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技術的不斷創新與進步，互聯網與大數據得以飛速發展，中國新一輪信息經濟發展拉開序幕。在此背景之下，我們的政策法律應如何應時應勢而變？6月28日在北京召開的“2015網規研究大會：大數據時代的政策法規環境創新”聚焦新時代的互聯網立法，與會專家學者呼吁大數據時代需要創新的政策法律環境，推動互聯網產業的有序健康發展。
大數據被認為是繼信息化和互聯網后整個信息革命的又一次高峰。大數據即將帶來一場顛覆性的革命，并將推動社會生產取得全面進步，助推零售業、制造業、金融、能源、醫療服務等各行各業產生根本性的變革。在這場變革中，政策法律應如何應時應勢而變，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提供支撐和保障，成為本次會議討論的焦點問題。
中國電子商務協會政策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網規研究中心主任阿拉木斯說，大數據不僅帶來新的生產力、生產關系，更帶來新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革命，互聯網＋與信息社會不僅帶來無限可能和無窮想象，也帶來新的矛盾和新的焦慮。
在大數據和互聯網＋背景下，經濟社會發展有兩大特點。“第一個特點是融合，互聯網打破了各種各樣的界限，推動了產業行業的融合和政府治理的融合。第二個特點是數據作用的凸顯，信息在這個時代成為了交易的對象，產權模式發生了變化。”華東政法大學財產法研究院院長高富平認為。
相較于傳統以個體商家為主體的發展模式，大數據背景下平臺效益日益凸顯，隨之而來的是對平臺責任與發展模式的思考。
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姜奇平表示，平臺經濟的數據基礎，就是指它和大數據的關系。他說：“現在數據業務成為了主營業務，信息中心從成本中心變成利潤中心，這將成為各行各業的現實。我們看到互聯網＋X所到之處都會出現過去的主營業務向數據業務的轉變，會發生平臺和應用的分離互補。”
大數據不僅是一種海量的數據狀態及其相應的數據處理技術，更是一種思維方式與一項重要的基礎設施。
財訊傳媒首席戰略官段永朝形象地指出，傳統經濟都是“先瞄準后開槍”，信息經濟則是“先開槍后瞄準”。“表面上看是順序的差異，但本質上是思想的差異。”段永朝說。
大數據的規則：誰來保護我的隱私與權益
大數據時代，大數據在醫療、金融等領域得到廣泛運用，隨之而來的卻是數據安全與個人隱私的困境。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電子商務中心主任王健說，我們最關心的就是數據會給數據權屬人或利益方帶來很多的問題，比如我的數據被泄露了，隱私被侵犯了，數據本身在轉移過程當中可能不小心被挖掘了，甚至挖掘出來一些你不太期待對方挖掘的東西。
“數據會衍生，而且還是活的，它在不斷地變化，比如今天的數據和明天的數據不一樣。所以數據問題顯然比物的所有權甚至于人格權利復雜得多。”王健說。
高富平認為，個人信息在這個時代成為了交易的對象，產權模式發生了變化，從所有權到使用權，使用權成為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如何定位信息的產權基礎，構建信息的收集、利用和交易消費的環節，成為這個時代需要解決的問題。
阿里巴巴集團法律應用研究總監康彥榮介紹說，阿里巴巴從去年開始啟動數據的權屬保護及個人信息保護研究。核心措施就是對數據進行分類，確定權屬，同時對其中相關主體的權益進行保護，在規則確定的基礎上才能把數據通過交換和利用處理的方式利用起來。她說：“我們往外放的時候要先往回收，先確定數據利用的規則，在保護的基礎上利用。”
專家指出，數據保護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要求網絡運營者采取數據分類、重要數據備份和加密等措施，防治網絡數據被竊取或者被篡改；二是加強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防止公民個人信息數據被非法獲取、泄露或者是非法使用；三是要求關鍵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者在境內存儲公民個人信息等重要數據，確需在境外存儲或者向境外提供的應當按照規定進行安全評估。
為保障網絡信息依法有序自由流動，防止公民個人信息被竊取、泄露和非法使用，全國人大正在審議的《網絡安全法（草案）》提出了保障網絡數據安全的具體制度設計。
互聯網立法：讓子彈飛一會兒
在大數據和平臺化時代，如何界定“合法”與“不合法”，在尊重產業發展規律的同時，有力、有序地促進信息產業的發展，也對立法者、執法者與從業者提出了新的挑戰。
國家行政學院的博士后周輝說：“從有關網絡的規則到管理網絡的規則，再到現在新版本的互聯網思維下的治理規則，網規已經實現了跨越式的轉變。網規是法制思維和互聯網思維相融合的結晶，是政府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政府、社會與企業用戶多方之間的協同互動。”
與會專家呼吁，在大數據時代的背景下，政府需要在政策法規層面給予產業更多的扶持和治理創新，但是不能急于立法，應當立足發展趨勢，及時關注新觀象與新聞題，理清規制思路，“讓子彈飛一會兒”。
高富平指出，互聯網對政策法律的需求在中國要強于發達國家，不是因為互聯網產業發展超過了他們，而是因為我國的法制環境落后于國外。
“互聯網時代，新事物不斷涌現，如果連基本概念都達不成一致，急于立法真不是上策。比較好的辦法是通過企業自律，摸索形成行為規范，最后行業或聯盟內達成共識，一點一點往上走才可以上升到法律的程度。”北京大學互聯網法律中心主任張平說。
北京郵電大學互聯網治理與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曉明確指出，個人和平臺方對信息和數據的法律屬性有不同要求，立法部門不僅要傾聽企業的聲音，也應關注普通網民的基本訴求；讓子彈飛一會兒是可以的，但法律的作用是瞄準，立法部門既要給網絡發展以空間也要同步加速跑，不能等著市場來告訴怎么辦；行業自律是好事，關鍵是行業不自律、企業不自律怎么辦，沒有法律支持老百姓怎么辦？
談到大數據交易時，李欲曉說，大數據交換和交易分為三步，權屬的劃分，規則的確定，制定交易的價格。“這個過程是理性的，我國恰恰是在沒有專門法律的環境下對大數據規則的劃分，這種情況下我們不要把第三步變成第一步去做，這樣可能會出現市場和整個社會的混亂。”
北京師范大學互聯網政策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薛虹以《電子商務法》立法為例，提出電子商務立法首先是要消除原有法律的障礙，其次是盡量不破壞原來的法律體系。“創新確實是這部法律的核心，首先對法律客體的創新。以前這方面我們把這個法理解為流通領域的法，這是局限性的理解，這部法律應該是針對‘三全’的原則，全球化，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的互通。”
阿拉木斯表示，互聯網立法的首要目的就是促進發展，讓創新有法可依，使得我們的法治建設盡快跟上產業發展步伐，同時要堅持鼓勵發展，立法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我們要加速或者確保這一進程的順利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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