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網絡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人類進入了大數據時代。作為社會生產力函數的主要變量，大數據推動了技術創新、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引擎，也是提升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技術，大數據拓展了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廣度、深度和新度，通過挖掘、整理和分析城市大數據，大都市治理研究可以深入到政治治理、經濟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生態治理諸多領域，能夠聚焦于智慧城市、市場監管、公共服務、環境保護、公共安全、應急管理等眾多議題。隨著大數據技術在社會科學研究的不斷運用，大數據驅動大都市治理研究將會不斷走向真實、全面和深入。
一、作為大都市治理技術的大數據
在2008 年《Science》雜志的專刊中，大數據被解釋為“代表著人類認知過程的進步，數據集的規模是無法在可容忍的時間內用目前的技術、方法和理論去獲取、管理、處理的數據”[[1]]。Mc Kinsey 全球研究院將大數據的定義如下：無法在合理的時間內采用當前主流的數據庫軟件對其內容進行獲取、管理和處理的數據集合” [[2]]。全球技術研究與咨詢公司Gartner對于大數據給予這般定義，“大數據是需要新處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強的決策力、洞察發現力和流程優化能力來適應海量、高增長率和多樣化的信息資產[[3]]。”互聯網數據中心IDC （International Data Corporation）就大數據的概念則形象地描述到：“大數據是一個看起來似乎來路不明的大的動態過程；但是實際上，大數據并不是一個新生事物，雖然它確確實實正在走向主流并引起廣泛的注意；大數據并不是一個實體，而是一個橫跨很多IT邊界的動態活動”[[4]]。由此可見，大數據表現出“6V+1C”的顯著特征：Volume（大量）——數據的體量巨大，從TB級別，躍升到PB級別，甚至是ZB級別；Variety（多樣）——種類繁雜，非結構化數據的大量涌現；Velocity（高速）——數據采集及處理結果反饋速率呈現幾何級數提升；Veracity（真實）——經驗世界以數據方式呈現，數據提取則為現實事件加以解釋和預測；Value（價值）——整體價值巨大，但價值密度易受外界環境影響；Vender（靈活）——數據捕捉、獲取、傳送方式自由靈活；Complexity（復雜）——異構數據統一接入和實時數據處理和分析難度大。
毫無疑問，人、機、物三元世界的高度融合引發了數據規模的爆炸式增長和數據模型的高度復雜化，世界進入了網絡化的大數據（Big Data）時代[[5]]。身為大數據技術應用的對象，大都市以一種概念集合躍入人類文明的“視網膜”，成為了城市化進程中人類文明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一般而言，大都市被界定為城市中心城區及臨近地域具備一定人口規模（不少于 200 萬人），由具有行政統屬關系的一系列地方政府所組成的在一定范圍內相對統一地履行公共管理和服務的職能，并在特定的區域發揮著重要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功能的大城市[[6]]。其中，人口規模、行政關系以及城市功能是大都市界定和大都市治理重要的參照標準。
眾所周知，大都市治理是由城市地區中強大的相互依存性所構成，并結合破碎的地理以及治理相互依存性的代理角色的碎裂[[7]]。這種出于非純粹的偶然而造就的相互依存性與破碎化實則同大都市致力于其自身治理的路線裁定、方式抉擇等諸方面密切牽連。因此，大都市治理就是用 “正確的方法”去克服城市功能范圍和地方政府結構之間不斷擴大的差距。[[8]]無可否認，大都市在“百川奔涌”的數據浪頭彰顯出的形態各異、種類不同的先天稟賦，不但使數據的資源價值領地迅速擴張，還使其在人類筑建的“智慧城池”里光彩奪目。大數據在大都市治理領域的更新與應用中托舉而出的整合功能裨補了大都市治理碎片化狀態下難以辨識全貌的弊端，為助推大都市轉變管理理念、優化組織構建、完善制度建設、暢通工作流程等方面提供了發展契機。大都市治理依托大數據技術的優勢，充分發揮數字技術的紐帶作用，將大都市治理所涉及的目標、人員、成本、效率等要素均納入整體性考量，為大都市治理走向科學治理、簡化治理、精準治理、協同治理奠定基礎，從而加速實現大都市治理由傳統的外延式發展走向內涵式發展。
