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機構撰寫的《中國個人信息安全和隱私保護報告》正式公布。經過對全國100多萬份調查問卷的分析，發現全國多達81%的人收到過對方知道自己姓名或單位等個人信息的陌生來電；在購房、升學等個人信息泄露后，受到營銷騷擾或詐騙的高達36%。
應該說這些數據“并不新鮮”，無非驗證了公眾的日常生活中被詐騙電話、推銷短信騷擾的現實。自今年8月“徐玉玉被騙身亡案”之后，全社會一片對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的喊打之聲，前不久通過的《網絡安全法》也重點強化了保護個人信息的措施。
這兩年隨著“大數據”的方興未艾，一些倒賣公民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卻堂而皇之地冠上了“大數據”“數據驅動營銷”“用戶畫像”的高科技名頭。這是渾水摸魚，也篡改了“大數據”的本義。
其實，直接出售動輒幾十萬份包括了用戶具體的身份證號碼、手機號碼、住址、工作單位信息的數據庫，營銷人員按照這個數據庫逐個打電話，進行營銷，甚至騙子拿來行騙，這并不是什么“大數據營銷”，這就是泄露公民個人信息。
首先，正規的“大數據分析”，必須以保護用戶隱私權為基礎，在進行“用戶畫像”等數據使用之前，必須要對原始數據進行“脫敏處理”：水印（對局部信息的掩遮）、泛化（對數據進行更概括、更抽象的描述）、加密（應用密碼技術對數據進行封裝）、失真（采用添加噪聲等方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擾動處置，但還要保持原有的數據統計方面的性質不變）、歸并等。所以“大數據技術”絕對不是賣原始數據，那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權的。
其次，從信息的程序保障來說，保證數據從采集開始直至輸出，任何數據的訪問、使用，都必須經過特定的審批流程并保留相關記錄信息，避免非必要的信息接觸行為。這就必須規范數據企業內部的流程。
第三，采集、存儲、利用個人信息應當符合“目的明確原則”和“合法必要原則”。采集公民的個人信息，必須征得公民的同意，并且在采集之前就要向公民明示信息的使用目的、使用范圍，而且所采集的信息必須是“必要的”，否則就是在對公民進行“信息勒索”。如果信息的后續使用需求與初始授權不匹配，必須有重新授權機制。例如，芝麻信用在對數據進行持續開發時，就會讓用戶直接與征信機構發生授權交互確認，以保障授權的有效性。
2015年9月，國務院印發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大數據”的應用絕對不是什么洪水猛獸，公眾不能因為發生了“徐玉玉案”就因噎廢食。但也要看到，現實是“大數據”行業還處于野蠻生長期，泥沙俱下，甚至倒賣公民個人信息者，也公然號稱自己在從事“大數據”行業。這也給行政、司法部門執法帶來了一些困擾。
在沒有國家具體法律規定的情況下，第一步是強化行業的自律，建立公認的行業標準和技術規范。比如，目前芝麻信用、華道征信等大數據企業對于信息采集、脫敏各有一套自己的規范，下一步是如何形成行業標準，進而上升為國家法規。
我們期待的是“把大數據關到籠子里”，為大數據行業立下規矩，讓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的違法行為，在大數據行業沒有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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