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查事實角色時代數據
阿桑奇將手里的秘密材料交給《明鏡》周刊之時，如何從海量的、各種神秘符號的材料里找尋到雜志需要的新聞與故事？既是挑戰，也表明新聞業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在這個時代，最重大也最技術的問題是：如何進行事實核查。
2010年7月26日，“維基解密”網站創辦人阿桑奇在倫敦召開記者會，公布7.7萬份駐阿富汗美軍作戰行動的機密文件
對于《明鏡》的事實核查員博托特·亨格來說，他的工作內容在2010年參與維基解密的報道之后發生了變化。《明鏡》擅長做調查性新聞報道，少不了接觸一些手握證據的“吹哨者”。作為事實核查員，亨格需要在前期核實這些材料的真假。“以前不過是幾張紙，但那次是光盤里數以萬計的文檔。”從2010年6月到2010年10月，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陸續交給了《明鏡》三批材料，包括9.2萬份來自阿富汗戰場的秘密文件，有關伊拉克戰爭的39.2萬份文件，以及25萬份外交密電。除了辨別真偽外，亨格還面臨著這樣的任務：怎樣幫助記者從這些海量的干巴巴的數字、含混不清的軍方暗語和縮略語中生產出文章？
“數據新聞”的概念在維基解密事件之后被頻繁提及。根據《哈佛商業評論》上2013年7月一篇名為《大數據的興起》的文章中所做的統計：“2000年，全世界全部存儲信息中只有25%是數字化的，其余的都保存在紙張、膠片和其他模擬介質上。但是由于數字數據數量的增長十分迅速——幾乎每3年就翻一番，這種情形很快發生了逆轉。如今，在所有存儲信息中只有不到2%是非數字化的。”過去信息匱乏的時候，記者的大多數精力都在尋找和搜集信息上。而如今不僅“吹哨者”能輕而易舉用一張光盤提供大量數據的爆料，政府也在努力開放各種數據庫，爭取執政的透明化，因而處理數據變得更加重要。“數據新聞”指的就是對數據進行分析和過濾，從而創造出新聞報道的方式。它可以是以數據為原料或者是以數據的方式對某個題材來做展示。
《明鏡》周刊并不是數據新聞的先行者，在這點上英國《衛報》要更超前。它在2009年就開辟了“數據博客”，用數據新聞的方式探索報道不同領域的事件。所以《衛報》的高級作者尼克·戴維斯在得知阿桑奇手中有一批美軍陸軍情報分析員曼寧帶走的秘密文件時第一個在布魯塞爾約見了他，并且用“《衛報》有一支很好團隊可以來深度研究和加工這些素材”來說服了阿桑奇。阿桑奇接著又提出了讓《紐約時報》和《明鏡》周刊加入進來。數據新聞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通過“信息圖”（Infographic）來將數據進行可視化的傳達。《衛報》數據新聞團隊的負責人西蒙·羅杰斯早在2005年做《衛報》的新聞編輯時，就是編輯部與信息圖制作部門的橋梁，致力于將新聞可視化。
法國《世界報》編輯部內容審定的情形（攝于2009年）
“不可否認，《衛報》在這點比我們做得更成功。”亨格說。比如同樣涉及對阿富汗和伊拉克戰場上傷亡平民數量的呈現，在之后的報道中《明鏡》只是制作了傳統的柱狀圖，而《衛報》則借助谷歌地圖提供的免費軟件googlefusion來將戰爭中人員傷亡情況標注于地圖上，一幅紅點密布的地圖顯得格外觸目驚心。鼠標點擊后彈出的窗口則有詳細的說明：傷亡人數、時間、造成傷亡的具體原因。
那么阿桑奇為何主動要求《明鏡》的加入？知名度和調查性新聞報道的傳統都是阿桑奇考慮的因素，另外一個便是事實核查部門的力量。一直對事實核查保持關注的美國記者克雷格·斯沃曼曾經在一篇名為《維基解密是如何轉包核查的重任》的文章中，寫道：“如果這些數據由‘維基解密’直接在自己的網站上公布，可能人們關心的焦點是它的真實性。而當三家傳統媒體在提煉出真實有用的數據，并在此基礎上講述故事，人們才有可能去思索其中的政治內涵。”阿桑奇在與三家媒體合作的過程中，一直是以媒體人的口吻企圖與三家媒體平起平坐，這招致了三家媒體記者很大的反感，認為他不過是一個消息源，缺乏傳統媒體的實力與責任感。接下來阿桑奇在網站上公布了25萬份外交密電就是這點的證明。亨格就告訴我，他和另外兩家媒體的工作人員花費了很多時間去確定敏感人物的名單，接著將他們的姓名做了屏蔽處理，每隔一小時就將這種屏蔽的結果共享。“隨著密電的公布，我們的努力便付之東流。”