二、大數據驅動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學術論域
20世紀80年代初錢學森先生指出：“在現代這樣一個高度組織起來的社會里，復雜的系統幾乎是無所不在的。”[[9]]顯然，大都市治理是一個復雜的巨型系統。大都市治理面對洪流匯集的巨量城市數據，亟待解決的是對散布各處的城市數據開展挖掘、分類和整理，不斷地對復雜的大都市系統進行簡化治理。然而，不論大都市數據如何海量、大都市治理如何復雜，大數據驅動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學術論域都將涵蓋政治治理、經濟治理、社會治理、文化治理、生態治理諸領域：
（1）大都市政治治理。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和復雜性在城市化的推力下將城市獨具的政治生活方式與人們的真實體驗嫁接。在城市政治的語境中，治理一直被定義為“關注管理，不依賴政府權威資源，在公共事務領域實現集體行動”。[[10]]從政治治理維度來看，其在人口規模大、行政關系統屬復雜、區域范圍內多元功能強的大都市地位可見一斑。大都市政治治理需要將目光投射于政治生活、政治現象以及管理制度，還要將實現集體目標的公共參與要素納入其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考量范疇。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尤其是大數據的嵌入式應用，大數據對大都市公共決策的影響同樣不容小覷。需要說明的是，城市政治生活并非城市官吏與豪商巨賈的權力或利益的追逐場，邁向大都市政治舞臺的通道已愈發通暢和便捷，參與主體越發多元，政治訴求達成率亦在拔高，民主政治在公民社會的基礎地位已趨穩固。這同如影隨形的大數據不無關系，大數據將城市社會角色不盡相同的人或組織占據的形式各異的資源（權力、財力、知識等）以數據公開、共享、透明的方式和盤托出，公之于眾，資源利用的真實流向去處可尋，政府、商業部門和公民社會則捆綁在更為緊密的關系繩索上。因大數據提供的數據支撐，城市治理中的公共決策所強調的描述、解釋、預測、批判功能也得以落地，大都市治理中政治為政策推行鋪平道路，政策的踐行則重塑著政治民主。
（2）大都市經濟治理。城市化進程具有階段性規律，即全過程呈一條被拉平的倒S型曲線[[11]]。這便是廣為引用的“諾瑟姆曲線”。顯然，以城市人口激增、經濟實力極大攀升等為衡量標準的大都市也不外乎為城市化過程的孕育物。毋庸贅言，土地、資本、勞動力、技術、資源、能源、信息等生產要素不僅在城市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發揮作用，也在闖入大都市的“生活圈”后以全新的姿態助推都市生產力發展。而隨著大數據以磅礴之勢向著更好地創造、轉化以及實現價值的方向疾步進發，其對城市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變革產生巨大的影響。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其所著的《大數據時代》中指出：“未來數據將會像土地 、石油和資本一樣 ，成為經濟運行中的根本性資源。”[[12]]迄今，大數據作為大都市社會生產活動的先進要素，與人力資本和物質資產同等重要，顛覆了傳統的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作為拉動大都市創新發展的重要引擎，大數據培植的新業態正在遍地開花，其引導下的開放創新、自主創新、協同創新、全民創新體系進一步完善，都市數據經濟和共享經濟動力十足。大數據為大都市的“經濟動脈”供給著新鮮“血液”，促推大都市經濟從傳統的零售業、制造業、服務業向著高附加值、高端價值鏈轉型升級，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經濟結構的優化必定促成經濟反哺。而更為重要的是，大數據行駛著大都市市場監控和經濟監測的重要功能，對大都市經濟治理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3）大都市社會治理。信息化與全球化、城市化一起被稱為重塑現代社會的三大力量。