矛盾。[15]除了這些顯性的意識形態挑戰，大量的音樂、影視、游戲等數字文化產品也不斷輸入我國，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通過信息數據的傳輸過程得以滲透。在大數據環境下，網絡意識形態的各種內容形態實現了深度關聯，相互呼應，產生松土效應，侵蝕和瓦解著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文化土壤和輿論基礎。

3.大數據泄露沖擊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

在信息網絡化的發展趨勢下，廣泛互聯的智能終端、頻繁互動的社交網絡、海量存儲的數字空間和智能化的云計算服務，形成了一個共建共享的大數據社會。但是，由于數據泄露而產生的用戶隱私保護問題，如用戶的身份信息、家庭信息、醫療記錄、消費信息等數據的泄露會給個人帶來難以預測的潛在危害和損失，也逐漸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而放眼宏觀層面，大數據作為信息時代的戰略資源，如同工業時代的石油一樣逐漸成為國家建設發展的關鍵要素，大數據資源的保護事關一個國家的戰略安全，一旦關鍵數據泄露，都會給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安全帶來巨大損失。例如，2013年“棱鏡門”事件的曝光，使人們在譴責美國霸權主義的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美國在大數據方面的巨大作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該項目允許美國情報人員進入微軟、雅虎、谷歌、Facebook、PalTalk、美國在線、Skype、YouTube、蘋果等科技公司的服務器。該事件一經曝光在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軒然大波。強大的數據截取和分析能力意味著意識形態滲透的主動性。[16]實際上，由于Facebook、Twitter這些社交網絡在世界各國的廣泛應用，美國幾乎可以獲得全球任何地方的數據。而美國的三大搜索引擎不但主宰美國的國內市場，也成為國際性的搜索平臺，這使得數據雖在全球范圍內產生，卻大多數被美國企業掌握。有學者提出，在當前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布局中，意識形態和民主價值觀領域的擴展是優先選項。與經濟、軍事相比，這一選項更具有隱蔽性，通過價值觀的滲透更深入地介入亞太地區國家的內部事務。美國在進一步的策略中將更加注重對地區整治格局和政治生態的塑造，方式上更具有柔性色彩，注重推進面向當地社會的“深入基層”的互動，爭取輿論和民意，在潛移默化中爭取當地社會的轉變，繼而形成對政府的壓力。[17]由此可見，通過各種手段和途徑進行的數據收集和情報挖掘，必然成為美國實施意識形態滲透戰略的重要環節，因此，我國必須高度重視網絡信息安全工作，防止國家數據資源泄露，有效維護意識形態安全。

三、大數據背景下加強網絡意識形態工作的策略

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能否做好意識形態工作，事關黨的前途命運，事關國家長治久安，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18]在大數據發展背景下，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問題更加突出，大數據環境的多元主體、多種內容形態、多樣媒介場域等特點，使得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狀況更加復雜，維護意識形態安全面臨更多挑戰。在新的形勢下，把握大數據信息環境的特點和規律，掌握網絡意識形態的主導權、主動權和話語權，是當前加強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工作的策略選擇。

第一，在網絡意識形態建設工作中要充分樹立起大數據意識，提升大數據能力，努力把握互聯網技術革命的發展前沿和未來趨勢。大數據時代是人類信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新階段、新境遇和新趨勢，給我國網絡意識形態安全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對這一新問題要站在我國建設網絡強國的戰略高度來認識，并立足我國網絡安全與信息化工作的發展要求來把握。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們面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19]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上指出，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對一個國家很多領域都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要認清我們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充分認識做好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20]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工作的重點、難點問題就在互聯網上，而大數據又是當前互聯網發展的新特征、新趨勢、新機制，因此我們要下大力氣研究當前形勢下互聯網信息環境的深刻變化，把握大數據時代人的認知、實踐方式變革以及社會各領域的發展變化，大力加強意識形態大數據平臺建設，努力探索大數據背景下意識形態工作的規律和方法，始終牢牢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

