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衛報》認為大數據削弱了人們的同理心。

我們的確不清楚斯大林是否真的說過：“一個人的死亡是悲劇，數百萬人的死亡僅僅只是個統計數據而已”,但這話似乎是正確的。

前蘇聯獨裁者剝奪人們的生命，其數量大得驚人，簡直難以置信。然而“難以置信”只是我們形容數字巨大時所采用的文字描述而已，實際上，人們并不知道如何處理一些與己無關的龐大數字，其結果令人驚訝。

1992年一項研究試圖了解人們如何為沒有市場價格的事物估價（比如環境或者生命本身）。這類研究要求人們為非石油覆蓋區的海鳥或者某一觀點等東西定價。

1992年的研究是這樣的：它分別詢問受試者愿意花多少錢來拯救2000,20000,200000只石油覆蓋區的海鳥，以此來測試災難規模如何影響人們的感知成本。最后的結論是：災難的規模對感知成本影響不大。人們愿意花80美元拯救2000只海鳥，花78美元拯救20000只海鳥，花88美元拯救20萬只海鳥。

這種現象常常被人們忽視。我們似乎不能有效地處理越來越多的數據：正如石油覆蓋區的海鳥實驗一樣，現實生活中上百萬人的死亡不過是個統計數字而已，而不是一個具體的人。

這項研究給我們諸多啟示。行為經濟學已經證明：我們依靠偶獲的靈感，直覺和猜測選擇人生的道路。一旦這些靈感被龐大的數字所遮蔽，這便成了一個不能處理的巨大問題。因此，這充分表明巨大的數字有違人性。我們遠離人，鳥以及他們賴以生存的家園。

如今，幾乎所有的公司和政府都在通過大數據了解我們的生活，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停下來想一想：

Loran Nordgren和Mary-Hunter Morris McDonnell兩位學者對海鳥實驗稍作改變，他們探究的主題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互動。在論文中，他們用兩個實驗探討了一個悖論：為什么作惡越多卻被認為損害更少。

第一個實驗中，他們把受試者分為兩組，并告訴第一組受試者財務顧問欺騙了3個客戶，告訴第二組受試者，財務顧問欺騙了30個客戶，然后要求受試者決定該對財務顧問處以何種懲罰——1年到10年不等的監禁。第一組受試者認為財務顧問應該被囚禁4.8年，而第二組則認為財務顧問應該被囚禁3.8年，然而，對第二組受試者而言，財務顧問欺騙了30個客戶，是第一組的10倍。

第二個實驗更能說明問題。他們告訴受試者為了避免破產，一家食品公司明知食品致病，卻依然將它投入市場。一組受試者被告知有2個人生病了，另一組受試者則被告知有20個人生病。

和第一實驗一樣，前一組受試者認為應處以5.8年的監禁，遠遠高于第二組的4.2年。同時，他們還引入了第三組——這一組受試者被告知有20個受害者，一位受害者的圖片也出現在實驗中，她是一名22歲的學生，名叫Sara.第三組受試者認為責任人應該被判處5.8年監禁。. Nordgren and McDonnell不明白為什么作惡更多的人反而沒有遭到更嚴重的處罰。這和他們過去的結論一致。

第二個試驗中，Sara的出現證明個體形象能夠幫助我們處理龐大的數字。慈善機構非常善于利用這一點，他們深知要獲得災難援助和定期捐款，單個受害者的形象往往比事實和統計數據更具說服力。

但是，只是關注個體未免顯得有點落伍。同情心也可以被看做是種虛情假意的一種表現，如果換做是在從前，說大話或是宣布什么重要的話題，甚至都不用考慮那些討厭的事實。我們不相信那些訴諸感情的東西而相信事實依據。如今，我們絕大多數人，或者說數字時代的所有人已經越來越多的使用數據。

數字規模越大，人們同理心越來越弱，兩者之間的差距影響深遠，而且相比斯大林的格言和海鳥實驗，其作用方式更微妙也更普遍。

數字化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以這種方式獲得政務服務，管理自己的金錢——甚至我們與朋友交流的方式也越來越依賴數字媒體——數字化監管意義重大。

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這個鴻溝無處不在。政府的非法偵探，智能電視竊取用戶信息以改善語音指令，Facebook將用戶動態告訴朋友，Uber玩弄用戶數據導致公關危機，我們無力將數據庫與一個個真實的人連接起來。大數據正在剝奪我們的人性，數據規模越大，我們越缺乏同理心。

Dan Hon是Code for America的內容總監，他經常就“同理心鴻溝”發表文章，他將此描述為組織機構和受眾之間的距離，而且最糟糕的是組織機構經常忽略受眾的感受。”

“感受”真的非常重要，它難以測量。組織機構總是想了解人們想知道什么，而且在這方面得心應手，但是卻不知道人們的感受。

感受不能創造數據。雖然不能被量化，但是社會，經濟和人道主義精神對數據的產生和使用影響深遠。現在，不管是否能夠測量它。我們必須承認同理心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