[[13]]在大數據時代，信息化、城市化、全球化三股力量競相奔涌。近年來，“大數據社會福祉”運動在國外學術界和政府部門如火如荼地展開。大數據不僅是一場技術變革，在本質上也是一場社會變革，這種社會變革伴隨并呼喚著社會治理體制和社會治理方式的創新[[14]]。如今，政府數據、網絡數據和基于傳感器產生的物理空間數據已成簇擁之勢，梳理以政府為核心的公共部門內部數據和社會各界的外部數據，不難發現，大數據在大都市社會治理中的價值不只在擺脫愚昧、促進理解，更重要是撥開數據迷霧、預測社會治理的未來走向。大數據驅動大都市社會治理創新從“政府本位”轉向“社會本位”，人和科學技術的有機融合旨在滿足社會大眾對數據開放的“彈性需求”，梳理政府數據資源、完善工作機制、喚醒“休眠”數據，以實現社會治理能力與成效的同步提升。與此同時，大數據也為大都市針對不同社會人群和社會治理難題的分類管理提供數據支撐，大數據驅動社會治理決策的科學化和社會治理過程的精細化，大數據為社會多元主體享有權利和機會平等提供切實保障。大都市在社會治理方面表現出的及時性、準確性、有效性也將全面兌現，這是社會治理水平的顯現，亦是現代政府治理走向透明化、社會管理邁向扁平化、公共服務體現多元化的必要之舉。
（4）大都市文化治理。城市不只是建筑物的群集，它更是各種密切相關并經常相互影響的功能的復合體，它不單是權力的集中，更是文化的歸極。[[15]]城市在誕生之日起便被賦予儲存、傳播以及創造文化的歷史使命。在大數據時代，經由技術的發展與革新，大數據針對文化領域生產的數據感知、搜集、分析、共享能力已極大限度地開發和利用。因此，大數據在挖掘、栽培、看護以及誘發隱匿在大都市身軀中的數據潛能，從而得以實現文化規劃調控規范化、社會參與主體多元化、文化環境法治化、文化氛圍濃郁化、文化內容純凈化、文化需求導向化、文化產業管理創新化、文化市場秩序化、文化融合路徑多樣化和文化資源優配化。通過發揮大數據的技術與平臺作用，大都市文化治理更加進一步深入與細化，多元信息傳播渠道會愈發暢通無阻，文化市場監管精準有效，也為挖掘大都市高價值的生動素材、萃取文化精髓、吸納新的時代內涵、提高文化成果及產品的外部影響力與價值奠定重要基石。最終，通過轉變治理理念，悉心布局文化建設進程，以精神牽引反推技術進步，實現雙向互補，為盤活大都市文化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提供可能，從而不斷彌合大都市文化供給服務和公民需求之間的鴻溝，增強大都市文化的感召力、影響力、凝聚力，提升城市軟件配備，才能讓大都市治理所需的共創、共享、共治的觀念深入人心。
（5）大都市生態治理。城市生態系統結構是由自然（大氣、水域、綠地等）、資源（土地、淡水、食物、能源等）、社會（人口、勞力、智力等）三大部分有機組成的具有人工化的環境，是一個流量大、容量廣、密度高、運轉快、依賴性強和應變能力弱的巨大開放系統。[[16]]在如此復雜的巨型系統之下，大都市的發展進程中難免引惹一系列自身無法免疫的“城市病”，諸如空氣污染、垃圾成災、交通堵塞、犯罪率上揚等。天津濱海新區“8·12事件”便是一起慘痛的教訓，爆炸本身和由其引發的神經性毒氣擴散等附帶污染，不僅使人的人身安全和健康無從護佑、城市生態環境因其遭殃，也暴露出化工場所在選址上的錯誤定位和管理缺位等種種紕漏。我們知道，城市生態問題有其特定的治理瓶頸，具備與公共物品相仿的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點，市場自行解決相當棘手。而大數據具有旁人不及的精準治理能力和手段，依托大數據的分析、存儲、計算等技術捕捉全面及時的生態信息，提煉生態信息內在價值并將數據與社會共享，以數據、技術與思維有效聯動和有機融合的生態信息提升生態治理的能力與水平。同時，大數據作為一位具備職業操守的生產線“質檢員”，對城市生態狀況諳熟于心，這便為其嚴格把控城市生態，搭建滿足大都市生態治理的監測與監管平臺，將實時監測與記錄、高效防御與根本治理落到實處，從而為實現大都市的平安、有序、干凈、整潔“保駕護航”。
三、大數據驅動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學術議程
大數據驅動大都市治理不僅大大節約了大都市治理的時間、資源和人力成本，而且建構了大都市治理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同時，大數據驅動大都市治理研究在學術論域的基礎上產生出若干突出的焦點議程：
