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沒有哪一次技術變革能像大數據革命一樣，在短短的數年之內，從少數科學家的主張，轉變為全球領軍公司的戰略實踐，繼而上升為大國的競爭戰略，形成一股無法忽視、無法回避的歷史潮流。互聯網、物聯網、云計算、智慧城市、智慧地球正在使數據沿著“摩爾定律”飛速增長，一個與物理空間平行的數字空間正在形成。在新的數字世界當中，數據成為最寶貴的生產要素，順應趨勢、積極謀變的國家和企業將乘勢崛起，成為新的領軍者；無動于衷、墨守成規的組織將逐漸被邊緣化，失去競爭的活力和動力。毫無疑問，大數據正在開啟一個嶄新時代。
大數據時代有什么本質特征？大數據的來源是什么？大數據又將流向哪里？大數據在提升政府治理、改善經濟治理、再造公共服務模式、激發商業創新方面有哪些卓越案例？中國需要怎么樣的戰略反應才能抓住大數據帶來的寶貴機遇？一系列問題亟待研究者給出深入解析。
“數據驅動發展”成為時代主題
如今，大數據已經被賦予多重戰略含義。從資源的角度，數據被視為“未來的石油”，作為戰略性資產進行管理；從國家治理角度，大數據被用來提升治理效率、重構治理模式、破解治理難題，它將掀起一場國家治理革命；從經濟增長角度，大數據是全球經濟低迷環境下的產業亮點，是戰略新興產業的最活躍部分；從國家安全角度，全球數據空間沒有國界邊疆，大數據能力成為大國之間博弈和較量的利器。總之，國家競爭焦點將從資本、土地、人口、資源轉向數據空間，全球競爭版圖將分成新的兩大陣營：數據強國與數據弱國。
宏觀上看，由于大數據革命的系統性影響和深遠意義，主要大國快速做出戰略響應，將大數據置于非常核心的位置，推出國家級創新戰略計劃。美國2012年發布《大數據研究和發展計劃》，并成立“大數據高級指導小組”，2013年又推出“數據—知識—行動”計劃，2014年進一步發布《大數據：把握機遇，維護價值》政策報告，啟動“公開數據行動”，陸續公開50個門類的政府數據，鼓勵商業部門進行開發和創新。歐盟正在力推《數據價值鏈戰略計劃》，英國發布《英國數據能力發展戰略規劃》，日本發布《創建最尖端IT國家宣言》，韓國提出“大數據中心戰略”。中國多個省市發布了大數據發展戰略，國家層面的《關于促進大數據發展的行動綱要》也于2015年8月19日正式通過。
微觀上看，大數據重塑了企業的發展戰略和轉型方向。美國的企業以GE提出的“工業互聯網”為代表，提出智能機器、智能生產系統、智能決策系統，將逐漸取代原有的生產體系，構成一個“以數據為核心”智能化產業生態系統。德國企業以“工業4.0”為代表，要通過信息物理系統（CPS——cyber physical system），把一切機器、物品、人、服務、建筑統統連接起來，形成一個高度整合的生產系統。中國的企業以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云提出的“DT時代”（data technology）為代表，認為未來驅動發展的不再是石油、鋼鐵，而是數據。這三種新的發展理念可謂異曲同工、如出一轍，共同宣告了“數據驅動發展”成為時代主題。
與此同時，大數據也是促進國家治理變革的基礎性力量。正如《大數據時代》作者舍恩伯格在定義中所強調的，“大數據是人們在大規模數據的基礎上可以做到的事情，而這些事情在小規模數據的基礎上是無法完成的”。在國家治理領域，陽光政府、責任政府、智慧政府建設，大數據為解決以往的“頑疾”和“痛點”提供了強大支撐；精準醫療、個性化教育、社會監管、輿情監測預警，大數據使以往無法實現的環節變得簡單、可操作；大數據也使一些新的主題成為國家治理的重點，比如維護數據主權、開放數據資產、保持在數字空間的國家競爭力等。
