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觀的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與宏觀的社會信用體系之間實現無縫對接，無疑會放大機制本身的波及效應，發揮其服務于解決執行難問題和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雙向功效。

“加快建立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威懾和懲戒法律制度”，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明確要求。日前，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圍繞建立健全聯合懲戒機制這一核心，以系統化、信息化、技術化手段，確定了11類37項具體懲戒措施，形成標本兼治、綜合治理解決執行難的工作格局。

加快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為互通互聯和交換共享樞紐，一方面將失信被執行人信息與各類信用信息互聯共享，實現對失信被執行人的跨部門協同監管和聯合懲戒，可以有效促進被執行人自覺履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確定的義務；同時將失信被執行人信息納入社會信用信息，可以有效警示社會交易風險，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使誠實守信成為全社會共同的價值追求和行為準則。另一方面，通過各類信用信息回流全國法院網絡執行查控系統，實現對被執行人財產的網絡化、自動化精準查控，提高執行效率，確保有財產可供執行案件在法定期限內基本執行完畢，無財產可供執行案件快速退出執行程序，提升執行公信力。

將失信被執行人信息納入社會信用信息，構建“一處失信、處處受限”的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工作體制機制，不僅有助于推動執行難問題的解決，也是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內容。在社會經濟活動中的各種信用信息中，不履行法院民事執行文書的信息是最高位階的失信信息，社會大眾毋需再分析判斷即可直接采信。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作為諸多利益的交集點對于民事執行本身以及民事執行之外均有重要的價值。從民事執行之內的價值看，該機制以調整誠信利益為手段，迫使被執行人自動履行，有效推動執行難問題的解決。人人都是本身利益的最好裁判者。在執行程序中，被執行人作為“經濟人”，也會作“成本——收益”的抉擇。當失信成本遠遠大于其失信行為所得來的利益時，守信將是行為人的理性選擇。為了走出“違法比守法有利”的囚徒困境，必須加大被執行人失信成本，運用履行成本這一“杠桿”，全面擠壓失信被執行人的生存發展空間，使有履行能力的被執行人因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書比自動履行付出更大的經濟和信用代價，形成被執行人自動履行為主、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為輔的工作新局面。

推進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建設，破除各地區各部門之間以及國家機關與人民團體、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之間的信用信息壁壘，將被執行人履行債務狀況與其信用狀況掛鉤，通過網絡自動抓取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嵌入單位管理、審批、工作系統中，實現自動比對、自動監督，并自動采取攔截、限制、禁止、懲戒等措施。這一機制的實施，從法律、經濟、政治、輿論等各方面對失信被執行人布下天羅地網，形成多部門、多行業、多領域、多手段聯合信用懲戒工作新常態，讓失信被執行人一案失信、處處難行，迫使其自動履行法定義務，形成解決執行難的強大合力。從民事執行之外的價值看，該機制以公開失信信息為手段，警示社會交易風險，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市場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信用經濟。社會信用體系的核心是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信用信息的記錄和傳播機制，把失信行為個體間的矛盾轉化成失信者與全社會的矛盾，依靠市場經濟內生的力量，形成社會對失信者的社會聯防懲戒。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將民事執行個案的被執行人失信信息上升為可供社會公眾查詢的信用信息，公開的過程有效地演繹為向被執行人施壓的手段，迫使被執行人不得不審慎地選擇是否履行義務；同時，公開也使得該機制突破了民事執行的內在體系，將失信被執行人信息作為重要信用評價指標納入社會信用評價體系，警示失信被執行人的潛在交易對象謹慎交易，減少債權實現不了的糾紛，讓執行信息進入社會領域成為保護交易安全的有力手段。

從這一意義上說，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不僅僅是執行機制的創新，更為社會信用體系建設提供了信息基礎。另外，法律的真正目的是誘導那些受法律支配的人求得他們自己的德行。置于社會信用體系中的失信被執行人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機制，通過對失信被執行人懲戒功能的實施和法律指引功能的發揮，為失信被執行人提供消極的體驗內容。這種強制矯正行為，不僅使失信被執行人為其失信行為付出代價，而且以執行個案中的被執行人失信信息公開為消極誠信范例形成社會示范效應，引導和推動社會誠信道德建設。據此，《意見》開宗明義指出，人民法院通過司法程序認定的被執行人失信信息是社會信用信息重要組成部分。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監督、警示和懲戒，有利于促進被執行人自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提高司法公信力，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將社會信用信息與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無縫對接，推進多處財產、集約查控的網絡執行查控系統建設，不僅可以提高執行效率，也有助于提升執行公信力。民事執行的標的可分為財產和行為，實踐中的民事執行絕大多數是對財產的執行，而有時對物的交付和行為的執行也可轉化或衍生出對財產的執行。執行難，主要是找不到人、查不到可供執行的財產。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不僅需要具備信息收集功能，還有相應的信息共享渠道。有了這個渠道，人民法院可以便捷地查詢到被執行人真實完整的信用信息，從而精準及時地查找被執行人和控制財產。在“互聯網+”的新業態下，要改變“登門臨柜”查人找物的傳統模式，強化大數據整合、應用，實施網絡執行查控的集約化模式，通過社會信用信息與被執行人名單信息的對接和共享，讓被執行人財產狀況、個人信息等完全暴露在執行措施之下，進而倒逼其主動履行義務，真正破解查人找物這一制約執行工作的瓶頸。

一方面，在人民法院內部，要以執行案件流程信息管理系統為依托，整合執行案件信息資源，建立全國四級法院互聯互通統一的網絡化執行辦案平臺、公開平臺和案件流程節點管理平臺，完善網絡化查找被執行人和控制財產的執行工作機制，實現執行工作的“一網打盡”，提高執行工作智能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在人民法院外部，加強與各政府部門、企事業單位之間的網絡連接，實現被執行人財產信息與執行案件的精準對接。

目前，網絡執行查控系統的查詢范圍，從最初的20家銀行的1類存款信息，擴展到現在的與中國人民銀行、公安部等13家單位、3000多家銀行，查詢11類14項信息，包括賬戶信息、存款、車輛、船舶、股票、銀聯卡消費記錄、工商登記等信息。在此基礎上，《意見》指出，要通過政務網、專網等實現人民法院執行查控網絡與政府部門及各金融機構、銀聯、互聯網企業等企事業單位之間的網絡連接，建成覆蓋全國地域及土地、房產、存款、金融理財產品、證券、股權、車輛等主要財產形式的網絡化、自動化執行查控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