第二，大力加強意識形態大數據平臺建設，全面分析和研究當前大數據背景下網絡信息內容的類型、結構和形態變化，推動基于大數據應用的意識形態輿情分析和思想輿論主導能力建設。在一定意義上，大數據是指那些大小已經超出傳統意義上的尺度，用以往的方法和工具無法進行捕捉、存儲、分析、管理和處理的數據集合，大數據能力體現為從海量規模、形態多樣、快速變化的數據中發現新的知識，提煉出有價值的信息。因此，在大數據發展趨勢下，實現網絡意識形態主導權的重要目標之一就在于贏得關鍵信息內容的采集、分析、加工和傳播主導權，把握新聞傳播和輿論發展的主導權。要建立起大數據信息挖掘、加工和再生產的能力優勢，構建起議程設置、觀點闡釋、理論傳播、價值導向的制高點。根據網絡意識形態具有多樣化內容形態的特點，立足對網絡信息內容的分類和大數據的深度挖掘，從事實類信息、評論類信息、理論類信息等基本信息類型的劃分和分析入手，對于新聞事件、熱點輿論、思想理論等意識形態領域的各類內容進行及時、持續的數據挖掘和分析，建立起針對社會熱點議題的數據挖掘、知識提供、價值引導機制，實現以內容生產能力為依托的思想輿論主導模式。

第三，研究大數據環境下媒介的演變發展趨勢，掌握技術前沿，把握網絡意識形態建設的主動權。大數據環境在一定意義上是信息媒介不斷創新演化所形成、積淀和發展的媒介信息環境。傳播學者麥克盧漢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信息。他認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人和社會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者說任何一種新的技術)，都要在我們的事務中引進一種新的尺度。[21]在網絡傳播條件下，一種新的媒介往往能夠聚合新的用戶群體，形成新的信息流動結構，產生新的價值認同空間，進而影響到輿論傳播格局和整個意識形態環境。而不同類型的媒介在信息傳播特性、話語表現形式、思想意識影響等方面具有各自的特征與方式，對其影響效果的把握不僅要注重其傳播效果的經驗分析，更要審視媒介社會影響的議程效應。當前以微博、微信、微視頻等為代表的新媒體蓬勃興起，引發我國網絡意識形態領域的信息流動模式、輿論話語形態、價值傳播方式的巨大變化，同時產生的社交網絡大數據也成為意識形態輿情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因此，大數據變革趨勢要求我們立足新型信息媒介的發展演變、傳播規律和社會影響，把握網絡技術創新應用的前沿和網絡思想政治教育的發展特點，探索基于“媒介—信息—用戶”邏輯關系鏈條的理論模式，建構起把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動權的機制與方法。

第四，依據網絡意識形態各類場域的特點和機制，因勢利導，有效發揮大數據功能優勢。牛津大學教授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其著作《大數據時代》中認為：“大數據是人們獲得新的認知、創造新的價值的源泉，還是改變市場、組織機構，以及政府與公民關系的方法。”[22]大數據是大連接，尤其是社交網絡大數據，展現出的是社會網絡的連接圖景，是社會互動的深度關聯。因此，要立足網絡大數據的深度挖掘和關聯分析，進而掌握不同意識形態場域的主要特點、傳播機制以及互動作用。要多維度發掘主流意識形態及相關信息內容的傳播狀況，掌握當前意識形態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為理論的發展創新與政策制定提供數據依據。要有針對性地分析意識形態傳播領域的信息用戶狀況和傳播規律，挖掘不同社會群體的意識形態傳播與接受特點，優化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策略與方法。根據社交網絡環境主體交往關系的不同，建構基于科層組織場域、熟人交往場域以及陌生人交往場域之間互動機制的意識形態工作模式，探索黨建組織優勢轉化為社交網絡輿論優勢的規律和方法。

