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數據治理中，政府必須同時扮演好兩種角色，即“工程師”和“園丁”。“工程師”呈現了政府剛性的一面，它是技術專家對經濟社會的直接干預；除了剛性，政府還有“園丁”的一面，主要體現召集人、催化劑的角色，給社會發展和成長留足空間。
在大數據治理中，政府的目標是多樣的。一方面要提高行政效率，促進大數據產業發展，引領和帶動新興產業，推動經濟轉型升級；另一方面要加強監管，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預防數據泄露，減少社會風險。政府必須同時扮演好兩種角色：“工程師”和“園丁”。“工程師”呈現了政府剛性的一面，它是技術專家對經濟社會的直接干預，包括直接生產和提供公共產品等；除了剛性，政府還有“園丁”的一面，主要體現召集人、催化劑的角色，它并不直接提供公共物品，而是扶持之手、保護之手，給社會發展和成長留足空間。
作為“工程師”的政府
實際上，當前某些政府部門遠遠沒有做好大數據治理的準備。有些政府或部門甚至將資源用于建設新的數據庫，強化數據的碎片化，這種做法嚴重偏離了大數據治理的初衷。當然，這種做法根源于數據就是知識，知識就是權力。建立分散的數據平臺、用部門利益取代公共利益的做法正是大數據所應竭力避免的問題。因此，在大數據治理的決策上，作為“工程師”的政府要求從社會整體利益和目標出發，加強大數據治理的頂層設計，提高政府監管能力，以實現社會整體目標的最大化。
做好大數據治理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在共享發展和包容發展的理念指導下，做好大數據的產權、數據資源的標準、交易和使用的規則、共享和安全規范等方面的立法；改革政府的數據治理體制機制，促進數據標準化、設備兼容和數據資源共享，逐步將不同政府部門的數據統一納入到開放性的大數據中心，整合分散的數據和資源，實現由碎片化的小數據治理向整體性的大數據治理轉變。推動大數據在交通、醫療、環保、供水、供電、教育以及民生等公共服務領域的開放服務、精準服務、智慧服務。
強化服務市場主體的能力，實現大數據效應的最大化。嚴格落實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運用大數據加強對市場主體服務和監管的若干意見》，運用大數據優化行政審批流程，簡政放權，提高政府辦事效率，打通服務的“最后一公里”；運用大數據優化經濟運行預測預警機制，穩定市場主體預期；運用大數據提高決策的科學化水平，把政府的政策與企業的需求實現無縫對接，向企業提供有針對性、精準性的服務，減少政府對市場的過度介入，減少企業和個人的辦事成本。
提高政府的監管能力，引導市場主體合理規范地應用大數據，讓大數據的風險最小化。加大對市場主體使用大數據的監管力度，防止個人隱私、商業機密以及公共安全的泄露，建立商業機構大數據的安全管理和訪問機制，加強對涉及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商業利益、個人隱私等信息的保護。為此，應該把監管的重點聚焦于兩個方面：一是大數據平臺，諸如銀行、電信、網絡購物平臺、網絡社交平臺、物流信息服務平臺、房產信息中介平臺等國內大數據平臺以及微軟、IBM、思科等跨國公司在華的大數據平臺。二是對大數據應用過程的事中和事后監管、企業信用風險監管，尤其是要監管大數據交易、算法，營造良好的大數據產業生態環境，預防大數據泄露以及由數據泄露和不同算法引發的社會恐慌。
當然，在大數據應用過程中，作為“工程師”的政府并不是萬能的。在發揮“工程師”積極作用的過程中，也要防止大數據被個別政府部門濫用和壟斷，防止由數據濫用和壟斷帶來的計算機官僚主義和數據官僚主義。因此，既要預防政府的過度監管可能對大數據產業和應用帶來的過度抑制，又要預防“工程師”政府的僵化，這就需要政府充分扮演好另一種角色——“園丁”。
作為“園丁”的政府
在大數據治理中，如果缺乏自我矯正的機制，那么，政府陷入計算機官僚主義和數據官僚主義只是個時間問題。在技術治理的時代，不確定的因素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由不確定因素帶來的風險也隨之增加，因此，容錯和實時糾錯機制顯得尤為重要。然而，僅僅是政府自我容錯糾錯是不夠的，還需要政府扮演好“園丁”的角色，用寬容和人本主義的治理理念來緩和、吸納和解決大數據應用中產生的外部性問題，推動開放共治，向公民賦權授能，激活社會活力，發揮企業自律和社會監管的積極作用，培育大數據產業新模式和新業態，讓民眾享受到實實在在的大數據福利。
在大數據應用中，作為“園丁”的政府，要求其干預的方式從控制者、規劃師向召集人、催化劑角色的轉變。這就要求在堅持創新發展、共享發展和包容發展原則的基礎上，推動大數據的開放、共治、共享，給市場主體、社會組織留足發展的空間；各級政府應該認真落實國務院印發的《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的通知，推動大數據產業的發展和大數據技術進步，帶動新興高端產業的發展，實現新業態的開放創新，推動我國經濟的轉型升級。
在大數據應用中，政府監管是不可或缺的，但并不意味著政府監管越多越好、越強越好。政府監管的邊界在哪里？應該采取哪些監管手段？在不同時期和環境下，答案自然不同的。實際上，靜態的政府監管容易造成監管效率的損失，動態監管才有可能是最優的。這就需要從一元的政府監管向多元的合作監管轉變。為此，應該鼓勵市場主體和行業自律、建立第三方監管機構，并審慎地組合不同程度的政府監管、市場自律和社會監管，促進政府、市場和社會的良性互動、協同增效。但是，在監管大數據應用的過程中，下一步的挑戰將是在效能、效率和政治的可接受性方面，什么樣的監管架構是可能的和最優的。
公民是大數據應用的核心主體之一，他們不僅僅是大數據的核心制造者，還應該是大數據應用和治理的積極參與者。國家治理的現代化不僅僅建立在技術和資本的基礎上，還建立在民眾認同和支持的基礎上。因此，政府應該向公民賦權授能，向公眾開放數據和決策過程，鼓勵公民通過政府公共信息服務平臺、網絡社交平臺等多種工具參與政府決策和社會治理中，逐步形成智慧的社會學習體系，推動社會和諧發展，增進公民的信任感和責任感，重塑人們社會生活的共同體。
毫無疑問，應該讓大數據成為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安定有序的手段。大數據帶來的機遇與成果除了要惠及企業，更要惠及民眾。不應該將大數據作為固化或強化兩極分化和社會隔閡的手段和工具，兼及“工程師”和“園丁”的政府有責任平衡大數據收益在企業與民眾之間、不同階層之間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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