（1）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經由信息化和數字化城市階段發展而來，構建的是一個賦予政府、安全、電網、交通、醫療、教育、環保、食品、保健、建筑、家居等諸領域的巨型智慧網絡。在智慧城市階段，智慧城市與數據采集、存儲、分析和利用過程息息相關，智慧城市建設必須依托技術創新并結合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推進城市成為知識中心與創新孵化器。[[17]]大數據系統能夠有效地儲存、處理和挖掘數據，從而改善智慧城市的功能和服務。同時，大數據能夠幫助決策者在智慧城市的不同領域做出精準的計劃。[[18]]大數據是智慧城市的關鍵要素，智慧城市引領大數據邁向更廣闊的實踐與應用空間。隨著智慧城市建設的深入推進，依托大數據技術的智慧城鎮群和微城市也將得到迅猛發展。大數據刺激著大都市感知層、網絡層、平臺層和應用層的“神經”，推進智慧城市的標準指導、分類規范以及評價指標建設。通過城市大數據的廣泛應用，智慧城市能夠充分運用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城市運行核心系統的各項關鍵信息，能夠對于包括民生、環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務、工商業活動在內的各種需求做出智能響應，能夠科學合理地配置城市資源，不斷提高城市管理能力和城市服務水平，從而為人類創造更加美好的城市生活。
（2）市場監管。市場監管通常可分為三類：第一，市場準入監管，包括市場準入的注冊數據和協助市場主體登記注冊數據；第二，市場競爭行為監管，包括對正當競爭行為的保護和對采取虛假、欺詐和損人利己等手段牟取暴利以及擾亂市場秩序等的不正當競爭的懲罰；第三，市場活動監管，包括食品安全、醫療、合同、廣告、商標、版權、信用、消費維權等方面。依據市場監管的活動、程序和類型，大數據驅動市場監管能夠走向實時監管、全程監管、精準監管和精確監管。大數據驅動城市經濟活動的市場主體設立和經營行為越來越多地從線下轉移到線上，監管執法人員充分運用大數據技術實施數字化監管，實現由定性分析、主觀判斷、人腦記憶式管理向定量分析、數據統計、電腦記錄式管理轉變。大數據驅動的市場監管鎖定已經明晰的各種市場風險，獲取由數據淺層到數據深層的市場行為數據。利用電腦記錄、數據統計和模型分析對監管、執法、維權、信訪等數據變動情況進行量化分析，找準市場監管的重點、難點以及多發區域、多發類型和薄弱環節，對市場秩序的變化趨勢進行預測分析，對市場監管做到提前預警、提前預防、提前介入。由此可見，大都市治理通過大數據技術重構市場監管理念、強化市場監管力度、提升市場監管能力，為實現在線即時甚至是非現場化的市場監管提供了重要的技術支持。
（3）公共服務。隨著以大數據為支撐的公共服務設施的不斷完善和公共服務大數據共享平臺的搭建與整合，通過對用戶數據與業務數據的搜集、分析、整合、萃取，能夠促進政府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化解都市居民“找誰辦”、“去哪辦”、“怎么辦”的疑惑，更好地滿足都市居民個性化、定制化、多樣化的公共服務需求。大都市公共服務通過大數據技術降低服務門檻、清晰服務清單、簡化服務環節，實現都市公共服務由粗放式供給轉向精準化供給，解決困擾已久的“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老大難問題。同時，大都市通過數據化、物聯化以及智能化手段能夠使城市教育資源做到精準投放、醫療衛生資源得到合理配置，能夠使有限的公共服務資源實現效用的最大化。當然，大數據時代的都市公共服務需要實現政府、社會以及個人的有效鏈接，只有把大數據作為連通公共服務目標的橋梁和活絡公共服務資源的潤滑劑，才能助推大都市公共服務不斷走向標準化、精準化、便利化和體驗化。
（4）環境保護。大都市環境遭受光污染、噪聲污染、水污染、大氣污染、電磁波污染、固體廢棄物污染、土壤污染等威脅，這些都與我們熟視無睹卻客觀存在的“經濟戾氣”具有極強的關聯性。通過大數據技術對環境數據的收集、公開與共享能夠全析化認知城市環境問題，也為深化城市環境治理打下了牢靠的數據功底。通過大數據對大都市環境數據進行深層挖掘，可以引導我們從因果分析轉向相關分析，注重污染物排放與環境、氣象以及健康等多種復雜信息或指標數據間的“漣漪影響”，不斷克服信息模糊、信息遺漏、信息偏袒所造成的環境問題成因不明和環境損害程度評判不準的弊端。同時，積極運用大數據技術能夠進一步完善環境監測制度，全面分析城市人口數據、人口流動數據、產業結構及分布數據、地理環境分布數據等外部數據，利用“數字皮膚”的集成傳感功能、聯通交互功能以及服務導向功能，使得環境質量監測點位（斷面）的布局更加具有代表性、科學性與可行性。此外，通過都市環境大數據建設科學、合理、實用的環境監測網絡，能夠全面客觀地反映大都市環境質量狀況，以此掌握和評價環境質量的現實狀況及其變化趨勢，從而實現環境監測數據、資源、服務的全面共享。