《明鏡》集團擁有世界最大的事實核查團隊。事實核查所隸屬的檔案部有100人之多。檔案部是個更為廣義的名字，包括資料收集歸檔、核查員利用自身背景專長協助記者來做研究，以及對稿件進行事實核查。檔案部的100位員工中，有65位同時兼作研究與事實核查，另外35位是做資料的歸檔工作。整個檔案部是從資料的收集與歸檔的功能慢慢擴充起來的。當一位檔案資料員告訴《明鏡》創始人魯道夫·奧格斯坦，在一篇已經發表在雜志上的文章中，有一處和他所掌握的資料不符合時，奧格斯坦就決定要在印刷之前就請這些檔案員能夠將文章核查一遍。于是慢慢地，檔案員和事實核查員就成為兩種不一樣的分工。
“只有形成專長，才能在事實核查時敏銳地發現錯誤。研究與勘誤是相輔相成的。”亨格說。核查員們在周一到周三沒有稿件審核的時間，他們會根據記者選題的需要，提供相關資料和個人意見。周四和周五則在專心致志地看稿。每條和事實相關的而不是主觀表達的詞匯他們都要畫線并核對。人名、地名、時間、數字這些是最基本的，接著才是混雜著事實的帶有觀點推衍的論述。一篇在雜志上1頁的文章，核查時間是1小時左右。而2007年《明鏡》周刊的一個講美國次貸危機如何產生并席卷全球的報道史無前例地做了20頁左右，由于里面涉及了大量數字和術語，5位事實核查員共同協作了3天才看完。
《明鏡》創始人魯道夫·奧格斯坦（攝于1962年）
亨格是65名事實核查員中的一名，他的研究領域是國土安全與情報，因此有機會參與到維基解密事件的報道。“不同于以往單純鑒定材料真假，我的角色有點像編輯部和IT部門之間的聯系人。記者們有他們關心的問題，而IT部門則有如何編排這些數據的工具，我需要按照記者們的要求來和IT部門商量，怎樣以一種可以理解的形態來呈現這些數據。”亨格這樣說。
亨格告訴我，《明鏡》的記者們對三部分密件中和德國相關的內容最為關心。根據阿富汗戰爭日志，《明鏡》出版的是美國373特種部隊的封面。封面的核心文章由戰爭日志中的數據還原了兩個場景：一個是在2009年6月24日深夜，373部隊執行暗殺塔利班指揮官埃米爾·簡·穆塔基的任務，空中射殺了6名被鑒定為“敵方”的男子，其中包括那名指揮官。另一個是2007年6月17日，373部隊為了殺掉基地組織指揮官阿布·雷斯而襲擊了一所穆斯林學校，最終發現沒有找到這位恐怖分子指揮官，倒是有6個死去的孩子。《明鏡》發現，在戰爭日志中，暗殺名單是以一個臨床醫學上的名稱“聯合優先效應列表”（JPEL）來表示的，名單上包括了塔利班、毒梟、炸彈制作者和基地組織成員。每個人名之前有處理編碼，從戰爭日志中一共找到84份有關JPEL的行動記錄，行動編碼已經排到了四位數，這足以說明總的目標人數有多么龐大。而涉及傷害平民的事件還更多，德國政府知曉美軍這種有針對性地消滅塔利班武裝分子的行為。
“《明鏡》的記者原來也掌握一些丑聞，比如曾經美國軍事高官詹姆斯·馬克斯向周刊記者證實，美國在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前夕，德國在伊的兩名情報人員向美方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情報，它導致了美國提前向伊拉克發動進攻，德國政府在公開場合是絕對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我們就希望從有關伊拉克戰爭的文件中尋找能夠提供支持的更多信息。”亨格說。