第五，提升大數據環境中信息主體的信息素養，培養大數據和新媒體領域的骨干人才，努力掌握網絡意識形態的話語權。人是信息生產、傳播、共享、使用的主體，把握大數據環境中主體的思想和行為，尤其是把握新媒體意見領袖的特點、形成規律及其影響機制，把具有影響力的自媒體用戶在價值認同層面凝聚起來，是把握意識形態話語權的重要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媒體競爭關鍵是人才競爭，媒體優勢核心是人才優勢。[1]6把握新媒體、大數據的機遇和挑戰，關鍵是人的思維方式的創新、能力素質的更新。大數據領域是國際競爭的前沿領域，也是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新戰場，要建設一支具備大數據能力的骨干隊伍，不斷加強學習，善于運用大數據技術挖掘和分析意識形態領域的大眾信息需求，分析和預判社會意識形態的輿情趨勢，深入挖掘和分析各類細分群體的思想和行為狀況，努力掌握網絡新媒體意見領袖的引導方法和工作規律。

第六，提升大數據技術水平，加強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在傳統安全視角中，意識形態安全作為國家安全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是政治安全領域和文化安全領域的重要內容。在大數據技術發展趨勢下，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安全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內容安全，科技與文化的深度融合使得意識形態環境在一定意義上也成為一種技術環境，從而促使意識形態安全與網絡安全、數據安全緊密關聯。當前我國大數據污染、大數據泄露等問題的出現與信息技術能力不足和制度漏洞有直接關系。有研究者認為，當前從掌握意識形態工作主動權的角度考慮，需要高度關注互聯網搭建技術、大數據技術、微電子技術、信息傳輸技術、“破網”技術和無線網絡攻擊技術領域的最新發展及其對意識形態安全的影響。[23]隨著大數據環境的形成，要大力加強我國網絡安全建設和研究工作，著力提高信息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為我國意識形態工作提供技術支撐。與此同時，加強數據安全立法工作，針對用戶個人信息數據安全、數據跨國流動等熱點問題研究制定和完善國家數據安全保護法律。積極建構大數據安全評估體系，制定法律法規，加強對基礎信息網絡和關鍵行業領域重要信息系統的安全保護，保障網絡數據安全。

來源：《高校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2016年第2期

參考文獻：

[1]人民日報評論部.論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2]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劃清“四個重大界限”學習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2010：72.

[3]俞吾金.意識形態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38.

[4]任賢良.統籌兩個輿論場凝聚網絡正能量[J].紅旗文稿，2013(7)：4-6.

[5]童兵.官方民間輿論場異同剖析[J].人民論壇，2012(13)：34-36.

[6]中共中央宣傳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學習讀本[M].北京：學習出版社，2009：2.

[7]林泰.問道：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思潮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69.

[8]陳力丹.輿論學——輿論導向研究[M].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11.

[9]樂媛.超越左與右：中國網絡論壇的公共討論與意識形態圖景[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4：184.

[10]宣云鳳，林慧.微博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及對策[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2(10)：96.

[11]王永剛.完善立法，明確網絡主權，控制數據主權[EB/OL].(2015-02-05)[2016-03-12].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205/c1003-26511363.html.

[12]沈逸.后斯諾登時代的全球網絡空間治理[J].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5)：144-155.

[13]美國進入“非結構化”數據分析新時代[EB/OL].(2015-09-15)[2016-03-15].http://mt.sohu.com/20150915/n421195559.shtml.

[14]吳家慶，曾賢杰.大數據與意識形態安全[N].光明日報，2015-10-14(13).

[15]許開軼.網絡邊疆的治理：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的新場域[J].馬克思主義研究，2015(7)：128-136.

[16]王超.大數據時代我國意識形態安全探析[J].學術論壇，2015(1)：18-22.

[17]阮宗澤.權力盛宴的黃昏：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與中國對策[M].北京：時事出版社，2015：88.

[18]中共中央宣傳部.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M].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193.

[19]十八大報告輔導讀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20]習近平.把我國從網絡大國建設成為網絡強國[EB/OL].(2014-02-27)[2016-04-18].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2/27/c_119538788.htm.

[21]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M].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33.

[22]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肯尼思·庫克耶.大數據時代：生活、工作與思維的大變革[M].盛楊燕，周濤，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