（5）公共安全。現代公共安全的內容不僅包括個體的身心健康與護佑，而且包括社會和國家層面的安定與和諧，這與大數據催生的以數據整合和數據分析綜合應用為主要特征的“公共安全2.0”內涵十分契合。通過大數據技術克服了僅憑知覺與經驗層面的粗放式公共安全管理模式，引領大都市公共安全管理進入精細化管理和精準化治理階段。眾所周知，公共安全大數據主要包括社會治安類安全數據（治安環境、犯罪信息等）、消費經濟類安全數據（如信用卡信息）、公共衛生類安全數據（空氣質量、傳染病、食品安全信息等）、社會生活類安全數據（氣象、交通信息等）等類型，強調“以事實為基礎、以數據為核心的精確管理”會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有限理性特性的公共安全管理者所無法克服的缺陷。在大都市公共安全治理中，若能借助大數據、互聯網技術便可實現城市公共安全的預警管理，當手機數量超過預警時，積極采取短信、微信等方式提前告示和采取限制行動便會避免悲劇發生。隨著公共數據開放力度與廣度的全面提升與拓展，公眾對于公共安全知情權也會提升，公眾參與和公眾監督也會大大加強。
（6）應急管理。大都市應急管理的對象通常就是都市突發性公共事件，比如食品安全事件、環境污染事件、社會治安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等。突發性公共事件具有緊迫性、動態性、不確定性、不穩定性的特點，應對不當、不及時危及公眾的生命安全和財產安全。毫無疑問，應急管理過程可以分為事前、事中和事后三個階段，包括預防準備、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善后恢復等多個環節。在大數據時代，數據技術的嵌入可以幫助政府應急管理深入到整個應急管理的每個過程、每個環節、每個階段當中，不斷提升政府的應急管理能力和水平。通過城市數據的收集和分析，找準大都市的“敏感部位”和“脆弱地帶”、強化大都市生命線管理。其中，大都市生命線系統是大都市應急管理的核心和關鍵。大數據對突發性公共事件預測、預警、處置、恢復的能力愈強，大都市應急管理的科學性、前瞻性、精準性、動態性水平也就愈高。同時，大都市應急管理研究還需要加強大都市大應急的“無縫隙”系統構建、流程再造中的平滑對接、數據公開環境下的社會力量介入以及“價值盲區”和“價值處女地”的視線回歸等方面的研究。因為，“零風險”并非一種可能性大小，而“安全”也并非等同于“無風險[[19]]。
四、大數據驅動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學術向度
隨著城市化步伐的大大加快，大都市對于土地承載、人口吸納、信息技術發展與創新、文化生產與傳播、交通物流運載、基礎建設與公共服務等方面產生強大的生存依托壓力。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則更像是大都市治理研究載御而來的“東風”，大數據為大都市發展的戰略部署、城市效應的空間擴散以及圍繞城市展開的區域治理開辟了全新的學術思維與實踐路徑：
第一，走向真實研究。馬克思曾預言：“科學，只有從自然科學出發，才是現實的科學。歷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為人這一過程的現實部分。自然科學往后將包括關于人的科學，正像人的科學包括自然科學一樣：這將是一門統一的科學”。[[20]]只有使社會科學不斷走向自然科學化，才能實現社會科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才能更加客觀、完整、準確地把握人類社會的現象、本質與規律。在大數據時代，大數據的出現和驅動將會使社會科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緊密地融合起來，通過數據的介入和論證，社會科學研究將會更豐滿、更真實。如今，多學科、跨學科研究與日俱增，傳統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引入多元計算機處理模式和分析方法，借助計算機存儲功能和開放數字學術資源，運用復雜運算和分析的計算機模擬與實證研究以及以事實和證據的科學預測與案例證據研究等議題均已展開，對社會科學知識的獲取、標注、比較、取樣、闡釋與表現方式的變革是根本性的。因此，大數據驅動大都市治理研究能夠沿襲自然科學研究范式，降低大都市治理過程中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更好地用數據描摹過去難以刻畫的抽象都市概念和城市知識本體，提供一種綜合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的可行途徑，尋找到一種無需預設理論假定而從城市數據集中抽象和發現大都市治理真實規律的研究方法。