在明確了記者們的寫作主題之后，亨格就要協助IT部門一起將海量數據分門別類。“和《紐約時報》以及《衛報》相比，我們有個很明顯的優勢就是我們將有用的數據全部導入了公司內部的檢索系統。這讓數據運行有一個安全且快捷的平臺。”《明鏡》內部有個名為DIGAS（英文為DigitalArchiveSystem）的電子資料庫，它由最早的紙質檔案庫發展而來的。那35位檔案資料員每周都會為《明鏡》增添6萬份新的文章到它的數據庫中，它們來自300多個出版源，包括了幾乎所有的德國出版機構和部分國際出版物，所有周刊記者在世界各地都能登陸到這個數據庫進行資料檢索。“比如那25萬封外交密電，每封的標題都是關于某個領域的信息，我們就提煉出核心詞，在資料庫里可作為檢索主題。它沒有想象的簡單，因為有的類別的信息是記者不需要的，有的又要按照記者需求創造出新的類別，好做關鍵詞的搜索。”
鑒定真偽的工作是在梳理數據的過程中同步進行的。“我們會和德國軍隊交給議會的報告來做比對。”亨格說。“這批文件的真實性絕對沒有問題。只是有時候我們發現之前從其他消息源得知過某次沖突中美軍有傷及平民，但是在來自戰場地秘密文件中卻找不到記載。”
在檔案部主管浩克·杰森博士看來，事實核查員能在數據新聞的時代擔當重任，并不是偶然的。“核查員們各自有專門的研究領域，并且很多人還擁有對應的博士學位。像經濟組的事實核查員，他們本身就會經常使用到各種數據庫來進行數字的核查，對分析各種數據之間的相關性一點也不陌生。”杰森博士說，“事實核查員和記者是性格迥異的兩種人。前者不介意那種大海撈針的感覺，愿意花費精力去尋找事物彼此之間的聯系；記者是外向型的人，帶有急功近利之心，總想很快找到一個好故事。因此成為數據分析員，從無限的數據流中建構出意義與結構，正是事實核查員們在新時代的角色。”在維基解密的報道之后，《明鏡》成立了專門的數據新聞報道小組，兩位成員是來自紙版《明鏡》的記者，還有兩位記者來自明鏡在線，亨格以及幾位事實核查員也是這個小組的成員。
對數據新聞的參與，也意味著核查員從被動審稿變為主動供稿，由幕后走向臺前。亨格給我展示了一件正在制作當中的數據新聞作品，它將發表在明鏡在線的數據博客上。“我們想用數據來說明，《圖片報》并不是如它標榜的那樣‘無黨派’。”亨格說。《圖片報》是德國和歐洲發行量最高的日報，也是一份向來被《明鏡》所不屑的低俗小報。“獨立”和“無黨派”這兩個詞出現在報頭下方，是對于報道風格的承諾。“我們選取了報紙上‘贏家與輸家’的欄目來做數據分析。在過去的16年中，這個欄目一共有1萬篇文章，其中2200篇涉及政治家。我們發現來自自由黨的人，被冠以‘贏家’的頭銜最多，而海盜黨和左翼黨經常被界定為‘輸家’。這說明了《圖片報》有明顯偏右的黨派傾向。定量分析在揭穿對方謊話時往往更有說服力。”
這種事實核查員主動貢獻才智的新聞作品生產方式，得益于美國人比爾·艾戴爾的創造。在2011年的一次國際記者節上，杰森博士遇見了艾戴爾。他曾為美國佛羅里達州《坦帕灣時報》的網站工作，在2007年時為網站建設了一個名為“政治事實”（PolitiFact）的網站，專門檢測2008年總統大選候選人發表的言辭是否準確。每位候選人的觀點以及對未來執政的許諾被艾戴爾拿來做事實核查，之后被分為從“真實”到“錯得離譜”（PantsonFire）等幾個級別。艾戴爾也因為這個網頁，獲得了2009年的普利策新聞獎。自此之后，許多國家的媒體都開辟了對政客言辭進行事實核查的版塊。《明鏡》周刊是德國第一家開辟類似專欄的媒體，現在專欄改成出現在明鏡在線的網站上，由杰森博士負責，名字叫作“是不是敏豪森？”（Münchhausen-check），敏豪森是德國民間故事里的一位吹牛大王。9月份德國進入了競選季，這個專欄也發揮了它去偽存真的作用。亨格作品的制作思路，聽上去有點像數據新聞和“是不是敏豪森”的結合。
德語的屏障讓德國媒體避免了來自國際媒體機構的競爭，因此在傳統媒體轉型上，美國與英國的媒體走在前列，其中也包括事實核查部門如何在大數據時代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和功能。但正是因為《明鏡》事實核查部將一種好的新聞傳統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才可以保證它轉向數據新聞的制作后也不輸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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