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是產業界掘金環境數據的元年,這一年有逾十家企業開始涉足環境數據產品。不過,企業數據共享難、政府信息不完善,是這片藍海的主要難題。
“2015這一年,可以被看作是環保企業發展‘互聯網+’大數據的元年。”北京桑德新環衛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桑德新環衛)總經理張新建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2015年,逾10家環保企業公開表示將大數據作為其發展方向,超過了此前數年發展數量的總和。
同時,桑德新環衛等多家環保企業推出了環保大數據平臺及產品,生活垃圾、污水處理等各類細分領域企業均躍躍欲試,探索如何在大數據領域分一杯羹。
嗅到大數據商機后,資本亦開始行動,布局環保大數據領域。
為何2015年火了
最近的合資組建大數據公司是2015年9月28日。北京雪迪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披露公告,該公司與其他四家公司擬共同出資設立重慶智慧思特環保大數據有限公司,其中雪迪龍出資750萬元。
“環保數據正在由傳統的采集監管向數據深度挖掘、分析預測及綜合利用轉變。”雪迪龍在投資公告中這樣表述。
對于合作模式,南方周末記者致電北京雪迪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對方董事會人士田堯舜介紹說:“合作企業間主要是資本和數據的合作。”
不僅如此,亦有非環保企業獨自投身于環保大數據,例如百度。
2015年9月,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與百度CEO李彥宏共同發布了百度回收站直達號環保解決方案,服務于電子垃圾綠色回收。
“百度回收站大數據的應用包括優化回收路線以節約成本、自動定價等,目前的數據采集和應用還主要集中在用戶端,未來會逐漸滲透到生產端,使得回收可以更加透明和自動化。”百度回收站在對南方周末記者的書面回復中表示。
2015年7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方案》,其中提出“加快生態環境監測信息傳輸網絡與大數據平臺建設,開展大數據關聯分析,開放服務性監測市場”,為環保大數據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支持。
“今年環保產業大數據為什么會這么火?我認為首先是源于李克強總理年初對‘互聯網+’理念的提出,這是個大背景。”廣東柯內特環境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朱斌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在桑德新環衛研究所所長崇忠義看來,環衛行業市場化,也是一大前提和契機。2014至2015年,環衛行業在多地逐漸開始推行市場化。私企從而可以進入環衛領域,負責環衛運營,進行大數據收集。
“另外,2015年新環保法正式開始實施。‘史上最嚴環保法’倒逼排污企業和政府部門逐漸重視環境保護,從而也使得環保大數據的需求進一步提升。”朱斌說。
“大數據” 如何而來
“做大數據分析,首先要有一個龐大的數據做支撐,否則是沒有意義的。”崇忠義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
目前,多數企業仍處于大數據收集階段,而一些企業選擇自己搭建平臺,通過自身的力量搜集海量數據。
桑德新環衛的大數據平臺是“環衛云”。據崇忠義介紹,桑德會為其下環衛車配備計重秤,對每個地方每類垃圾進行稱量,這就是一種環保數據來源。這樣的數據達到一定規模后,就可以對環衛作業、垃圾分類收集、廢舊物資回收等進行智能化分析管理。
2015年8月,河南大數據環保科技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河南大數據)成立并發布了CloudWTO應用平臺,服務于企業水處理的工藝段和循環水處理的流程,同時進行數據采集。
“首先,我們需要把大數據的平臺開發出來。平臺一旦建立,隨著使用者增加,便會開啟一個數據逐漸接入、數據節點逐漸擴張的過程。圍繞數據采集、傳輸、存儲、處理和應用,成為整個運營平臺的價值增長點。”河南大數據董事長苗偉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深入挖掘大數據模式則是企業在下一個階段才需要做的事情。在應用的客戶多起來以后,即可進行數據挖掘了。”苗偉表示。
然而,由于用戶的觀念問題,很多企業更傾向于把數據放在自己企業內,并不愿意交到大數據平臺,數據共享意愿不強。包括北京金控數據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產品研發經理孫瑩瑩在內的多位業內人士接受采訪時均認為,這是目前大數據挖掘收集中的主要困難所在。
還有就是依靠政府獲取海量數據,進行大數據分析。
“綠色地平線”被多位業內人士看作是依靠政府數據進行大數據分析的范例。“綠色地平線”計劃由IBM支持,與北京市政府簽署協議,應用大數據協助城市改善管理,精準預報污染,以便于政府采取積極主動的行動。
“我們也考慮過利用政府采集到的數據來做環境質量分析。但這樣做的前提是:政府強有力的支持。這樣才能采集到比較靠譜的數據。”朱斌分析,“如果是采用地方環保網站公開的環境監測數據,問題在于,這些數據是沒有經過清洗、整理的原始數據,且數據來源無法得到持續保障。”
“我們畢竟是企業,要以盈利為目標,不能做NGO的事情。而這樣對政府監測數據進行分析的方向,難以快速看到商業方面的結果。”朱斌說。
“金礦”在哪
“雖然說大數據是一座亟待開墾的‘金礦’,但是數據本身是沒有威力的,只有被開采和冶煉出來才會產生價值。”朱斌表示。
朱斌對此分析:“首先是要知道面向的用戶是誰、需求是什么,互聯網的思維是以用戶為中心的;其次要有足夠的技術,可以把大數據‘金礦’挖掘出來。”
“讓一直從事環保行業的人搞互聯網?不可能。讓一直從事編程的人尋找環保+互聯網突破口?也不可能。”一位匿名分析人士道。一些環保企業因此選擇與IBM等科技類企業進行合作,以尋求技術突破。
也并非所有環保企業都選擇與IT類企業合作獲取技術。崇忠義認為,目前技術并非主要問題。關鍵在于有想法,并去落實。
對于用戶的選擇,朱斌表示:“過去我們經常以環保部門作為用戶,后來逐漸發現,其實很多排污企業也可以成為我們的用戶。”
他表示,并非所有企業都違規偷排污染物,據調查,有70%的排污企業是認真做環保的。“我們可以為排污企業提供環保體檢、環保預警等服務。”朱斌稱,“目前這一產品是免費的。首先通過免費的模式把量擴大到一定規模,從而進行大數據的分析,然后將進一步的分析產品作為增值服務進行銷售。這是我們構想的商業模式。”
苗偉的商業模式也較清晰:“整個CloudWTO工業水處理大數據技術架構中,其戰略意義并不在于掌握龐大的數據信息,而在于對這些含有意義的數據進行專業化處理。例如通過這樣專業化的數據處理,可以幫助排污企業找出最佳用水量、最佳藥劑投加量、膜維護周期等,使得水處理設備整個工藝在最科學化的狀態下高效運行,實現節水減排、降低企業運營成本的目的。”
試水環保大數據的還有金控科技。它的野心還在于制定某個大數據的行業標準。然而目前利用環保大數據已經在做的《企業綜合指數評估報告》客戶量卻只有數百家企業。“量越大,標準才會越有依據。”研發經理孫瑩瑩表示。
對于環保大數據的作用與前景,威立雅環境服務中國區總經理周小華撰文分析:因為大數據的發展,從各個企業收集來的各種信息和項目的運營經驗能夠得到及時的反饋,經過深層次的數據分析后,能夠總結成模式,從而對于整個行業形成指導。同時,因為整個產業理念的更新和管理模式的發展,反過來又可以促進設備和技術的不斷進化,形成一種良性循環。
“或許五年,也可能只要三年的時間,這樣的環保大數據生態鏈就將建立起來。”崇忠義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