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三四年中，大數據以極快的速度從概念走入現實，深度嵌入到了經濟社會中的方方面面。回望來路，大數據究竟給發展帶來了哪些切實的機遇？面向未來，政府治理究竟該如何適應這一新的科技革命？
就上述問題，近日，筆者專訪了大數據領域的知名專家車品覺先生。希望本次專訪的內容，能夠對大數據的繼續發展提供討論的火花。
車品覺先生現任中國計算機學會大數據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管理學院客席教授等職。車品覺先生于2010年加入阿里巴巴集團，擔任阿里巴巴集團副總裁、阿里巴巴集團數據委員會會長，負責阿里大數據體系的整體規劃。2016年4月，車品覺先生由阿里巴巴集團去職，加入某知名投資機構，其視野也從一個大公司的內部運作轉向全社會的創新創業生態體系。
本次專訪內容較多，為便于微信閱讀，我們分為三篇刊發，第一篇談大數據發展的最新趨勢（點擊文章標題跳轉：車品覺：我們正站在大數據帶來的整個創新生態的臨界點），第二篇談政府和企業在大數據流通中應當注意的問題（點擊文章標題跳轉：車品覺：數據交易不是買賣沙發，他敢賣你敢買嗎），第三篇談政府在大數據發展中應當扮演的角色。本文為第三篇。
1
一般投資項目，政府不要領投，要跟投
問：
“
在政府開放數據，企業也合規分享數據的情況下，大數據促成的新生態勢必會蓬勃發展。在這樣的新生態里，政府除了開放數據，是否也可以直接投資一些項目加速整個大數據領域的發展？
”
車品覺：
香港政府有一個事情做得不錯，但是大陸沒有做。好像叫一對一，就是如果一個項目你能讓投資人投，那么政府也跟著投。投資人其實是有他的眼光，我做投資人的時間還不是很長，但是我覺得他們對企業的評估，有自己的衡量，這是很專業的事情。
舉例來說，我在阿里有一次準備要做一個項目，一個很好的項目。然后我就找我老板。我當時的老板也是一個高級副總裁，我跟他說要給我一點人。他的第一句話是“別的部門有沒有幫助你”，我說“有，有幾個部門都給了我兩個人”，然后老板就說“他給你兩個人，我也給你兩個”。后來我問我老板為什么？他說，“很簡單，在一個生態里面，當一個東西好的時候，你會發現別人會看好你，自愿幫你，這個項目一定成功。別人不看好的，硬給資源一般是浪費。”
為什么會這樣講？因為大家都有一種普遍心理：我不懂，但我可以跟著懂的人去投項目。所以聽說我們公司投了的項目，其他公司一定會跟投。就是說，如果幾家大的、權威的投資公司投資一個項目，很多小的公司都會跟著投這個項目。
因此，政府如果跟投是可以的，不要去做主投。而且如果政府要投資，一定不要做天使投資人，天使人就是在項目早期投資一百萬以下的那種。我認為政府應該是在項目有眉目的時候跟投，而不是在項目早期進入。我不知道這對不對，我只是覺得政府是很難做好這個角色的。說實在的，政府在這一點上想的還是對的，但是做得好不好還不知道，但是這個方法還是可以的。
問：
“
這就引出來一個比較關鍵的話題，政府內部分析產業趨勢的智庫，也是可以做政府項目投資分析的。事實上我們國家的產業政策很多時候就是這樣落地的。
”
車品覺：
在整個投資的過程中，投資公司厲害的地方往往是在于它的數據分析團隊，分析師很厲害。所以說，政府找到的智庫幾乎沒用。我自己就是政府的智囊，連我都沒有信心看清楚的，我不覺得政府可以。
我問過美國的朋友一些關于政府投資的問題：政府該不該搶風投這碗飯？如果其他人不投，政府該不該領投？該不該和私人機構競爭？這些問題，他們也沒有確切答案。一般投資項目需要投資方法——政府不要領投，要跟投。除非我們看到的項目是非常底層的項目，這樣政府可以早一點參與。就是說如果這是一個基礎建設，政府可以砸一點錢，政府主投。但是一定要有私人的投資者跟投，如果私人投資者不跟投，那么政府也沒必要繼續砸錢。因為政府主投的項目是相對有優勢的，但私人機構經過分析不投資的話，那么這個項目肯定存在一些問題。
就大數據這個領域而言，前面說了政府的作用是催化，是鼓勵，而不是投錢。連私人投資都不投的（一般投資）項目，政府居然投資了，那肯定是有問題的。
2
中國現在很需要有首席數據官
問：
“
