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海洋給我們提供的是人類經歷的數據資料，這些資料是我們證明、證偽歷史結論的基礎數據。希望讀者能從三位量化歷史學者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啟發。
歷史只有工業革命前后之分
大數據研究不僅能預測人未來的行為，也能讓我們更清晰地看清過往的歷史。斯坦福大學Clark教授說，“歷史只有工業革命前后之分，其他的歷史細節雖然很有意思，但不關鍵。”為什么呢?一方面，世界人均GDP在公元1800年前的兩三千年里基本沒有變化，工業革命之后才逐漸上升;另一方面，工業革命之后人類生活方式、社會結構、政治形態以及文化內涵都有了本質性變革。
公元元年時世界人均GDP大約為445美元(按1990年美元算)，到1820年上升到667美元，1800多年里只增長了50%。同期，西歐國家稍微好一些，但也只是從公元元年的450美元增長到1820年時的1204美元，英國作為工業革命的發源國也大致如此。而從1820年到2001年的180年里，世界人均GDP從原來的667美元增長到6049美元。由此可見，工業革命帶來的收入增長的確是翻天覆地的。
工業革命之前的人類既然沒有實現財富增長，那么他們都在忙些什么呢?那個時期，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有很多改朝換代，但Clark教授認為，“用不著被那些表面的東西所誤導”，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社會一直沒有走出“馬爾薩斯模式”，即在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自然災害或戰爭導致人口死亡，使接下來的人均收入增加，為生育率上升、人口增長提供條件，可是人口增長后，人均土地和人均收入會減少，使生存挑戰越來越大，又導致戰爭的發生并使接下來的人口又減少，在這個周期中循環。
Clark教授通過對英國人遺囑研究發現，在工業革命之前，英國人的生育率跟財富水平高度正相關：越有錢的夫妻，小孩數量越眾。在16世紀期間，最富的三分之一英國人死時平均還有4至6個小孩健在，中等財富的英國人離世時平均有3.5到4.5個小孩健在，而最窮的三分之一英國人離世時只有不到3個小孩活著。到18世紀末，基本情況仍然是越富有的家庭小孩數越多，只是每家的小孩數量都降到4個以下，并且各財富階層間的小孩數量差距明顯縮小。
工業革命到來之后，小孩數量就基本跟財富水平沒有關系了。而從1880年到1980年的100年間，情況正好反過來：越窮的英國人，小孩數量反而越多，完全改變了工業革命之前“適者生存”、“有錢者生存”的規律。窮者還是追求小孩數量，而富者更注重小孩的質量和自己的生活品質。Clark教授發現工業革命之后，雖然窮人的小孩數更多，但富人的平均壽命更長，這可能是后者更側重生活質量的結果。
Clark教授的研究結果對中國的歷史研究也很有啟發。公元元年時中國的人均GDP為450美元(跟西歐一樣)，到洋務運動的起點時也僅為530美元。在人們的基本生活水平幾千年沒有變化的情況下，那些制度與文化體系是經歷了幾千年的檢驗，還是只經歷了幾年、一兩個朝代的考驗，并不存在本質性差別。從這個意義上講，在收入與生活方式處于靜態不變的狀況下，那些朝代到底叫“漢朝”、“隋朝”、“唐朝”、“宋朝”，還是“元朝”、“明朝”或“清朝”，這些細節意義不是那么大，至少沒有原來我們強調的那么大。
鴉片戰爭敲開了國門，洋務運動把工業革命請進中國，由此真正把引發社會變革的工業技術和相配思維方式帶入中國，讓中國有機會走出困擾社會幾千年的馬爾薩斯式陷阱，結束過去重復的靜態朝代更替周期。
玉米和紅薯曾這樣影響中國
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賈瑞雪教授研究中國歷年農民暴動起義跟自然災害的關系。她的量化歷史研究發現：在16世紀玉米、紅薯進中國前，干旱年里平均每12個州府地區就有一個發生農民起義或暴動，而玉米、紅薯于16世紀引進中國后，即使在干旱年，每40個州府才有一個發生農民起義。主要原因在于這些“新世界”糧食作物對水稻有很強的補充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紅薯、玉米不像大米那么受歡迎，但是在干旱年份，如果是在暴動起義和紅薯、玉米之間做選擇，農民更愿意選擇后者。
哥倫布發現美洲后，西班牙人先是從現在的墨西哥把玉米、紅薯和土豆帶回歐洲。按照學者估算，僅土豆一項就使歐洲人口在1700-1900年兩百年間增長25%，使歐洲城市化率從27%到35%，并幫助催化了工業革命的發生。
這些作物隨后傳入中國。香港科技大學龔啟圣教授和他的合作者要研究的問題主要有三個：第一，到底是因為引進了這三項農作物使中國人口從1500年的1.3億上升到1900年的4億，還是因為中國人口已經增長太多，到16、17世紀不得不尋找新的糧食作物?第二，如果是這些新作物激發了中國人口增長，其具體貢獻有多大?第三，這些新作物是否也催化了中國的人均收入增長?
他們找到了23個省1330個縣的縣志，從1550年左右開始研究各縣志哪年首次提到玉米，依此勾畫出玉米在中國的擴散途徑和持續時間。他們發現，玉米最早是經三條路徑進入中國：第一條路徑是絲綢之路，玉米經中亞于1560年左右進入甘肅，第二條是經印度于1563年進入云南，第三條途徑是經菲律賓于1572年進入福建。
接下來，龔教授把引進了玉米的縣和還沒引進玉米的鄰縣，形成兩個樣本，比較這兩組縣每隔十年的人口密度差別。在考慮到自然災害、戰爭死亡等因素之后，他們的數據分析發現：按照1776年、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幾個時間點看，在每個時期，已經引進玉米的縣人口密度明顯高于沒有引進玉米的縣，而且一個縣已經種植玉米的年份越長，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種玉米的時間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6%。
經過各種嚴格計量方法的驗證，他們得出的結論為：是玉米帶動了中國的人口增長，而不是人口增長壓力迫使中國引進玉米、紅薯。而且從1776年到1910年間，中國14.12%的人口增長是由玉米所致。而從16世紀初到20世紀初，中國糧食增量的55%是由于這三項新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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