從哲學意義上來看，大數據不僅僅是一場技術革命，也不僅僅是一場管理革命或者治理革命，它給人類的認知能力帶來深刻變化，可謂是認識論的一次升華。具體而言，大數據可以為決策者解決“四個問題”，提升“兩種能力”。一是解決“坐井觀天”的問題，以往人們決策只能基于視野之內極為有限的局部信息，和井底之蛙無異，大數據則可以實現整個蒼穹盡收眼底；二是解決“一葉障目”的問題，以往不具備全樣本數據分析能力，只能用小樣本分析近似推理，猶如從“泰山”中取來“一葉”，而真理可能存在于全樣本的海量數據之中，借助大數據則可完全克服；三是解決“瞎子摸象”的問題，七個瞎子根本無法根據各自的認識加總出完整的大象，因為他們的信息是相互離散的，無法有效關聯起來，而大數據的基本優點是在深入關聯中還原事物的原貌；四是解決“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問題，人們習慣于因果分析，遇到這種“稀奇古怪”的因果鏈則很難前瞻和推理，但大數據注重相關關系，可以準確地發掘出規律。提升兩種能力，一個是“一葉知秋”的能力，體現大數據敏銳的洞察能力，另一個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能力；體現大數據對時空約束的突破。這些足以說明，大數據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一次升華。
中國成為數據強國的優勢、挑戰與路徑
值得振奮的是，中國具備成為數據強國的優勢條件。從2013年至2020年，全球數據規模將增長十倍，每年產生的數據量由當前的4.4萬億GB，增長至44萬億GB，每兩年翻一番。從全球占比來看，中國成為數據強國的潛力極為突出，2010年中國數據占全球比例為10%，2013年占比為13%，2020年占比將達到18%，屆時，中國的數據規模將超過美國的數據規模，位居世界第一。中國成為數據大國并不奇怪，因為我們是人口大國、制造業大國、互聯網大國、物聯網大國，這都是最活躍的數據生產主體，未來幾年成為數據大國也是邏輯上必然的結果。
盡管存在成為數據強國的潛力，但在目前的政策環境之下，我國推進大數據戰略仍存在以下幾個清晰的挑戰。第一，頂層設計方面，全球大國之間圍繞大數據的競爭頗為激烈，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國家，想要實現彎道超車，后來居上并非易事。如何能夠緊扣創新前沿，把準未來趨勢，超前戰略部署，對政策設計來說是一個非常現實的挑戰。第二，數據開放方面，“數據孤島”廣泛存在，雖然政府掌握著80%的數據，但現實中卻相互割裂，自成體系，“部門墻”“行業墻”“地區墻”阻礙了數據的流動共享，數據被視為部門的利益和隱私，這與大數據時代的基本理念準則相悖。第三，大數據相關的法律、法規、標準缺位，導致能夠開放的數據不開放，需要保護的隱私不保護，企業由于標準模糊而無法大膽創新。第四，“數據主權”容易受到侵蝕，由于數據空間是國家新的戰略維度，尚沒有完備的安全保障體系，再加上電腦、手機、芯片、服務器、搜索引擎、操作系統、軟件等核心的數據“基礎設施”大量依賴進口，數據資產極易流失，數據主權極易受到侵蝕。
把握優勢，克服挑戰，抓住大數據革命帶來的“機會窗口”，建設數據強國，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個有力支撐。然而，我們需要怎樣做才能更好地擁抱大數據時代，確保在數字化趨勢中立于不敗之地呢？首先，需要在國家頂層設計上有一個清晰的行動框架，包括由什么部門主導、哪些部門參與、什么樣的協作機制、沿著什么優先次序、克服哪些既有的障礙、達到什么戰略目標，只有這樣，各部門、各地區、企業界、學術界才能形成合力，在一個共同的路線圖上協作推進。其次，盤活數據資產，在數據開放上取得實質性突破。一些基本的建議包括：加快G2G（政府與政府之間）、G2B（政府與企業之間）、G2C（政府與公民之間）大數據開放與共享；推動基礎性、戰略性大數據資源庫整合；加強大數據基礎設施建設，編制國家大數據檔案。最后，把強大的“國家企業”和活躍的“萬眾創新”結合起來。一方面，要培育可以和國際“八大金剛”并駕齊驅的巨型企業作為大數據環境中競爭的中堅力量，同時，鼓勵和引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成為數據生態系統中的活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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