按照您的看法，政府不便直接投資項目，那么政府在“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新生態中，主要責任是不是就是開放政府數據，這件事該如何施行，政府在其他方面還可以有什么作為？
”
車品覺：
我想說，現在政府都很急于把大數據往前推，但是很多時候都是想著立即解決問題，但其實，政府有什么樣的數據，什么能開發什么不能開發，哪些數據開放之后對整個社會有幫助，哪些數據跟別的數據進行關聯才有用，這些問題都是需要通盤考慮的。
也是在這樣的理解基礎上，我認為中國現在很需要有CDO，美國每一個州都應有一個CDO（首席數據官），白宮已經有一位CDO。這樣一個角色非常重要，因為盡管我們很多人都是做數據的，但還是隔行如隔山，譬如我在阿里數據委員會的會上經常講，我自己最懂的還是電子商務數據，旁邊做物流的數據我也要請教才了解，對于整個國家來說，系統處理各方面的數據顯然要難得多。所以我認為一個國家、每一個地方都應該有一個CDO，而且要盡快。
譬如用上海做例子，上海能不能有一個CDO，真的是在上海市長之下做這個CDO，幫市長處理各部門之間的數據？
我在阿里時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建立阿里的公共數據，現在我的部下還在繼續做，其實這個事情挺有意思的，但是一定要一把手支持，要不然做不了。政府部門也是一樣，在一把手支持下打通各部門的數據，把各部門數據變成公共產品給政府各部門使用，然后部分公開給企業用。這里面有一個麻煩的地方，每一個部門都有自己的數據，但都不想公開，所以這就是為什么要一把手支持。
問：
“
如您所言，政府應當設立專門的CDO職位，幫助一把手統籌處理各方面的數據。但是從國際經驗來看，以及在國內一些地方的實踐來看，政府部門的開放以及如何處理開放數據帶來的系列問題，其實工作難度都是很大的。
”
車品覺：
所以如果上海設立一位CDO，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必須把數據聚起來，不要各個部門說有什么隱私問題，而是說我這個CDO的職責就是保護你的隱私的，所以你的數據要放到我這里。在阿里，公共數據的處理，我們自己有一個中央部門去負責；在上海，數據的處理，也應該有市長批復，有CDO批復。隱私的問題，交給我中央部門來負責。
我在阿里怎么評定數據的使用，第一有沒有隱私事情，第二有沒有影響到國家利益以及我們的企業利益。我就做這樣的決策人。政府的CDO也應該是一樣的。
3
上海最有能力做大數據生態治理的樣板
問：
“
CDO的職責不只是開放數據，但僅就開放數據而言，在機制方面您有什么可以建議的？
”
車品覺：
我覺得還是應該找一個標桿，有一次見成都的市長，他說了一句話，如果成都醫療的數據全部開放，你能做嗎？當然這些話有后話，你怎樣保護安全，你怎樣防止泄露？這肯定是一個前提。只是說領導的想法就是你要什么數據，只要國家安全跟隱私可以保護，就都可以給你用，你們去想辦法就行，只要你們有辦法，數據我一定開放。
這種思路和美國政府稍微不一樣，美國不是只給你一家用，你跟政府要求說要某一種數據，政府會考慮給你，但是如果開放了，就不是只放在你口袋里，也要給別人用。所以政府數據門戶網站上開放的數據，最好不是政府覺得應該開放的數據，而是企業覺得有用的數據。不是政府說應該挺喜歡天氣數據就放一個天氣數據，而是應該有商業邏輯在里面。每一個開發出來的東西其實必然是有一個面向需求的開發。
問：
“
除了開放數據，CDO還應當有什么樣的職責？
”
車品覺：
如果要開放一些數據，那么政府應該讓誰去評定應不應該開放，這個委員會在哪里，用什么機制開放出來，這是CDO的首要責任。另外就是投資，如果有人準備在上海做大數據方面的創業，到底政府應該怎么幫他們，這也很重要。當然還有一方面前面已經提到，就是對企業在數據互聯中出現的問題進行判斷和處理。
問：
“
大數據的生態治理，給政府治理帶來了新的挑戰。您覺得國內各地方政府這方面的施行情況如何？
”
車品覺：
我覺得上海可能是最有能力做樣板的地方，要全國做太難了，如果上海做不成功，不要期望別的地方可以做成，但是如果上海要做，千萬不要學某些地方只做門面的東西，這個門面東西只是給上面看，連自己都不相信，這會影響到當地的利益。
