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大數據”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用大數據推動扶貧精準化也不斷被提及。2015年廣西馬山事件的出現，更使人們期待和相信大數據在“精準扶貧”方面具有更大威力。確實，我國貧困人口基數大、情況復雜，以前受制于科技水平因素，有關部門長期以來主要以人工的方式采集數據和后期分析進而制定相關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了扶貧效果。

使用“大數據”的思維和方法，不啻多了一雙辨別“真貧”“假貧”的火眼金睛。有的媒體引用扶貧部門工作人員的話說：“過去，他家有三個門市房，他說有一個，我就只能相信?，F在，他們家三個門市房在哪里我都知道。”另據報道，有的地區的扶貧信息系統內還詳細錄入了貧困戶（村）的致貧原因。這些，無疑為制定符合實際情況的扶貧政策提供了更加科學的依據。

但“大數據扶貧”的一片吹呼聲，多少還是令人產生了一絲隱憂。首先，“大數據扶貧”的重點在“貧”，即作為“扶”之對象的貧困人口或貧困群體。在大數據的視野中，貧困群體以及他們的資產、收入、工作等，都可以抽象為一堆總名為“貧困”的冰冷數據，而在現實生活中，這些數據背后站立的卻是一個個活生生的人。他們有屬于自己的婚喪嫁娶、生老病死和喜怒哀樂。我們都知道，現代人講究隱私，誰也不愿自己的人生數據被公之于眾。尤其是對于貧困者而言，微薄的收入、逼仄的住房、惡劣的境遇、艱難的生活，以及造成這一切的所謂“致貧原因”，甚至作為貧困人口的一員而被“扶”這件事本身，都是他們不愿也不應被隨意揭開的。

更何況，在這大量的貧困家庭中，還有許多未成年人，或許因為扶貧的成效、機遇的垂青和個人的奮斗，這些孩子后來改變了命運、過上了體面的生活；又或許因為各種原因，他們無奈地繼承了父輩的貧窮。不管怎么樣，少時的貧苦經歷，不應像烙印一樣被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所有這些一旦被大數據化或云端化，其泄露的風險也隨之增強。

因此，在大數據扶貧的時代，由于更加細致地掌握了貧困人口的信息，扶貧部門挨家挨戶審核貧困人口信息的任務減輕了，維護貧困人口信息安全的任務卻更重了。同時，在扶貧工作開展過程中，貧苦地區及人口狀況信息是動態變化的；而且，扶貧工作越有成效，信息變化的頻率和范圍就會越大。而這些作為決策依據的信息并不會自動更新，這就要求扶貧部門加強硬件和軟件建設，提高數據跟蹤和更新頻率，使數據盡可能做到更新、更準，其對工作參考價值才能最大化。

其次，由于大數據的運用，對“貧困數據”的處理將成為扶貧部門的一項大活，這在客觀上要求工作人員更多地在辦公室內開展工作。進入貧困者家中，和他們面對面交流機會也許會因此減少。但是我們知道，貧困者所需要的不僅是一包米、一壺油或一個就業機會，還需要噓寒問暖的情感慰藉。實際上，扶貧工作人員在敲開貧困者家門的同時，也為他們打開了改變命運的心理之門。當然，大數據帶來的工作便利和效率，也有可能使扶貧人員從繁重的數據整理工作中解脫出來，以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與貧困者進行深入的交流，但這一切有賴于制度的調整和設定。

實際上，不論是廣西馬山事件還是這些年扶貧工作爆出的另一些問題，與其說是數據“失靈”，不如說是制度“失靈”，或者說，大數據不過是用來“察看”貧困狀況的工具，而真正“看見”貧困及其給人們帶來的痛楚，并采取有效的行動，卻需要依靠大數據之外的制度建設。否則，即便把貧苦大數據擺在有關部門面前，它也依然有可能對“真貧”視而不見，卻對“假貧”頻拋媚眼。

科技的進步，總向我們展示出令人憧憬的美麗新天地。對此，在熱烈歡呼的同時還應抱以冷靜的思考。每當科技前進一寸，制度往往需要前進一尺，這樣才能使它真正造福于人。大數據扶貧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