第二，走向全面研究。城市大數據是大都市治理過程中自動化存儲的數據，在軟硬件均已成熟的條件下便可分析的海量數據。在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大數據挖掘和分析可以集中獲取三方面的城市數據：身份、ID、流動、登記、就業、生產、消費等行政數據；金融、生產、交易、勞動、工資等商業數據；經濟、教育、健康生活的各類調查數據。這些城市數據為理解且深入探討數據資源化與研究素材數字化在大數據的全周期研究與多維度研究中的作用導向夯實了基礎。我們知道，以往社會科學研究成果主要依靠文獻引用、轉述和評論等主要形式，而數字人文研究可記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完整過程，資源化的原始數據、中間成果得以立體化應用，再利用水平顯著提升。[[21]]隨著存儲技術和其他軟硬件技術的改進，海量數據的處理能力顯著提高，數據挖掘算法不斷得到優化和豐富，特別是統計分析和機器學習的神經網絡建模技術發展，抽樣已經不是必備的手段和方法了。國外以在線實驗室、項目網站、開放數據集、項目論壇、項目社會網絡為特征的立體開放研究思維普遍確立，社會科學的可參與性研究顯著增強。大數據的廣泛應用催生了新技術的快速推廣和普及，文本挖掘、意見挖掘、NLP自然語言處理、網絡分析SNA、神經網絡算法、數據可視化等一些新的涉及大數據挖掘技術會幫助研究者全面掌握大都市治理的各項數據和其他有用信息。因此，借助于大數據技術和方法，大都市治理研究能夠全景式、立體化地剖析大都市架構和大都市治理空間，通過“大樣本”和“全樣本”全景式地獲取大都市的“硬件”和“軟件”信息，避免了因為通過“小樣本”而展開的疏漏式研究以及“只見樹木，不見森林”這種以偏概全的片面式研究，從而走向全面研究。
第三，走向深度研究。立足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學術前沿，堅持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并重，傳統學科和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并重，促進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相互滲透，推進研究方法和科研手段創新，推進學術觀點創新，積極推動大都市治理的深度研究開展。大數據條件下，社會科學研究更加注重片段數據、海量數據、非結構化數據的采集、清洗與分析，通過碎片化重組，深度揭示難以處理或無法預知的科學問題。29大數據重在發現知識、預知未來，為探索未知的社會現象帶來機遇。眾所周知，大數據是具有價值關聯性的海量數據的“集大成者”，大數據擴展了人類的經驗范圍，通過大數據的統計描述可以展開對研究對象的縱深探究，可以觸及事物本原，從而能夠達到發現規律、揭示規律的目的。因此，運用大數據的技術和方法，以大都市治理問題為導向，可以挖掘和集合城市所有數據甚至數據源，尋找到大都市和大都市治理中的“敏感部位”和“脆弱地帶”，從而達到去都市表象化和探究到都市治理“神經元”的目的。面對大都市治理系統的復雜性和城市數據的海量性，大都市治理研究不僅僅只專注于傳統的因果分析，而且更專注于大都市治理的相關分析，從而為政府治理紛繁復雜的都市問題制定行之有效的對策和措施。同時，大數據內含的可視化技術能將相關城市數據的計算化結果簡明地呈現出來，能夠增強大都市治理研究的可理解性與可閱讀性。
參考文獻
【項目來源】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國家大數據戰略實施的關鍵路徑及其行動策略研究（15AZD077）【作者簡介】陳潭（1969—），湖南常寧人，法學博士，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鄧偉（1991—），陜西寶雞人，廣州大學大都市治理研究中心學術協理。