上海官員其實還是挺開明的，有一次負責信息化的一個部門讓我去評智慧城市的項目，給我看了一本很厚的材料。我當時跟負責人說，“一定干不完”。我看里面的內容很多是把以前十幾年老賬翻出來，然后包裝成一個智慧城市，是大家都奔著智慧城市這個名字，把以前干不出來的東西都套進去，而且你這個專家評審只給我五分鐘發言，怎么夠？后來這個負責人聽進了我的批評，之后的評審會不僅又讓我來，還把上海市民找來，三百名，一起討論。所以我覺得上海的政府官員還是挺開明的。
4
人才的稀缺比數據稀缺更加恐怖
問：
“
除了政府的治理水平，在市場創新方面，您覺得什么是大數據的生態發展中最重要的要素？
”
車品覺：
其實最近兩三年中國的數據人才是不夠的。最好用的人往往是做數據已經有五年經驗的人，數據的經驗積累還是需要的，畢業五年之后是最好的，所以現在有非常多的創業公司，但是沒有足夠多的人才。人才的稀缺其實比數據稀缺更加恐怖，很多人以為數據稀缺是第一困難，其實人才是第一，數據第二，第三才是生態。
人才到中國，第一件事情是看有沒有好學校，小孩子怎么辦？國際學校很重要，因為這意味著五年后是否還有可能回美國，五年后怎么與美國接軌？有些海外人才很喜歡中國，但是問他“子女要讀書，你會把他送回美國念書還是在中國”，他就卡殼了。在杭州，阿里最頭痛的就是，請那些數據科學家過來之后，他們一看幼兒園發現沒有一家比較好的，國際學校也幾乎沒有，只有一家但是跟上海沒辦法比，就打退堂了。北京的話，人家一看霧霾就不想了。配套設施其實就是上海好，什么東西能吸引世界人才，世界人才就會到那個地方。
所以政府對大數據的支持，與其直接給公司投資，還不如做些這方面的工作，千萬不要像以前那么笨，直接給好處、給公司好處。
第二個最重要的是，對搞大數據、人工智能的人來講，旁邊那個人是不是高手很重要。人才都要在高手的環境生態里面。譬如我以前的分析師團隊，可以說中國分析師團隊沒有比阿里厲害的，因為旁邊那個人很厲害。硅谷為什么會厲害，因為它要解決一個問題的話，旁邊就有他需要的人。
這個事情可以學習新加坡。我記得當年香港政府的一個人來我辦公室，問阿里巴巴能否在香港做一個數據研究所，我說你可以給我什么？他說“我們政府沒有給這方面政策”，我說我作為香港人很想幫助你，但是你要有政策才行。我告訴他們新加坡是怎么做的，新加坡的處長每兩個星期都會來我辦公室回訪。新加坡給錢、給人、免稅讓我們過去。他們的官員真的是每家大公司去拜訪，找機會讓你在新加坡落地，哪怕是只有一個小辦公室。我覺得新加坡做得真的很好，他們官員的積極性真的很高，他們很希望自己可以成為亞太區的總部。
5
上海和香港最有機會成為全球數據特區
問：
“
如您所言，如果一個地方的政府治理水平有保障，同時能夠吸引人才的流入，那也就意味著大數據生態在一個地方的健康發展。就您的觀察，大數據在各地蓬勃發展，各個地方也都千方百計希望能夠脫穎而出，您認為哪里最有可能成為大數據這一新生態中的關鍵區域？
”
車品覺：
我覺得上海是非常有機會的。我有個想法，是不是講出來我有一點猶豫，是什么呢？我正在大力幫香港政府，希望把香港變成國際性的數據中心，但是和你聊，我覺得上海也具備這樣的實力。因為上海有條件跟香港不一樣，如果中國選地方做成國際數據中心的話，我覺得只有香港和上海是靠譜的。
因為現在每個國家都保護數據，數據是不能出國的，美國公司的數據不能出美國，俄羅斯公司的數據不能出俄羅斯，中國公司的數據不能出中國。但是作為國際企業怎么辦？很簡單，哪里法律允許就去那里。有沒有一個特區可以讓數據放進去，讓全世界都放心把那個數據放在那里做交換和交叉？這有一點像一個安全港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上海可不可以成為一個這樣的特區。
其實這個優勢香港也有，也不一定這個世界只有一個數據中心，中國也不一定只有一個，為什么不能有兩個？我覺得，上海、香港兩個自己跑，誰能贏誰？現在要說服的不是中國政府，而是美國、歐洲，讓它們相信可以把數據放進來。
如果不行呢？可能要跟“一帶一路”聯系起來。我們不一定能說服美國、歐洲，但是我可以說服“一帶一路”的國家。能把這些國家的數據放在上海或者香港，也是不錯的。
作者為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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