[[1]]Graham-Rowe D,GoldstonD,and Doctorow C,et al .Big data: science in the petabyte era[J].Nature,2008,455( 7209):8-9．
[[2]]Manyika J，Chui M，Brown J，et al.Big Data:The Next Frontierfor Innovation，Competition and Productivity ［R］.Mc Kinsey Globlal Institute，2011.
[[3]]http:∥www.Gartner.com/it-glossary/big-data
[[4]]http://www.emc.com/collateral/demos/microsites/emc-digital-universe-2011/index.htm
[[5]]李國杰.大數據研究的科學價值[J].中國計算機學會通訊,2012,(9):8-15．
[[6]]易承志.大都市與大都市區概念辨析[J].城市問題,2014,(3):90-95.
[[7]]Michael Storper.Governing the Large Metropolis [J].Territory, Politics, Governance,2014,22
[[8]]Daniel Kübler and Hubert Heinelt.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Democracy and the Dynamics of Place. in Hubert Heinelt and Daniel Kübler eds. Metropolitan Governance: Capacity, Democracy and the Dynamics of Place. London: Routledge, 2005.
[[9]]錢學森等.論系統工程[M].長沙:湖南科技出版社,1988.
[[10]]喬恩·皮埃爾,陳文,史瀅瀅. 城市政體理論、城市治理理論和比較城市政治[J]. 國外理論動態,2015,12:59-70.
[[11]] Northam R. M.Urban geography[M].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1975.
[[12]] 維克托·邁爾-舍爾維恩，肯尼斯·庫克耶．大數據時代［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13]] Borja J,Castells M. Local and Global Management of Cit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M]. London: Earthscan. 1997
[[14]]章政,閔瑛美,王大樹.大數據時代的社會治理創新與居民信用管理[J].新視野.2015，(6):73-77．
[[15]]劉易斯·芒福德，宋俊嶺等譯.《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5．
[[16]]韋國榮.廣州建設國際大都市生態環境[J].城市發展研究,1995,(5):45-62．
[[17]]The World Bank.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 -Income Society.［EB／OL］.http:∥www.world Bank.org,2012:23-24．
[[18]]I.A.T. Hashem, V. Chang, N.B. Anuar, et al. The Role of Big Data in Smart 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2016, 36(5):748-758.
[[19]]Petak W J. Emergency Management: A Challeng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85, 45(4):3-7.
27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8.
28，29孫建軍.大數據時代人文社會科學如何發展[N],光明日報,2014-07-07（11）.
京公網安備 1101050204934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